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罪状的罪行。第二天，3 月18日，审讯结束，判决不言而喻是：“证明没有犯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
这洗雪了冯·弗立契将军个人的罪嫌，但是并没有使他复任［355 ］原职，也没有使陆军恢复它以前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些独立性的那种地位，因为这次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公众并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3 月25日，希特勒致电弗立契，祝贺他“诙复健康”。仅此而已。
这位被黜的将军在法庭上不愿指控希姆莱，现在却采取了一个最后的无益的姿态。他要跟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决斗。由贝克将军亲自严格按照过去的军人传统拟就的挑战书，交给了冯·伦斯德将军，要他作为陆军年资最长的高级军官转交给党卫队头子。但是伦斯德有点害怕，把这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几个星期，最后竟给忘了。
冯·弗立契将军，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德国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他最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在12月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玛高特·冯·舒茨巴男爵夫人，从信里可以看出，他像许多其他将军一样，在思想上陷入了多么可悲的混乱状态。
尽管元首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功，但仍有许多人对前途愈来愈感到担心，这真是奇怪的现象？？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德国要再度强大的话，我们必须在3 个战斗中取得胜利：1。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希特勒已经打赢了这一仗。
2。对天主教教会，或许说得更明确些是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3。对犹太人。
我们正处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而对犹太人的战斗是特别困难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个战斗的错综复杂性。
1939年8 月7 日，正当战云密布之际，他写信给这位男爵夫人说：“不论是在和平时期或者是在战争时期，在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
我将同我的团在一起，只是作为一个活靶子而已。因为我不能呆在家里。”
这确实就是他所做的。1938年8 月11日，他被任命为他的旧部第十二炮兵团的名誉团长，这是一个完全名誉性质的职衔。1939年，9 月22日，他在围攻华沙的时候，成了一个波兰机枪手的靶子。4 天后，在一个寒冷、阴暗的雨天早晨，他在军事荣誉仪式下被埋葬在柏林。据我的日记所载，这是我在柏林的整个期间天气最糟的一天。
随着弗立契在20个月以前被免去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已经对德国可能反对他的最后一个堡垒——老派的、传统的陆军军官阶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在1938年的春天，由于他在奥地利的妙计获得成功，他又进一步控制了陆军，表现出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出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而且，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陆军获得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置于无法防御地位的战略位置。必须赶紧利用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
4 月21日，纳粹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后的11天，希特勒召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讨论绿色方案。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1937年6 月24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11月5 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1938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1938年4 月21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 绿色＇ 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 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 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358＇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4 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3 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1918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内问题，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100万匈牙利人，50万卢西尼亚人和325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祖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 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1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1/4 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遇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1918年5 月30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定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359＇ 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1933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 Ｓ。Ｄ。Ｐ。＇ ，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1935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15000 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3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3 月28日同希特勒密谈过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 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12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Ｒ·威尔逊在5 月14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16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来了，列举了10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5 月17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5 月30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1938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