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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二十岁时被乡里推举为孝廉，不久就被朝廷任命为郎。从此，他便踏上了当官从政的仕途。只要他将过去的放达行迹稍稍收敛，以他的聪明才智与顽强进取，定能官运亨通。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他被推荐为洛阳北部尉走马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官署大门左右各悬挂了十多根五色大棒，申明凡有违反治安条例的，不论平民百姓还是豪强权贵，统统棒杀。北部尉的官职不大，主要负责管理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但洛阳位居“天子”脚下，权贵特多，实难治理，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差错。几个月后，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仗势违禁夜行，曹操不畏权贵，严令执法，一顿乱棒，将其活活打死。他拿宦官亲属“开刀”的严厉措施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从此“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治安环境顿时改观。曹操的这一举动无疑就是一篇“政治宣言”，他于人生仕途第一站，就敢于与曾受过恩惠的宦官集团决裂，在士大夫及民间博得了正直果敢的美名。后来，他又谋诛宦官，完全走上了背叛宦官集团的反面，多少洗刷了身世不清的“污点”。
后来，曹操又升为顿丘令、朝廷议郎。如果没有东汉末年衰颓腐败的朝政及不堪忍受起兵反抗的大规模黄巾农民起义，曹操可能还会得到提升。然而，不论他再有多大才华，在一个循规蹈矩没有生气，唯以儒家标准衡量一切的腐朽官场里，曹操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他的超常才能也难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以他早年的生活教育及在儒家眼里并无称道之处的操行品德而言，如果不是处于经学日渐衰微的东汉末年，人们的认识与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他就不会受到清议的认可与名士的好评，更不会被乡里举为孝廉出官入仕。时势造英雄，是时代选择并造就了曹操！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黄巾起义爆发。一直担任“闲职”的曹操受到重用，由六百石的议郎一下子提升为二千石的骑都尉，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一起带兵前往颍川镇压黄巾军。
与军队正式结缘打“交道”，这才是曹操真正的政治生涯之始。
此后中原大地上发生的一连串重大事件，都是以武力为前提既促迫又舒缓地展开的：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袁绍诛灭宦官、董卓率兵入京擅自废立、曹操陈留首举义兵讨伐董卓、关东诸将拥兵观望矛盾激化、群雄割据互相残杀战乱纷飞……在这一系列复杂频仍的事件中，曹操的意志与谋略虽然得到了锻炼，然而，他并没有从中捞到多大的“油水”与好处。没有一块可供立足的“根据地”，没有一支势力强大的军队，势力单薄得根本无法与各路诸侯抗衡。
于是，他采纳鲍信的建议，主动避开锋芒，转到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将矛头指向黄巾军。经过一番惨烈的殊死战斗，曹操以他那超常的智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大破青州黄巾军，“受降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收其精锐，号为青州军”。他将陈留起兵时一直追随左右的骨干视为亲信家兵，而改编整顿后的青州兵，便成了他手下的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他也得到了一块广阔的土地，自领兖州牧。有了固定的地盘、强大的军队及大批谋臣武将，曹操一跃而成为北方的大军阀，与冀州的袁绍、徐州的陶谦占据中原鼎足而居。
如果说收编青州军是曹操人生与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次巨大成功，它使得曹操有了能与各路诸侯争雄的“本钱”；那么，第二次巨大成功便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汉献帝刘协自他登基的第一天起，就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没有正儿八经地当过一天执掌实权、发号施令、至高无上的皇帝，常被手下的臣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尽管他是一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废物”，但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一个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度里，他受到了实权派人物的青睐，谁都想得到他、控制他、利用他，以他的名义号令讨伐、规范束缚他人而行自己之实。在这场激烈的“皇帝争夺战”中，最终获胜的却是原本没有多大声誉的曹操。
曹操占据兖州后，立即遣使长安，向汉献帝效忠，达到了一箭双雕之效，不仅得到了献帝对他自领兖州牧的正式承认，还获得了献帝周围一班文武大臣的好感，为西迎献帝、总揽朝政创造了条件。后来，他又不放过任何一次表白心迹忠于皇上的机会，以获取献帝的深深信任。不久，献帝对他身边一批擅权作威的大臣极为不满，自然就想到了“忠心耿耿”的曹操，暗中召他进京。求之不得的曹操赶紧带兵赶到洛阳，担负起保卫京都及献帝的重任。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曹操总揽朝政后，为了真正达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决议将献帝迁到自己的大本营许县。他担心迁都会招来非议与动乱，就玩了一个相当巧妙的计谋，他说洛阳没有粮食，想把献帝暂时迁到离许县很近、运粮比较方便的鲁阳。这样一来，就没有引起他人过多的怀疑与反对，结果平稳而顺利地将献帝转移到了许县，并定都于此。
