纪的城堡风格，但拙劣的设计水平让它们看上去就像一块笨拙的大石头。柏林动物园里的那座炮塔直接被叫做“动物园”（其实际占地面积非常大，远远超出动物园本身的范围），它是3座炮塔中最大的一座。我个人更喜欢称它为一座地堡，因为在战争末期，它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同地堡一般。动物园地堡的地上建筑共分5层，每层的高度非常惊人，叠加起来整个楼比动物园里的树木还要高出40米。其墙壁为2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层，窗户配有不锈钢窗板保护，可以根据受攻击的情况来开启或关闭。
动物园地堡总体呈正方体形状，在4个角上分别竖起一座高塔，如同中世纪城堡一样。每座高塔上都有一组128mm的防空机枪，总数一共是8挺，交织而成的火力网能够有效阻止敌人轰炸机的进攻。在机枪下面的城墙中，还部署着12门大炮，分别位于4个方向，主要用来阻止低空突破的飞机。这5层从上到下依次为：机关枪士兵的营房；一座拥有两位外科医生和100张病床的医院；存放着博物馆珍品的储物室；能够容纳1。5万人的两层防空楼。在地下还有另外3层建筑，分别包括厨房、厕所、电力供应和军火弹药等设施。
另外两座高射炮塔，一座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北面，靠近地铁站的地方，另一座则在兰茨伯格大道东边。这两座不如动物园地堡那么庞大，但同样都被武装得牢不可破。通过这几座炮塔，德军将领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军的推进情况。流离失所的平民纷纷逃入炮塔中寻求庇护，塔内防空楼和医院的实际人数都远远超过了设计标准。每一条走廊、每一个房间里都挤满了避难的人，人们就像罐装沙丁鱼一样相互紧贴着。由于过度使用和缺乏冲洗水，厕所很快就被堵死不能用了。医生和护士们都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塔外掩埋尸体，因此医院的过道很快就成了停尸间，随处可见大量的残肢断臂和其他腐烂的身体器官。
除了这几座高塔外，我在柏林城内几乎看不到其他的城防设施。在每个主要路口，疲惫不堪的国民突击队士兵将燃烧的汽车、装满水泥的油桶和其他能够找到的一切废墟都拼凑起来，组成一个个临时的坦克路障。这些路障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想对付苏联军队的T…34坦克，最有效的武器还是铁拳式火箭筒。这些致命杀手主要被希特勒青年团布置在大楼的地下室中，用以阻止苏军的进攻。尽管这种火箭筒威力非凡，但由于数量有限，根本无力延缓苏军的步伐。苏联军队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内，就迅速突破了施普雷河、汉克河、哈韦尔运河一路防线，矛头直指纳粹的最后巢穴。
第十一章 疯人院
疯人院（1）
从元首地堡返回后，我直接去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她一看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地堡里的情况，还问我是否见到了希特勒，我回答说“没有”。虽然我偶尔从门缝里瞥到了几眼，有几次还半路遇到了他，但我始终觉得那不算是真正见面。在地堡的这几天里，尽管很多时候都看不到希特勒，但我依然能感到他鬼魅般的身影无处不在。接下去，格特鲁德的问题让我一下子愣住了。
“你见到爱娃·勃劳恩了吗？”
“爱娃·勃劳恩？她是谁？”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对她一无所知）。
“你不知道？”她显得有些吃惊，“她是元首的情人。”
“不可能！元首怎么会有情人？！”我盯着她的眼睛说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不符合我印象中那个孔武有力、充满男子气概的领袖形象。二战中，所有德国人都被纳粹欺骗，笃信希特勒是个一心为国操劳，不会为儿女私情这等琐事牵扯精力的真英雄。我妈妈甚至还对我说过，希特勒，承担不起结婚所付出的代价。
格特鲁德医生坦承，当她刚听闻此事时也和我一样的惊愕万分。“我那时也不敢相信。”她说道，但格特鲁德把爱娃看作心目中的“女英雄”，她告诉我爱娃特意从布彻斯加德赶到希特勒身边陪伴他。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否可信，长久以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将希特勒看作超脱凡俗的救世主，突然之间出现了情人一说，当然令人难以接受。我又跑去问阿克斯曼，他当然知道爱娃·勃劳恩是谁。于是，我惊呆了。
每次到地堡里送信，接收的军官总会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好样的，小伙子！办事真让人放心。”他虽然嘴上那么说，却从来没赏给我一杯水或者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我每次的任务并非都和军事相关，有时候也要帮格特鲁德从哈思医生那儿取些医疗补给回来。当然两者之间的优先级毫无疑问，永远是军事情报第一，医疗补给第二。
有一天我从紧急出口进入地堡，路过前厅的时候意外地遇上了希特勒。当时他正斜靠在墙上，听着鲍曼在那儿手舞足蹈地讲些什么。大厅另一端还有一位党卫队军官，一些士兵正在紧张地搬运各种箱子。在地堡最后的那段时期，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个装满机密文件的纸箱子被搬到花园中付之一炬。只是在那样的天气环境下，这种销毁方法效果并不太好，许多文件被风刮得满地都是。
