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道别（5）
从小到大，纳粹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仇恨敌人，尤其是苏军，这么说丝毫不夸张。但在我心中，对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仇恨。即便是对那两个把我狠揍一顿，差点要我命的苏联小战士，我也永远不会有半点仇恨，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人。当我看着那辆熊熊燃烧的坦克车，惟一想到的是里面那些可怜的战士，想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友。我体验过那种被火烧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惧的回忆。我只能祈求上天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暂避的那间房子，准备取一个新的火箭筒。一进屋，发现到处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浓烟和尘埃。由于担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间里硝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隐约中前方出现了出3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3个姑娘。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箭筒，正准备出去向敌人开火。
“不！”我惊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们不听劝告。我转向哈尼斯寻求帮助，但他却说：“如果她们想战斗，就让她们去吧！”
“可她们是医护人员！”我激动地叫起来。
哈尼斯默不作声。
我们开始向楼上攀登。我拿着突击步枪在前面带路，哈尼斯在后面拿着2只火箭筒。经过炮火蹂躏后，楼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踩上去摇摇欲坠，有几级甚至不见了踪影。
从楼上透过墙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街道上的动静。在马路的另一端，几个苏军士兵正倚靠着一堵墙壁，向街角处的一幢房子进行猛烈射击。我悄悄地瞄准他们，开枪射击，枪声响起，那几个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们是找个地方隐蔽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撤退。不一会儿，第二辆坦克出现了，缓缓地从被击毁的同伴身旁开过，由于路面太窄，还差点撞上了同伴。在它后面跟着一队苏联士兵，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我的步枪射击。我向哈尼斯示意，让他把火箭筒递给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洛特突然出现在楼底下，她扛着一个火箭筒，径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后！”我以最大的声音吼道，但显然还不够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线上，我一下子紧张得咬紧牙关，但洛特似乎还是像在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里一样平静。她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火，然后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废墟中。她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我也没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飞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离后，我才转过头，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战果：直接命中目标！第二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相似的身影从里面跳出来，迅速逃离了现场。但这次，我没有再去想坦克里面的人的命运，我的思绪全都集中在异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当然还是少得可怜。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一些需要进行手术的病人，但格特鲁德医生却根本无能为力，一方面是由于设备的短缺，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欠缺。这样的病人只能把他们送出诊所。随着苏军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炮弹和手榴弹碎片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德军头上，伤员的数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时间，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越来越繁忙。
鲍曼已经离开了他的党总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里。其他几个高级的纳粹军官和文官也追随他的脚步，在大臣花园中苟延残喘。现在，党总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阿克斯曼的指挥部，同时也是我的新家，他的两个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边。
虽然和高级官员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低落，沮丧、麻木的情绪快要让我崩溃了。常常这时候，阿克斯曼就会说一些好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他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即将问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谓的复仇武器V…1（“V”型飞弹）和V…2（战争期间首种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也是惟一一种）都已经停止了生产。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来自奴隶工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在盟军解放了这些地方后，武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而那时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最后的道别（6）
此时，鲍曼已经成了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除了担任陆海空军的总司令，他还是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负责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职务使得鲍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挡箭牌，他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权决定哪些人能面见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进进出出的报告都要经过鲍曼这关，经过他润色修改后才能上报给希特勒。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总管”，风头压过戈林和希姆莱。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但阿克斯曼却是个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团由于誓死效忠希特勒而获得嘉奖，希特勒特许阿克斯曼直接向其汇报，阿克斯曼因此也将“无条件效忠元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第十章 深入地堡
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苏军动用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对柏林市区进行猛烈轰击，持续不断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将我从党总部的地下防空洞中惊醒。我和阿克斯曼的两个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挥中心里，说它是指挥中心还真有点抬举了，里面的房间非常狭窄简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头了。我们只有两张军用帆布床，几个人就轮流睡。几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刮胡子。格特鲁德医生的医务室就在我们隔壁，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地下室的走廊里堆放着许多死尸，有些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些被烧焦了，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便在地下，还是能听见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轰鸣声。每当炮弹击中头顶上的地面，都会传来一连串令人胆战的爆炸，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伴随着每次炮击，天花板上掉下一层层灰，房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炮火带来的硝烟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墙壁，弥漫在整个地下室中。在党总部楼顶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机枪，不时地朝苏军方向进行猛烈开火，子弹划破天空发出的嗖嗖声回荡在头顶上。