献帝刚到许都，曹操就得到了不少实惠，为奉正统，关中地区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他兵不血刃，仅凭献帝的名义就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领土。迎献帝于许县，的确算得上是曹操的“得意之作”，当然，对他的许多非议也由此而来。从战略上看，他将献帝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就占据了名正言顺的主动地位，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大臣，他可以以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任免政府官员并动用军队征讨所谓的“叛逆”。而从汉献帝的角度而言，他一直处于窘困流徙的尴尬状态，谁都想胁迫他利用他，也不论落到谁的手中，他都不会真正执掌朝政，也只能做一名傀儡。自从得到曹操的“保护”之后，他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免除了被废、被杀的危险。汉献帝虽然没有强大的个人实力，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与正统地位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不少割据者的分裂野心，对维护中央集权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早在曹操下手之前，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建议他将献帝迎到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伐叛逆。几经周折，袁绍最终并未采纳。等到曹操因迎献帝而大获其利时，袁绍这才感到了后悔，但也永远失去了一次获取正统地位的良机。这也是袁绍事业的一个转折，尽管他此时势力远居曹操之上，但失去了天子“庇护”，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曹操人生与事业的第三次巨大成功便是因以少胜多而垂名青史的官渡之战。
不论从军队的数量，还是武器装备而言，曹军都远远不及袁军。但曹操士卒精练，他又善于出奇谋用奇兵，以退为进、避实击虚、奔袭乌巢、烧毁敌粮，灵活、机智、果断，自始至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而大获全胜。后来，曹操的对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谈及这场战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
官渡之战不仅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也使得整个北方为之震撼，冀州各郡纷纷倒戈相向，投降曹操。以官渡之战为转折，曹操逐一荡平群雄统一北方，奠定魏国基业，便是一件势如破竹、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他的人生事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崭新而辉煌的鼎盛时期。
面对的双重改变 三
曹操的评价之谜主要表现在他的一言难尽。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其言行举止往往因评价者所取的角度不同，观点与看法截然相反。就上的真实曹操而论，他不是某一理念的化身，而是具有多重性格、正邪兼揉的复杂人物，也就是说，他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一个丰富完整、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曹操的“完人”形象，当更为准确贴切。
小时候，他就喜欢弄点恶作剧，并将这种“把戏”玩到了他的叔父身上。据传说，曹操的叔父一直看不惯他那无拘无束的行为，常到他父亲那里去告状，而每一次告状的结果免不了会遭来父亲的一顿斥责与怒骂。曹操对此又恨又怕，后来就转动脑子想了一个法子整治他的叔父。一天，他远远地看见叔父走了过来，就故意做出一副张牙咧嘴的样子，将一张小脸扭曲得不成人样。叔父惊异地问他：“你这是怎么啦？”曹操回答说自己突然中风了。叔父吓得不行，赶紧跑去告诉他的父亲曹嵩。曹嵩一听也急了，忙将曹操叫去一看，并未发现半点异样，就说：“叔父刚才说你中风，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玩得好好地，怎么会中风呢？肯定是叔父不喜欢我，就这样故意诬告我、诅咒我。”曹嵩一听，也就听信了儿子的话。此后，叔父又来反映曹操的不是，曹嵩就不肯相信了。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放荡无度了。
传说固然当不得真，即使所言不虚，也是小孩子的调皮捣蛋，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可那些反对、丑化曹操的人却总是以此为据来证明曹操的奸诈与生俱来、无可更移。
另一则曹操忘恩负义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说的是曹操不肯与董卓同流合污，带领几个亲随骑兵改名换姓逃出洛阳，抄小路朝东边他的家乡谯县急驰。出虎牢关路过成皋时，到他过去的好友吕伯奢家里借宿，突然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又听得“缚而杀之，何如”的人语，曹操以为是友人家属为邀功请赏而捕杀自己，遂先行下手，挥刀杀死八名无辜后，却发现厨房里绑着一头肥猪。疑误杀人之后，一行人只得继续逃窜。结果途遇沽酒买果而归的吕伯奢本人，曹操又一错再错地乘机挥剑将友人砍于驴下。他对自己的残暴行径辩解道：“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同行的陈宫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曹操回道：“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以上故事出自罗贯中之手，见诸《三国演义》第四回，充分说明了曹操的多疑不义、残忍自私及强词夺理的虎狼之心与卑鄙丑恶。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简直成了后来的独夫民贼们所信奉的一句格言与人生信条，在上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与影响。
