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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非常喜欢戈培尔的孩子们。孩子们在布彻斯加德拜访希特勒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阿道夫叔叔”或者“元首叔叔”。玛格达承认，她自己与卡尔·汉克也有一段私情。汉克自己曾经写信给希特勒，请求他同意自己娶玛格达为妻。与此同时，戈培尔沉迷在与琳达的爱情中，甚至威胁要离开德国，一度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担任驻日本大使的职务。他的请求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希特勒警告戈培尔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将琳达遣送回捷克并且在德国和捷克禁演琳达拍的电影。戈培尔的第6个孩子也是他和玛格达最后生的一个孩子，他们为她起名为海蒂，海蒂常常被人称为“和解的产物”，但是戈培尔夫妇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1941年5月，玛格达试图带着孩子逃出德国前往瑞士，她在德瑞边境被抓住了。玛格达的这次逃跑恰好发生在鲁道夫·赫斯架机飞往苏格兰的时候。直到完全确信两起事件没有任何关联之后，希特勒才原谅了玛格达。其实，她不过是想逃离这段让她尴尬的婚姻。
希特勒的秘书托德·琼格后来说，她是“带着负罪感”为希特勒工作的。很多人好奇地想知道，一个人要着迷到什么程度才会为一个20世纪最可怕的恶魔（他一手制造了对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效力。和许多曾为希特勒工作过的人一样，琼格坚持说，她从未听到希特勒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最后的结局。希特勒早期的副官之一，党卫军上尉理查德·苏泽…克森（Richard Schulze…Kossens）也声称，即使在与希姆莱召开的绝密会议上，希特勒也从未提过要消灭犹太人。表面上看或许希特勒是清白的，他非常善于伪装。但是，希特勒成天将对“国际犹太主义”的谩骂挂在嘴边。他在集中营的设置上暴露出自己的野心，而且，在希特勒最后的一份政治遗嘱（就是琼格协助打印的那一份）中，体现出希特勒意图消灭犹太人的明显迹象。
如此多的女性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下，其实并不希奇。历史上，有很多漂亮而聪明的女性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强权人物，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为希特勒所折服的女性或许是被希特勒“催眠般”强权势力的光环所吸引，就好像那个时代无数着魔的女性一样，她们没有丝毫的踌躇和怀疑。战争结束后，这群女性才意识到自己做出了多么不光彩的惨痛抉择，至今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
那个下午，希特勒在和秘书们共享下午茶的时候，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他仍然坚持自己会留在柏林。爱娃·勃劳恩已经表达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意愿，但是希特勒坚持要爱娃躲到相对较为安全的布彻斯加德。爱娃的盲目奉献赢得了往昔对她不屑一顾的情夫的赞许，事实上，爱娃的确陪着希特勒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喝完下午茶以后，希特勒宣称他要思考一场战争，不过秘书们可以休息一个下午。于是，爱娃·勃劳恩带她们去了希特勒在老大臣花园的起居室，她们开着唱机，品尝着香槟。不久，马丁·鲍曼加入了她们的行列，鲍曼的酒量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变大了。希特勒的医生——鬼鬼祟祟的西奥多·莫雷尔也加入了秘书们纵情声色的队伍。苏联人的炮声在城东面此起彼伏地响着，这群女人们伴着战前流行歌曲《红玫瑰带给你快乐》的伤感曲调开始跳起舞来。
纳粹不断地掩盖着事实真相，殊不知，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清事实的真相，但是，我就是那群一再盲目相信的人之一。希特勒的生日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那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广播报道，所有战线上的盟军都被打败了，德国通过不懈努力将战线推到了敌人一方，德国军队的大反击终于开始了。在经历了让人灰心丧气的一天之后，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并不知道，占领霍夫的行动早在5天前就开始了，到4月20日时已经结束了，我在军事医院里的同伴到那时都做了战俘。科隆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法兰克福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德军已经缴械投降了。苏联第5军正在迅速包围柏林。4月13日，维也纳落入了苏联人手中。4月17日，大约3。5万名德国士兵，其中包括30个将军，在南部投降了。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早上，苏联军队在南面（距离柏林城只有不到30公里），已经拿下了距柏林东北面不到5公里的布雷斯劳，并迅速地向前挺进，大炮已经架在了哈弗尔河畔。苏联人的炮弹已经落在柏林东北面大片郊区的土地上，现在，苏联人夺过了我们那些能够发射半吨弹药的武器，已将枪口对准柏林。
希特勒和他的女人们（6）