同一天晚些时候，我沿着帝国大楼的过道前往防空洞。一路上，我看到走廊里挤满了人，里面有许多女兵，看上去她们的样子都差不多，一样肮脏不堪的军服，一样污秽不清的面容。但我马上认出了其中的一个人，汉娜·瑞奇，传说中那位迷人的女试飞员，不过她现在看上去精疲力竭，更像一个从散兵坑里爬出来的士兵。她身上到处都是泥浆、尘垢、油污和灰土，看起来有点神志不清，但精神却依然亢奋。让她如此亢奋的原因是她身边那位躺在担架上的空军军官，那个人依然穿着一套空军制服，外面盖了一条军毯。我立刻注意到他衣领上别着的军章：橡树叶镶钻剑骑士铁十字勋章！他有一张俾斯麦式的脸庞和大大的鼻子，看情形他伤得很重。毯子的下半截已经被鲜血浸透，一位医生正用夹板和绷带小心地医治他的右脚。我不知道那只右脚还能不能保住，那个人始终闭着眼睛，看样子，他可能已经昏迷了。
在他们身旁有两个党卫军士兵，其中一个说：“这个女人不愿意离开他。”瑞奇一直紧紧握着那个男人的手，不停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我挤开拥堵的人群向她走去，等到靠近时，我发现她的情绪非常激动。我立刻敬了个礼并说道：“瑞奇夫人，我们在赫兹伯格见过面。”（我的祖母认识瑞奇的父母，多年前她曾带我去过瑞奇家，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瑞奇）
没等我说完，她就愤怒地打断我：“我不是什么瑞奇夫人，我是空军上校瑞奇！”
究竟是什么让她如此暴怒？
凑近一看，我发现她的手上和脸上都沾了不少油污。她上身穿着一件飞行员夹克衫，但衣服的尺寸有点过大，套在她娇小的身躯上显得松松垮垮，里面的白衬衣已经变黑，有些地方都扯烂了。她激烈的反应让我有些吃惊，我不敢再多说话，更不敢继续提问。
事实上，担架上躺着的那个人是德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空军上将冯·格雷姆（Ritter Von Greim）。他是德国空军在整个东线战场上的总指挥，而瑞奇则是他的妻子。这是一对不同寻常的夫妇，男方高大、成熟，具备大将风范；女方娇小、美丽迷人、风姿卓绝。两人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誓死效忠希特勒，无怪乎瑞奇会对格雷姆的伤势如此紧张。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对夫妇抵达柏林是这段日子里最不寻常的插曲之一，他们的到来也证明了虽然希特勒迷信自己的军事天才，但他的疯癫狂乱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希特勒还在为戈林的公然叛变感到怒火难平。阿克斯曼起初也认为戈林应当被就地正法，但后来当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时，马上意识到这是鲍曼设下的圈套，他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希特勒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他的接班人，他认为格雷姆是个不错的人选，不仅战功卓著，广受尊敬，而且还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的妻子瑞奇作为希特勒的老朋友，同样是纳粹最忠实的拥护者。希特勒决定任命格雷姆为空军总指挥，并晋升为帝国元帅。希特勒本可以通过电话或电报的方式下达命令，可他却固执地让格雷姆亲自到柏林来接受封赏，结果这一固执就差点让这位倒霉的将军白白丢了一条性命。
疯人院（2）
当时，柏林上空几乎完全被苏联封锁，勃兰登堡门附近的那条小跑道也已经被苏军团团围住。几天前斯佩尔之所以能从这里全身而退，一是走得比较早，二就只能说是运气好了。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格雷姆夫妇还能死里逃生，活着抵达柏林，实在只能说是奇迹了。在出发前，格雷姆的副手卡尔·科勒曾经劝过他，让他不要前往柏林。科勒认为，盟军的空中轰炸已经将位于奥巴萨尔斯堡的南方指挥中心夷为平地，同时，希特勒、鲍曼、戈林等人的官邸也遭受严重损毁。在各条战线上德军节节败退，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再打下去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牺牲。但是格雷姆根本听不进部下的劝告，他的本性让他无法违抗希特勒的旨令。瑞奇更是个坚定的纳粹主义分子。如果第三帝国真的要上演最后一幕绝唱，那她肯定会义无反顾地跳上中心舞台，第一个成为“殉国者”。
第二天，这对夫妇从原驻地出发飞往柏林东北部的雷赫林机场，那里停放着一架直升机，他们希望能开着它直接飞到大臣花园的花园里。但他们的美梦落空了，那架飞机由于严重受损难以正常飞行，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一架福克·乌尔夫190飞机，甚至还请来了将斯佩尔安全送往柏林的那位飞行员。但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福克·乌尔夫190机舱狭小，除了飞行员，无法同时搭载瑞奇和体形硕大的格雷姆。瑞奇当然不愿被单独抛下。她发现在飞机尾部有一个紧急出口，虽然很窄，但由于她只有1。5米高，身材纤细娇小，因此还能够勉强挤进去。准备完毕后，他们开始以较低的高度向市中心飞去。为他们护航的是40多架空军战斗机，这些宝贵的战机面对着苏军严密的火力网一架又一架地送了性命，以此为代价所执行的却是一个连格雷姆自己都一无所知的秘密任务。
当格雷姆夫妇抵达加图机场时，随行的护卫战机已经所剩无几，连他们自己的座机也损伤严重，无法继续飞行。剩下惟一可用的飞机就是一架两座的小型教练机，无奈之下，格雷姆只有亲自驾机，带着瑞奇一起飞往勃兰登堡门的飞机跑道。正当他们向柏林市中心进发时，灾难开始降临。在地面上进行巷战的苏军发现了飞机，立刻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子弹穿透了薄薄的机身防护层，直接命中格雷姆的右脚。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无法继续驾驶，一旁的瑞奇见状立刻侧身紧握方向盘，艰难地控制着飞机。经过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疾行、闪避、穿越、翻飞后，飞机终于降落到勃兰登堡门的跑道上。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带上他们，飞一样地驶向希特勒的党总部。
