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 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烈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祗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希特勒从早年时代起就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他濒死的时候，在俄国前线附近大本营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他的天下开始崩溃和他的雄图化为泡影的时候，他还喜欢回忆他听到瓦格纳的伟大作品时的一切情景，回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回忆他从拜罗伊特音乐节、从无数次访问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别墅时所得到的灵感，在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温尼弗雷德仍住在那里，他有一个时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1942年1 月24—25日夜里，在德军第一次在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后不久，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将领和党内助手（其中有希姆莱）
谈话的时候曾经感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皑皑，寒冷彻骨，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两个因素，也是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第一次军事失利的两个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伟大灵感泉源之一。“我还记得，”他说，“我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雷德时的感情。说我受到了感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102＇ 感情于万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总是支持我的，甚至齐格菲·瓦格纳。我同他们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爱他们一家人，我也爱瓦恩弗雷德这所房子？？拜罗伊特十天音乐节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将来总有一次重饬这个圣地，我就非常高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结束后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圣诞树上的装饰卸下来的时候一样。”
虽然希特勒在那个冬夜的独白中一再说，在他看来，《特里斯但和伊莎尔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ｌｓｏｌｄｅ》）是“瓦格纳的杰作”，但是为德国，特别是为第三帝国提供这么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话的，还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龙根的指环》（《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这是连续性的4 部歌剧，取材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作曲家为了这部作品花了25年的心血。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是那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级和最真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再确实不过了。席林甚至认为，“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曾经用现代语言写过《尼伯龙根之歌》的当代诗人马克斯·梅尔宣称：“人本主义希望希腊诸神对我们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很少了？？
但是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勃隆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国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一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根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Ｇ■ｔｔｅｒｄ■ｍｍｅｒｕｎｇ（诸神的末日）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拉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根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1945年，希特勒企图与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瓦格纳是个有惊人天才的人，是个气魄雄伟的艺术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几点。《指环》歌剧中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贪图黄金这个主题，作曲家把这一点同“现代资本主义悲剧”相比，并且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它消灭了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些美德。尽管他的主人翁都是异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对基督教义感到绝望。他对犯了错误的自相残杀的人类还是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但是希特勒说，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这话并不完全是错的。＇103］瓦格纳曾先后与叔本华和尼采相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尼采后来与瓦格纳发生了争吵，因为尼采认为瓦格纳的歌剧，特别是在《派西法尔》（《Ｐａｒｓｉｆａｌ》）中，表现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瓦格纳在他长寿的多事的一生中，结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人对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所以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他个人的影响（固然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的影响，使德国人的思想导向第三帝国的出现。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是个法国文人兼外交官，一个名叫豪斯顿·斯蒂华·张怕伦，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过话得说在头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江湖骗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学多闻，游踪极广之士。但是他们两人都创造了极为荒唐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除了德国人是唯一例外，没有人（甚至他们本国的人）加以认真对待过。
但是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的颇成问题的理论却成了福音书。说张伯伦是第三帝国的精神上的创建人，也许并不过分夸张，因为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么说。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种族，是未来的希望。他崇拜理查德·瓦格纳，最后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他起初拥戴威廉二世，继而拥戴希特勒，他是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怪诞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竟认为，这个奥地利下士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出荒野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说有任何上台希望之前很久的时候。因此希特勒把张伯伦看成是一个先知，并非偶然，后来事实证明张伯伦的确是个先知。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种族问题和德国的命运问题上把一种疯狂思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呢，戈平瑙的主要贡献是1853年到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种不平等论》（《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Ｉｎéｇａｌｔé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说也奇怪，这个法国贵族在皇家禁卫军当过军官以后，却以亚历克西斯·德·托基维尔内阁的秘书长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维尔是《美国的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书的著名作者，曾在1848年担任过很短一个时期的总理职务。戈平瑙后来到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当外交官，他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是从他同德国人的接触中，而不是从他同托基维尔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他曾经承认，他写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贵族祖先的优越性。
