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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会见后深信，他已经把施莱彻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回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避暑山庄。戈培尔对反对者总是不放心的，而对这个政客将军总是心怀疑惧，不是这么满有把握。他在听到了元首关于同施莱彻尔会谈的乐观报告后，在8 月6 日的日记中记道：“对于未来的事情，最好采取怀疑的态度。”不过，在一件事情上，戈培尔是有把握的：“我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决不放弃。他们除非把我们的尸体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并不像希特勒所想像的那么顺利。8 月8 日，戈培尔写道：“柏林来了电话。尽是谣言。全党进入准备状态，以便接管政权。冲锋队员们都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进行准备，党的领袖们在准备这伟大时刻的来到。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太好了。否则，就会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丰克来到上萨尔斯堡，带来了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莱彻尔像条蛆虫一样，又转了方向。他现在坚持；如果希特勒当总理，必须在取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权。丰克报告说，他的企业界朋友，对于纳粹党执政的前途感到担忧。沙赫特给他一个口信，证实了这一点。最后，这3 个人告诉希特勒说，威廉街方面担心纳粹发动政变。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8 月10日，戈培尔获悉，在柏林，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包围了柏林，力量越来越大？？
对于这一点，威廉街方面感到紧张不安。然而这正是我们动员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车去柏林。戈培尔说，他到那里“不会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唤，他随时都有准备。结果没有人召唤他，他只好自己求见总统。但在见总统之前，他先得见施莱彻尔和巴本。
这次会谈是在8 月13日中午举行的。经过极为激烈。施莱彻尔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在一个星期前的原来的立场。他现在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他得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这样就结束了会谈。*＇168＇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凯撒霍夫饭店休息。下午3 点钟时，总统府来了电话。有人——从戈培尔日记来看，大概是他——接了电话问道：“是不是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是那样，请希特勒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告诉这个纳粹党人说，总统“希望先跟希特勒谈一谈”。老元帅在他的书房中一手拄着手杖，站着接见希特勒，这样一个姿态事先就为这次接见决定了冷淡的调子。就一个年达85岁高龄，仅仅在10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达1 个多星期的人来说，兴登堡现在的神志却惊人的清醒。他耐心地听着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只有总统府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和陪同希特勒前来的戈林。虽然梅斯纳那里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材料来源，但是他在纽伦堡的供词是关于这次会谈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供词看来是可信的。
兴登堡回答说，由于局势紧张，他不能干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像国家社会党那样的一个新党，这个新党没有多数的拥护，而且是心胸偏狭、嚣张闹事、不守纪律的。
这时，兴登堡表现了一定的激动情绪，提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纳粹党人与警察的冲突、希特勒党徒攻击意见不同的人的暴行、对犹太人的殴辱以及其他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加强了他的信念，即在纳粹党内有许多不受驾驭的野性难驯的分子？？在恳切地谈了一通之后，兴登堡向希特勒建议，要他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合作，特别是同右派和中间派的政党合作，他应该放弃片面的独揽大权的想法。兴登堡说，他如果同其他政党合作，就能够表现自己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作出什么改进。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就，他在联合政府内的影响就会增加，甚至能占支配地位。兴登堡说，这也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国家社会党如果组织政府，它就会滥用政府权力，压制一切其他观点，逐步消灭其他观点。兴登堡说，他愿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至于这个政府的具体组成可以在以后再谈，但是他不能承担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的责任？？但是希特勒坚决拒绝使自己置身于同其他政党领袖讨价还价的地位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但是老总统在会谈结束以前，仍旧站着，严厉地教训了纳粹党领袖一番。根据后来马上发表的官方公报，兴登堡“感到很遗憾，希特勒先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按照在国会选＇169＇ 举前同意的那样来支持一个取得总统信任的全民政府”。在德高望重的总统看来，希特勒违反了诺言，但是却使总统对未来提高了警惕。公报继续说：“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社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公报从兴登堡的观点叙述了会见的经过，并且指出希特勒要求得到“控制国家的全部权力”。它的突然发表，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猝不及防，对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仅在一般公众中间是如此，而且在纳粹党人中间也是如此。这时，希特勒再次答辩说，他没有要求得到“全部权力”，他只要求得到总理职位和少数几个部，这已经没有用了。对兴登堡的话，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与此同时，动员起来的冲锋队员们这时已经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当天晚上召见了他们的领袖，同他们谈了话。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阵容。要对胜利在望的军队说，这次胜利己被剥夺，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那天深夜，这个矮小的博士阅读胖德烈大王的信札，寻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度假。他写道：“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党内同志中间。”他甚至不愿出自己的房门同他们交谈。“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我不想听到关于政治的谈论。我只要阳光、空气、宁静。”
希特勒也回上萨尔斯堡去享受这些东西，考虑未来。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第一个大好机会给错过了”。当时但泽的纳粹党须袖赫尔曼·劳希宁发现元首在山顶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诉他，“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然后大骂了巴本一通。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话的口气，不时流露出仿佛已经当了总理一样，他说：“我的任务比俾斯麦的任务还困难。我必须先创建国家，然后才能开始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国家任务。”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莱彻尔组织军事独裁，镇压纳粹党，那怎么办？希特勒猝然问劳希宁，当时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独立的自由城市但泽是否同德国订有引渡协定？劳希宁起初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个地方，在万一出事以后可以避难。戈培尔在日记中说：“有谣言说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现在，在遭到共和国总统和巴本一施莱彻尔政府的拒绝以后，而且尽管他担心他的党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仍旧决心要坚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压制了关于冲锋队举行政变的一切谈论。除了偶尔情绪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颇有信心，相信他总能达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议会取得多数，而是靠曾经把施莱＇170＇ 彻尔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种手段：靠幕后诡计，一种两个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戏。