当格雷姆抵达地堡时，他才终于知道这个“非常”任务究竟是什么。当希特勒眉飞色舞地宣布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时，格雷姆痛苦地躺在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病房里，捂着那只严重受伤的右脚哀号。但希特勒却依然情绪亢奋，在那间小病房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斥责部队将领、党卫军、戈林甚至德国人民的懦弱无能。他不停挥舞着愤怒的拳头，脸色铁青地说道：“现在我一无所有，所有的忠诚都成了背叛，所有的誓言都成了谎言。德国人民丧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德国士兵都是懦夫，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会遭苏联人蹂躏，还是临阵脱逃。戈林白白糟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希特勒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越说越兴奋。
这真是个可笑而又奇怪的场景。为了护送格雷姆安全抵达柏林，许多战斗机连同它们的飞行员都成了苏军的炮灰。而这位新任空军总指挥官还严重受伤，至少3天不能动弹。一些飞机被派往柏林准备接回格雷姆夫妇，在中途也被一一击落。面对自己引发的这些荒唐事，希特勒还极力狡辩。他责备他的空军元帅应该学会灵活变通，不该亲自冒险。即便是普通士兵，面对不合理的命令也会拒不执行。希特勒大概忘了，自己刚才还在没完没了地强调所有人都要坚决服从他的命令，不管是怎样的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会被处决。
当格雷姆还在地堡中接受治疗时，地堡外的局势正迅速恶化。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旧帝国大楼外面看到的场景，那儿放着一个巨大的洗衣盆，里面装满了浸没在血水中的残肢断臂，周围还有许多腐烂的躯体。这个盆原来放在医疗室里，不知谁把它拿出来搁在了露天。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可怕的人体残躯，或许他们根本不屑于此，或者也可能他们自己都被苏联火炮击中，直接被送进了鬼门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照料伤员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在纳粹党总部，原本仅能容纳15人左右的病房里已经挤进了30多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除了空间紧缺，必要的医疗绷带和药品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鲁德医生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缺水。
“快拿水来！”她经常这样绝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须冒险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儿会有临时供水车。刚开始我们使用大口果酱瓶装水，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首先是瓶盖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剧烈奔跑时那么多瓶子也不好拿。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10升装的金属盆，这样每天来回取水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真是感谢上帝，大大减轻了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天还忙着送急件呢。但到最后那一两天，取水的危险任务都交给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疯人院（3）
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装尸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尸都被堆积在地下室的楼梯旁，等到苏军的炮火稍稍减弱时，再把这些尸体拖到后院中。有一次，苏军的进攻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决定冒险将他们年轻同伴的尸首挪到屋外掩埋。刚等他们跨出门口，一枚苏军迫击炮弹就从天而降，夺走了两个年轻的小生命。掩埋尸体的人自己却成了冰凉的尸体，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心酸。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聚集在出口边，等待着外面炮火的停息。过了一会儿，一个传令兵做了一个冲锋的手势，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几秒钟后，他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弹身亡。
“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