我在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丝毫没有意识到，德国的抵抗组织在前一晚已经开始行动，虽然该组织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的残酷镇压，但是那天晚上，德国抵抗组织再次站了起来，他们代表了德国人民对强加在他们和首都头上的命运进行的抗议。抵抗组织的几十个人昨晚在柏林城的墙上写满了“绝不屈服”的字样。这是193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反法西斯行动，人民公开反对希特勒和戈培尔，拒绝把德意志首都葬送在火海中。盟军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支援，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抵抗的勇气和力量。漫天飞舞的传单上，希特勒被称为“狂人”，希姆莱则是“走狗”。在几个月前，散布这些“叛逆的侮辱性”用语的人还可能被送上绞刑台，但是，现在柏林人觉悟了，他们开始抵抗。然而，纳粹政权内部还有许多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就在那天早上，10个营的民兵向西出发，支援几乎丧失了战斗力的第9军，企图开辟新的阵线。他们出发的消息传开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猜测，柏林实际上已经崩解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益。
在苏联人的装甲坦克和火箭炮的双重攻击下，第9军也正在瓦解。苏联卡车上发射的一枚火箭炮就足以夷平足球场大小的区域。在苏联人低空战斗机的扫射下，一队队撤退的士兵纷纷被击倒。在前进的途中，民兵组织的下级连队与困乏不堪的正规军队不期而遇，后者刚刚逃离前线。双方讲述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事实，“伊万大叔来啦”。我们称苏联士兵为“伊万大叔”，称英国士兵为“汤米”。路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马拉车和半履带卡车，混乱一片，士兵们困顿的脸上布满恐慌的神色。士兵们很多天都没有分到配额供给了，只好开始抢夺民财。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混做一片，根本区分不开。路边横躺着无数士兵的尸体。疲乏的士兵闯入民宅，倒头就睡，不愿意前进，市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不少人在柏林城内痛苦地寻找着避难所。一些军官用枪指着逃跑的士兵，希望藉此整顿军威；另外一些军官则奉劝士兵们解甲归田，远离战争。德国战败了，所有人都害怕地躲避着党卫军，他们正在城里搜寻叛徒并处以死刑。流动军事法庭随处可见。士兵被吊死在路边大树上的情况也时时可见。很快，在苏联军队英勇的呐喊声中，这些行刑队成员的末日也来临了。
那天夜里，希特勒号召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他认为将击退敌人。这一次的目标是阻挡苏联军队坦克和大炮部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一群来自德意志劳工部的男孩组成了这支决心扭转战争局势的队伍。东面的战斗徒劳无益地进行着，阵线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公里之遥。英国皇家空军还在对柏林进行最后的空中轰炸，炮弹落地的巨大冲击力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夜里，纽伦堡失守了，那座见证了希特勒累累恶行的城市现在落到了盟军的掌控之中。
第七章 希特勒的孩子们
希特勒的孩子们（1）
第二天早晨，阿克斯曼向我介绍了一个人，她就是格特鲁德·胡恩（Gertrud Huhn），在以后的几天中她给了我很多帮助。格特鲁德是一位内科医生，在位于恺撒大道的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任职。她是医院病房的负责人，工作地点在一个地窖中。实际上，病房的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急救站。地窖位于防空洞的下层，里面可能有10～12个病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火灾中受伤的救火队员。房间里的病床数量很少，医疗设备和补给严重匮乏，红十字急救箱里仅有一些最基本的绷带和药品。
我们都叫她格特鲁德医生。虽然她比我们年长不少，但和我们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纳粹的欺骗和蒙蔽。她是一个善良温和的女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她的病人（后来一位受伤的苏联士兵也来到了这里，她同样给予他关心和爱护）。格特鲁德医生非常聪明，对身边的每个人都很体贴关照，同样，她也狂热地崇拜着希特勒，随时愿意为希特勒和纳粹献身。
在恺撒大道的病房中，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孩担任格特鲁德医生的帮手，她们同她一样，都是德国少女军团的成员。有几个女孩看起来只有14岁左右，她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格特鲁德医生也不例外，这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有3个女孩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雷娜特（Renate）是格特鲁德医生的助手，与她形影不离。从医学院毕业后，她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真正的医生，虽然她还是个小孩子，却常常装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看到新来的伤兵她就会情绪激动：“那些人都对你做了什么？”然后就会无奈地摇摇头。对于那些重伤患者，她会轻轻地把手放到他们的额头上，温柔地抚摸着他们的脸颊。她也会紧握住那些死者的手，暗自伤心流泪。
来自不来梅的谷德伦（Gudrun）具备出色的医护能力，是一个严肃谨慎的人。最后一位就是洛特（Lotte），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另外还有几个女孩，都是刚刚度过童年时期的孩子，却被该死的战争无情地卷到这地狱般的地窖中来。