过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个榜样。8 月25日，戈培尔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然后记道：“我们已同中央党进行联系，即使只是为了要对我们的对手施加压力也罢。”第二天，戈培尔回到柏林，发现施莱彻尔已经发觉“我们向中央党进行了试探”。次日，他去见这位将军，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样。他觉得施莱彻尔似乎担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党的联合，因为如果他们一联合，他们就可以在国会里形成绝对多数。至于施莱彻尔，戈培尔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尔所说，同中央党的联系，只不过是作为对巴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结果却大为成功，这表现在国会中发生的一场滑稽戏一般的事件里，这个事件成了这个骑兵出身的总理未日的开端。原来，国会在8 月30日开会时，中央党同纳粹党一起选戈林为国会议长。因此，国会在9 月12日复会后开始它的工作会议时，将第一次由一个国社党人担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机会。冯·巴本总理事前从总统那里弄来了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在国会还没有开会着手工作以前就签发了它的死刑判决书，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巴本没有把命令带来。他带来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计划的报告，因为事前获得保证，如果共产党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就会有一个民族党议员在大多数其他政党同意下出来反对进行表决。对于这种动议，600 多个议员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就可以推迟表决。
但是当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把他的弹劾动议作为程序修正案提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党议员或任何其他议员起来反对。最后弗立克代表纳粹党要求休会半小时。
巴本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现在情况变得很严重了，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他派了一个信差火速前往总理府去取解散令。
这时候，希特勒在国会对过的国会议长府同他的议会党团开会，纳粹党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很感为难。他们觉得民族党不建议推迟表决是欺骗了他们。现在希特勒的党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产党的一个动议上投共产党的票了。希特勒决定硬着头皮这么做，虽然同共产党这样合作不是味儿。他命令他的议员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修正案，在巴本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国会之前就把他推翻掉。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戈林作为议长，＇171＇ 必须在议会程序上玩弄一些巧妙的诡计和手段。这个前空军英雄是个多才多艺、英勇大胆的人物，这在以后其他更大的场面中也得到了证明，他果然未辱使命。
国会休会半小时后复会时，巴本夹着那个按照传统装有他匆匆取来的解散令的红色公事皮包来了。但是当他要求发言时，国会议长假装没有看见他，虽然巴本这时已涨红了脸，站起了身子，手中举着那张纸，让全场议员都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就只有戈林一人没有看到。他的微笑着的脸转向另外一边。他宣布立即举行表决。据目击者的叙述，这时巴本的脸色已气得发白，他大步走向议长席，把解散令扔在他的桌上。但是戈林仍旧装着没看见，宣布进行表决。巴本在部长们（他们都不是议员）的跟随下大步走出会场。议员们进行了表决，结果是以513 票对32票，弹劾了政府。到这时戈林才看到了这张愤怒地扔在他桌上的纸。他向国会宣读了上面的内容，随后作出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撤除职务的总理副签的，它没有任何效力。
由于这场滑稽戏，德国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胜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他们的胜败程度如何，在当时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让人给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当时一直是被人当作笑话来谈的，正如弗朗索瓦一庞赛所说，即使在他朋友看来也是如此。同样清楚的是，国会这一次行动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兴登堡一手挑选的总统政府。但是采取这种做法，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人民对议会制度的信任吗？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吗？此外，人民不是已经厌倦了选举，纳粹党在一年以内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选举中不是可能丧失选票吗？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认为如此，并且认为，丧失选票对党来说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据戈培尔那天晚上的记载，希特勒“乐极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
国会后来很快地承认了解散令，新选举定在11月6 日举行。对纳粹党来说，新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
另外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大企业和大金融转而支持巴本了，因为他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让步。正如丰克所警告的一样，他们对于希特勒拒绝同兴登堡合作，对于在他们看来他的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和不惜同共产党合＇172＇ 作的倾向（国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尔在他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点：“钱非常难弄。有‘财产和教育’的先生们都支持政府。”
选举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正当纳粹党亟需经费在竟选运动的尾声中最后加一把劲的时候，这个行动使得企业界的人士更不愿意慷慨解囊了。戈培尔在11月1 日的日记中阴郁地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
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竟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参加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开始有怀疑了。”11月5 日，选举前夕的日记写道：“最后进攻。全党为避免失败，进行了拼命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弄到了1 万马克。这笔钱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选运动。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
命运，还有德国选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于崩溃中的共和国前途是有决定意义的。纳粹党丧失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 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这个数目，结果共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会党从133 席减少到了121 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党德意志民族党增加了将近100 万张选票——显然得自纳粹党，议席从37席增加到了52席。国家社会党虽然仍是全国第一大党，但是丧失200 万张选票却是个很大的挫折。纳粹狂澜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从远远不够多数的那一点开始退潮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希特勒要争夺政权，现在所处的地位比7 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软弱。
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