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把朱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1932年的1。75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50亿马克，而这一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20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12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了。实际上，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25％，工资还减少了一点。尤其是，没有损失浩大的罢工了，其实，任何罢工都根本没有了。这种不听话的表现在第三帝国是ｖｅｒｂｏｔｅｎ（禁止）的。
劳工的农奴状态
在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变成了一种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
所谓劳工阵线在理论上代替了过去的工会，但是它并不代表工人。按照1934年10月24日创立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它吸收的不仅是工薪生活者，还有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宣传组织，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骗局。它的目的，正如该法律自己说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官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劳工阵线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而是像纳粹德国除军队以外的差不多每个其他团体一样，是国家社会党的一个整体部分，或者，如它的领导者莱伊博士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醉鬼”（蒂森语）
所说，是“党的一个工具”。的确，10月24日的法律规定，它的工作人员应当来自党的队伍、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而他们果真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以前，1934年1 月20日颁布以“劳工宪章”著称的全国劳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把雇主提高到过去那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地位——当然雇主还得听从权力无所不包的国家的干预。雇主变成了“企业的领袖”，雇员则变成了“Ｇｅｆｏ1 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属”）。这项法律的第二节规定，“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
而且就像在古时候领主该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负责一样，根据这项纳粹法律，雇主也得“对他的雇员和工人的福利负责”。反过来，这项法律说，“雇员和工人得对他忠诚”，那就是说，他们得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即使在工资问题上也不得如此。
工资是由劳工阵线所委任的所谓劳工托事来拟定的。实际上，他们按雇主的愿望拟定工资，根本没有规定要在这类问题上哪怕是征询一下工人的意见。虽然在1936年以后，因为军备工业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图用提高工资来招引工人，国家的命令仍把工资标准压着不提高。关于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点，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当政初期说，“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计件为根据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264＇同美国相比，把生活费用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都算在里面，德国的工资一向是比较低的。在纳粹统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1932年每小时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6。1分降低到13分。
1936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6。95美元。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6。29美元。
虽然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职业，但是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萧条的1932年的56。9％减少到繁荣的1938年的53。6％。同时，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却从占国民收入的17。4％增加到26。6％。固然，由于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和薪水的全部收入从250 亿马克增加到420 亿马克，增加了66％。但是，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得还要多得多，达146 ％。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都惯于在公开演说中痛低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称他们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对官方的统计数字作一番较为清醒的研究——或许没有什么德国人愿意伤这种脑筋——就可看出，从纳粹的政策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受到痛骂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后，德国工人的净得工资减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税，对疾病、失业和残废保险的强迫扣款和劳工阵线会费以外，体力劳动者，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还经常受到压力要对纳粹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作愈来愈大的捐献，这种慈善事业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赈）。许多工人由于不对冬赈捐款，或者捐款的数目被当局认为太少，而丢了饭碗。一个劳工法庭同意这样立即开除工人，它说，这种不肯捐款的行为是“敌视人民社会？？
要受到最强烈谴责的行为”。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赋税和捐献占去了一个工人工资总额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作娱乐活动了。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帝国的农民如何被农场继承法束缚在他的土地上。同样，农业工人也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实际上，必须说，这是唯一没有人遵守的纳粹法律；因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间，有100 多万（130 万）农＇265＇ 业工人改行到工商业部门工作。但是对工业工人来说，这种法律却是贯彻了的。以1934年5 月15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1935年6 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1935年2 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1938年6 月22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