哈尼斯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是人间地狱，我的生命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所剩无几。我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和烟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们依靠厨房里堆积着的罐头食品过日子。掌管厨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妇女，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莱曼妈妈”。多数的罐头上面都没有标签，只有打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多半装的是肝泥香肠和红血肠，掺杂些咸肉末或者咸猪油，还有些罐头里装着黑面包，但不管是什么都很难吃。防空洞里没有生活用水供应，但却不缺少酒，这主要归功于鲍曼。纳粹官员们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槟和烈酒。我们用葡萄酒和香槟来泡茶，甚至连洗脸都离不开它们。
幸运的是“莱曼妈妈”还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鱼和法国吐丝等等，不过数量都很少。我们可以在她的小餐厅里分享这些美味，那个餐厅由两三张桌子拼凑而成。有一次，哈尼斯还从地堡专用的面包房里弄来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莱曼妈妈”把这些面包均等地分给我们，包括格特鲁德医生病房里的那个苏联士兵也有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腹泻，但由于药品短缺我们只能强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国吐丝和烈酒，希望能杀灭体内的病菌，但这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党总部内的厕所污秽不堪，淤积的粪便堵塞了下水道，使得整个厕所臭气熏天。更要命的是，餐厅就在离厕所不远处，不时传来的阵阵恶臭令人倒胃，在那种环境下吃饭简直是痛苦的折磨。造成这种环境的主要原因除了过多的人员外，还有冲洗用水的缺乏。当时，只有地堡还能保证冲厕用水和清洗用具的供应。
从表面上看，鲍曼是为了陪在希特勒身边才搬到地堡，但我也怀疑，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个人安全的考虑。许多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文职官员都和他一样出不了城，他们都纷纷逃离了危险的地上办公室，潜入帝国党总部地下室和其他一些防空洞、地堡、避难所躲藏起来。有些幸运者还挤进了专为军队将领准备的更为幽静的地堡中，每当夜幕降临时，地堡的大小走廊里就会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和衣而睡的纳粹军官，他们全都被白天繁忙的战事搞得疲惫不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充斥着大量的纳粹文官，他们终日酗酒，让自己陷于酒精麻醉中，从而暂时摆脱战乱的阴影。
4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元首地堡。不仅如此，我还将前往元首地堡内的纳粹最高军事指挥部。阿克斯曼要求我陪同他离开威廉姆斯大街，一起前往元首地堡。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一片茫然，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已经疲乏不堪，没有力气再做思考，本能地接受了阿克斯曼的命令。等到我能够思考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勉强爬起床，跟着阿克斯曼出去了。我们的脸上围着泡过酒的手帕，在街道间急速穿梭奔走。威廉姆斯大街早已被苏军的喀秋莎炮火所覆盖，而且由于现在敌人逐渐逼近，我们还面临着狙击手的威胁。那些可怕的狙击手很快将这儿变成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从地下冒出头来，就会马上成为他们的猎物。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狙击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命运。神奇的是，我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且顺利抵达大臣花园。经过府邸正门的时候，那里早已没有任何守卫。我们在大臣花园里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士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如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卫头子约翰·汉斯·拉登胡伯的办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识，他很快为我签发了通行证，还带我到武器库去领了一把华尔瑟手枪。我把枪放到口袋里，跟着阿克斯曼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食品储藏室，穿过一个隧道，来到地堡的大门口。大门经过层层加固，外面有两个卫兵把守。卫兵们依然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但身上的制服已经不是帅气的黑色军礼服，而是一套普通的军装。他们只向我们敬了个礼，没有更多的盘查，这令我非常惊讶。要知道，我的兜里可揣着枪，却没有人上来搜查。我之前一直听说，由于希特勒地堡周围的安全局势非常紧张，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求进行搜查，并没收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带着手枪面见希特勒。但显然，我的第一次访问就打破了这个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元首地堡内部的混乱局面。为了通风的需要，地堡里的门经常敞开着。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连门口的卫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还经常从花园里的紧急出入口直接进入元首地堡，因为那儿离党总部的距离比常规路线至少缩短一半，而减少一半路程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风险。
深入地堡（2）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亲手杀死希特勒。确实，我是有这个机会的，好几次我离希特勒仅有数米远，但我的回答是我不后悔，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当时根本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今天的人们也许不能理解这一点，但这的确是事实。作为一个成长在纳粹德国的16岁少年，我早就被纳粹彻底洗脑，在我的思想中，纳粹是世界上最神圣完美的政府，我从来都未曾质疑过这一点。和多数德国人一样，我狂热地崇拜希特勒，即便是到了战争末期，希特勒虚伪、罪恶的魔鬼形象已经表露无疑时，我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崇敬。你可能会问：“难道你没有听过犹太人的遭遇吗？你没有听说过集中营吗？”我的回答是我从未听到地堡内外的人谈起过任何有关犹太人和集中营的事，当时我所理解的集中营与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直到多年以后，我再回忆起这段过去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已经陷入怎样的恐怖和罪恶中。
从一个更加实际的层面上来说，我也不后悔没有杀死希特勒，因为如果当时我真那么做了，可能的结果不是被当场枪毙，就是被立刻吊死，甚至还会被挂在肉钩上慢慢折磨而死，我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向你们讲述这段往事。
进入地堡上层，我首先来到一个被称为“公共休息室”的房间，有时候它也被叫做餐厅走廊或者餐厅过道。房间很狭小，屋顶很低，里面摆放着一张栎木桌。地堡内的多数低级员工、警卫士兵、传令兵和秘书都会在这里用餐，食物主要是来自地堡上的食品储藏室。我来的时候，这儿已经成了戈培尔的孩子们的游乐室，桌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儿童图书。他们同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也会围着餐厅的桌子坐成一圈，相互嬉戏打闹，还会捉弄一旁的卫兵。年纪较小的孩子会趴在地板上玩耍，稍微大一点的就在屋内屋外捉迷藏，快乐温馨的场景让人感受到家庭特有的和谐气氛。起初，我一直以为特劳德尔·琼格是他们的保姆，因为大多数时间她都陪着这些孩子，喂他们吃饭，和他们玩耍，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希特勒的秘书。戈培尔一家的卧室位于地堡上层入口的右侧，工作人员在楼上为高级官员们准备好饭菜，然后再送到地堡下层的房间中。
现在，地堡已经成了戈培尔夫妇的新家，但这个家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好。不知是出于何故，他们彼此都难以容忍对方。虽然每次我看见他们时，这对夫妇都表现得相敬如宾，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两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虽然在个性上格格不入，但两人却都效忠纳粹主义，尤其是玛格达·戈培尔，更是疯狂地崇拜希特勒。
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地堡下层，那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上层。6个孩子共住一个房间，分别睡在3张双层床上，而玛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