然而，这段故事也只是罗贯中的“演义”而已。类似的记载还见之于《魏书》、《世语》、《杂记》三书。
据王沈所著《魏书》记载，曹操投奔吕伯奢，适逢友人不在。他的儿子及几个同伴见到曹操那健壮的马匹及珍贵的财物，顿起不义之心，不禁动手抢劫。曹操发觉，为夺回财物，便亲手将这几人杀了。由此可见，曹操杀人之举当属自卫性质，并无多少非议之处。
郭颁的《世语》一书比《魏书》稍晚，然内容则大不相同：曹操到吕伯奢家时，伯奢不在，他的五个儿子便热情地款待曹操。曹操疑心主人害他，趁天黑动手杀死八人而逃。这则记载明显是曹操出错，误杀无辜。
而比《世语》又晚的孙盛所著《杂记》，则在《世语》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产生误会的细节，就是将食器相碰之声误以为是兵器撞击之音。曹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向他“下手”了，便“先发制人”地趁黑将其杀死而逃，事后还凄怆地说道：“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乍一看，作者所记内容并无多大更改，加一细节后，还使得曹操的杀人变得更加“合情合理”了，只是附着其后的那一句话语，才算绝妙的“神来之笔”。这笔一加，曹操的形象就发生了本质变化。
曹操在奔逃途中误杀吕伯奢家人决不会是空穴来风，看来还真有其事。但所杀是吕伯奢儿子一人，还是有他儿子的同伙及其家人，有否吕伯奢本人，所记就不一致了。从《魏书》到《世语》至《杂记》而《三国演义》，随着后人对曹操的评价越来越低及脸谱化的逐渐定型，这段故事也就越添越多，杀的人也由同伙变为家人再到《三国演义》中还有吕伯奢本人，并逐步根据需要“画龙点睛”地加上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奸言奸语。
就曹操误杀吕伯奢家属这一事实本身而言，客观而论，曹操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产生某种失误与幻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后人叙说及评价的角度不同，添上一些细节、言语后，其褒贬也会泾渭分明。我们仅由这一故事的演变就可以想见后世文人及民间艺人在曹操身上该是添加了多少看似“合情合理”的不实之词。
还有一则流传较广的“割发代刑”故事。一次，曹操率军经过一片麦田，曾下令道：“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军令如山，全体将士小心谨慎唯恐触犯，骑兵们都溜下战马，一手攥紧缰绳，一手扶着麦子慢慢前行。没想到曹操本人座下的战马突然受惊，猛地一下窜入麦田，将小麦踏倒了一大片。曹操自己触犯军令，立即叫来主簿，主动要求惩处。主簿说：“根据《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主帅可以免受刑处。”曹操道：“制定法度自己违反，怎能统率部下？只是我身为一军主帅，不可自杀，那就让我自己处罚自己吧！”于是，他举起宝剑将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权且充当脑袋扔在地上以代死刑。对此，有人认为曹操治军严明，严于律己，难能可贵，值得称道；也有人以为这是曹操玩弄权术故作姿态，十分虚伪；还有人分析这不过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割发代刑”的闹剧，可鄙可笑。同一则故事，分析的角度不同，对主人公的态度不同，便可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解释。
本文半点都没有要为曹操“翻案”的意图，只不过引导读者如何一点点地剥去后人披在曹操身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外衣”，尽量再现一个真实的曹操，还他的本来面目。
当然，曹操身上之所以容得下厚厚的“外衣”，脸上能够涂抹一些厚厚的“白粉”，与他本人的德行操守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那不甚检点的言行及有亏的操守为后人的“演义”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与基础。比如撒谎骗人、飞鹰走狗、不务正业、心思难窥、阴鸷猜忌以及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不择手段等等。他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我行我素，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半点都不顾忌旁人的议论评说，时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教的事情，自然为封建道德所不容。
然而，当曹操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走上从政之路后，他似乎革心洗命，开始规规矩矩地当官做人了。为了改变屈辱的宦官家世，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以曹操的智慧而言，他肯定能于一眼就可窥见官场的虚伪，因此，哪怕做出一些姿态，也是十分必要的。是的，他需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得到世族清议的好评，获得谋官上进的政治资本。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过多地苛刻自己改变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人生本真。他与宦官集团决裂，首举义兵讨伐董卓，颇有一股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