尽管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城市，阿克斯曼依然保持着对纪律的高度服从。在前一天晚上他问我是否会骑摩托车，我说会，我向来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信心。但他显然忘了问我是否有驾驶执照，等到周六晚上他发现我没有执照时，立刻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他不会去做“违法的事”，于是他告诉我准备为我另找一个司机。我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因为当时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另找一人谈何容易。难道阿克斯曼认为在子弹炸药横飞的大街上还会有警察把我拦下检查执照不成？不过最后，我还是很为这个决定感到高兴，因为我和那个司机成了很好的伙伴。我想没有他的帮助，单凭我一人之力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他，想起那位消失在柏林废墟中的同伴。
这位同伴的名字叫哈尼斯，典型的柏林人，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实成员，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却是一个出色的司机。在接下去的一周中，我们要避开层层关卡、路障和街垒，将信息传递到柏林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工作，但每每坐上哈尼斯的摩托车飞奔时，我总会产生一种陶醉的快感，一股强烈的刺激和兴奋。我告诉他我曾在战场上受了伤，由于现场没有麻醉药，年轻的医护兵就把我的皮带塞进我嘴里，让我“咬住这块皮！”然后直接取出了我身上的榴弹片。后来，“咬住这块皮！”就成了我们在遇到困境时相互鼓励的话。我们还常常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一起挺过去。”
还记得第一次接受送信任务的那天早上，我们被告知要和卡尔·库茨克的部队取得联系。这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那里有我以前的同伴，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重逢了。当时，他们负责驻守一条通往柏林东部的交通要道，那条路位于雅各布斯多夫与彼得斯多夫之间，战略位置相当重要，苏联军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我盼望着早日能和库茨克团聚。这支部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骄傲，凭借顽强英勇的战斗表现，他们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阿克斯曼告诉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库茨克都不能撤退，“我们不会让元首失望的”，他说道。
当然，我并不知道同苏联军队相比，当时我们的实力是多么的虚弱。希特勒的狂妄至极让他不能容忍任何失败，对于失败的第一反应就是叱责指挥官的懦弱无能，甚至视他们为叛徒，却丝毫无视国内缺兵少将、弹尽粮绝的现状。不过，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库茨克的部队竟然还幻想着蓄势以待，后发制人以卷土重来。
哈尼斯和我迫不及待地坐上摩托车，从恺撒大道出发直奔彼得斯多夫。短短几天之内，整个柏林城显得比我刚来时更加残破不堪，那些之前没有被苏军炮火摧毁的建筑现在都已经坍塌了。我们驶出市区的时候感觉地面都在震动，每隔5秒钟就能听到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和榴弹发出的爆炸声。
我对哈尼斯说：“如果我们两个都被杀了，我们还会在地狱里重逢的。”
哈尼斯回答道：“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
几分钟后我们遇上了第一个麻烦。公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汹涌的人潮带着巨大的悲惨、沮丧、痛苦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饥荒和严寒摧残着他们的身心，许多人看上去都无力继续支撑，甚至连那些马匹都已经精疲力竭。路两边堆满了毁坏的卡车和马车，到处都有婴儿的哭声，母亲们绝望地抚慰着自己的孩子。我们被围困在人流中，一步也动弹不得。
希特勒的孩子们（2）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脱身时，在我身边的一个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似乎是刚从路边爬起来，伸出双手乞求似的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痛苦。他已经油尽灯枯，再也无力承受这份苦难了。
“我求求你，年轻人，让我得到解脱吧，我不行了。”
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痛快的了断。
“我再也受不了了。”他继续到，“求求你，我求求你，帮我解脱痛苦的折磨吧。”
“哦，我的上帝！”我对哈尼斯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们的口袋里都有枪，但我根本下不了手。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一位军士出现在老人面前，冷冷的表情中透着一丝麻木。他说道：“老人家，我不能杀你，但你可以用我的手枪自己解决。”
我神情麻木，和哈尼斯一起默默走开了，我们不愿目睹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情。枪声响起，哈尼斯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我转过头，看见那位士官取回自己的左轮手枪，老人的躯体已经瘫倒在路上。这时，从后面马车中冲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尖叫着扑倒在老人的尸体上，似乎是要保护他。我看见她的衣服上沾满了血迹。
“相信我，这样对他更好。”那位军士一边把手枪放回枪套，一边轻声对我说。他脸上显出同样精疲力竭的表情，让人感觉他好像也产生了同样的念头。
我对着哈尼斯吼道：“我们走！”我只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哈尼斯发动了摩托车，带着我迅速离去。我们离开了人群，沿着高速路向前行驶，很快，周围再也看不见任何人或车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的一辆车。战争中经常会发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