显然，这种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20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于从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以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体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儿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官方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作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2。5 万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10艘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作海上游览。本作者曾参加过一次这种游览，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党领袖们组织到了（使我觉得）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国工人们却似乎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266＇ 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25美元，别的远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许多海滨和湖岸都被接管过来，供数以千计的夏季度假者游慈，在波罗的海卢根的海滨，要修建能容纳两万人的旅舍，到战争发生时还没有竣工。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11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雪履租费和滑雪教练费在内。
体育运动的每个部门都由“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组织规模也是庞大的，据官方数字表明，每年参加各种运动的有700 多万人。这个组织还以极低的票价安排看话剧、歌剧和听音乐，从而使劳动者得以欣赏比较高级的娱乐，这是纳粹官员们常常自夸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还有它自己的由90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不断在全国巡回演奏，常常在不常能听到好音乐的小地方演奏。最后，这个组织接管了在共和国时期办得很发达的200 多个成人教育机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运动——并把它们继续办下去，虽然在教学中夹杂了大量的纳粹思想。到头来，不用说，这些娱乐费用还是出在工人身上。据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每年会费收入在1937年达到1。6 亿美元，而在战争开始时已超过两亿美元大关，这笔帐是极为含糊的，因为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党的财务处掌握的，而后者是从来不公布它的帐目的。劳工阵线会费收入中拨给“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是10％。但是，个人为假期旅行和娱乐所支付的费用，虽然很便宜，在战争发生前的一年也达到了12。5亿美元。工资生活者还有一笔重大开支。劳工阵线是纳粹党在德国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2500万成员，它成了一个臃肿的官僚政治机构，有数十万领全薪的职工。事实上，据估计，它的收入中有20％到25％充作了行政费用。
希特勒对德国工人搞的骗局，还有一个值得顺便提一提。这就是Ｖｏｌｋｓｗａｇｅｎ（“大众汽车”）的骗局，“大众汽车”是元首心血来潮忽发奇想的产物。他说，每个德国人，或者至少每个德国职工，都应当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当时，德国人每50个人中才有一辆汽车（而美国是每5 个人有一辆汽车），职工们往返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共车辆代步的。现在希特勒下令要为职工生产只售990 马克（按官方汇率合396 美元）的汽车。据说，他本人曾参预了在奥地利汽车工程师斐迪南·波尔彻博士监督下的这种汽车的实际设计工作。
由于私营工业不能生产出只售396 美元的汽车，希特勒下令由国家来制造，并叫劳工阵线来负责这个计划。莱伊博士的这个＇267］组织很快就于1938年在布劳恩希威格附近的法勒斯累本着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年产150 万辆汽车，纳粹宣传家们说，“比福特公司还要多”。劳工阵线拨出了5000万马克作为资本。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经费来源。莱伊博士的巧妙计划是工人们应当通过一种叫做“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购置计划来自行提供资金一每星期付5 马克，如果一个工人认为他能付得起的话，就付10马克或15马克。在付了750 马克时，买主收到一个定单号码，他可以在汽车生产出来后就得到它。可怜的工人！在第三帝国时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力任何买主生产出来。德国的工资生活者付出了几千万马克，一个芬尼也没有偿还。到战争开始时，“大众汽车”厂就去制造对军队更有用的货物了。
德国工人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受了欺骗，沦为工资只足糊口的工业农奴，而且不像德国社会的别的任何阶层那么轻易地就信奉纳粹主义，或者为纳粹党的不断宣传所惑，但是，对于他们在第三帝国的劣等地位，他们似乎并不特别不满。这样说是很公平的。要不是德国工人作了极为巨大的贡献，在1939年9 月1日拂晓突然闯入波兰边境的巨大战争机器是绝不可能形成的。不错，他们是受到管制的，而且还不时受到恐吓，但是，别人也都是如此，而好几世纪来的管制已使他们像所有别的德国人一样习惯于服从命令了，虽然在这种事情上作笼统的概括或许是不明智的，但是作者本人对柏林和鲁尔的工人的印象是：虽然他们对纳粹政权的诺言多少有些不大相信，但是他们并不比第三帝国的任何其他人更有进行反抗的想法。他们既没有组织，又缺乏领导，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工人常会这样反问你。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愿意接受他们在纳粹德国的地位的最大原因是：他们又获得了职业，而且确信饭碗不会敲破。一个观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们在共和国时期饭碗朝不保夕的情况，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只要他们有全日工作在做，他们就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丧失政治自由甚至工会了。他们的活也不错，在过去，有那么多人，有多到600 万人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有这种自由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有了挨饿的自由而失去了意义。希特勒由于取消了挨饿的自由而得以稳稳地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个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劳和最守纪律的工人阶级）。但是得到他们支持的好处的不是他的幼稚浅薄的思想，也不是他的罪恶打算，而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战争物资的生产。
第三帝国的司法
从1933年的最初几个星期，当那些当权的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殴打和杀害时起，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就不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了。纳粹德国的司法界名人做然宣称：“希特勒就是法律！”戈林强调了这点，他在1934年7 月12日对普鲁士的检察官们说，“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事实确实是如此，这位独裁者说什么是法律，什么就是法律，在紧急的时候，如在血腥清洗时期，他本人就宣称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有随意处死任何人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他在这个血腥事件后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
在共和国时期，大多数法官。像多数新教牧师和大学教授一样，从心底里不喜欢魏玛政体，许多人认为，他们所作的判决，是为德意志共和国生活写下的最黑暗的一页，从而促成了它的覆亡。但是，至少在魏玛宪法下，法官们是独立的，只受法律的管辖，不会被任意撤职，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有宪法第一百零九条限定他必须保障人入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同情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很快就在国家社会主义实际统治下所遭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