根据戈平瑙在这部作品中给汉诺威国王所写的献辞，在他看来，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历史上一切其他问题都受种族问题的支配？？各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整个情况。”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黑种，其中以白种为最优越。他认为：“历史证明，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亚利安人是白种人中间的明珠，“这一光芒四射的种族，是白种人中间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起：＇104＇ 源，他一直迫溯到中亚细亚。不幸的是，据戈平瑙说，当代的亚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种族混血通婚，这在当时的南欧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着塞纳河向东到瑞士的一条线以北，亚利安人虽然远远谈不上非常纯粹，但还保持着是一个优秀的种族。他们包括一部分法国人，全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低地国家的人民，莱因河流域和汉诺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这条线以东和东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这一点，在纳粹党人提倡他的学说的时候，马马虎虎地掩饰过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许仍然是亚利安人中最优秀的，这一点纳粹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饰。他发现，凡是日耳曼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进步。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罗马人和击溃了他们帝国的所谓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对文明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因为到4 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比退化的杂种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对地来说，却是血统纯粹的亚利安人。他宣称：“亚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国很快被接受过去。瓦格纳在1876年这个法国人已届晚年（他于1882年去世）的时候认识了他，热情地提倡他的学说，不久之后，德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戈平瑙协会。
豪·斯·张伯伦的奇异的一生和著作
德国戈平瑙协会的热心会员中有一个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导致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亡的无情的历史进程中最令人莫测的奇怪事件之一。
张伯伦于1855年生于朴资茅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他的叔伯之中，有一个是英国陆军元帅尼维尔·张伯伦爵士，有两个是英国陆军将军。他最后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本来是要送他参加英国海军或陆军的，但是因为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这个打算，家里送他到法国和日内瓦受教育，法语就成了他的第一语言。在15岁到19岁之间，命运使他结识了两个德国人，从此之后，他就对德国一往情深，最后成了德国公民和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许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其中有好几部著作对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他无数较次要的德国人发生了一种几乎是头晕眼花的影响。
1870年，张伯伦15岁的时候落在一个名叫奥托·孔策的杰，＇105＇ 出家庭教师的手里，孔策是个最最普鲁士化的普鲁士人，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4 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式的武功和一一显然没有想到两方面的尖锐对照一一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和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打入了张伯伦敏悟的心灵。张伯伦19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安娜·霍尔斯特，她也是个普鲁士人，年纪比他大10岁，同他一样，也极其神经质。
1882年他27岁的时候，离开了在那里曾经埋头3 年，研读过哲学、自然史、物理、化学、医学的日内瓦，到了拜罗伊特。在那里，他遇见了瓦格纳，据他说，后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阳。他还遇见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玛，他在此后一生之中，一直对她保持了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1885年，他同当时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尔斯特一起，到德累斯顿去住了4 年，从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语言上成了一个德国人。1889年他到维也纳，在那里住了10年，最后在1909年又回到拜罗伊特，一直住到1927年去世。他在1905年同他原来崇拜备至的普鲁士妻子离了婚：当时她已60岁了，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比他病得更严重（据他说，他因为不得不分居而极感痛苦，几乎发疯）。3 年后，他娶了爱娃·瓦格纳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坚强的考西玛。
张伯伦是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幻象驱使他从研究生物学改为研究植物学，又改为研究艺术、音乐、哲学、传记、历史。有一次，在1896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8 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终于得到了从此以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种族和历史。
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他的思想的天地确是极为广阔：文学、音乐，生物学、植物学、宗教、历史。政治，无所不通。正如让·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种深刻的灵感的一致，这些著作的前后一贯性极为突出。由于他自己觉得受恶魔的驱使，他的有关论述瓦格纳、歌德、康德、基督教义和种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种可怕的热病袭击下，一种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状态中，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写成的，因此，据他自己在自传《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说，他常常认不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们超过了他所预期的程度。神经比他正常的人后来推翻了他的种族理论和他的许多历史见解，而且在埃德蒙·凡尔梅尔这样一位法国日耳曼学家看来，张伯伦的思想基本上是“卖膏药的”，但是在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反纳粹的德国作家康拉德·海登看来，虽然张伯伦的种族学说所造成的影响使他［106 ］深感遗憾，张伯伦仍然“是德国思想史上具有最惊人的才华的人之一，是知识和深刻思想的一个宝库”。影响德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为纳粹党人提供了种族谬论的作品，是张伯伦1897年4 月1日到1898 年10月31日之间的19个月时间中在维也纳在他的一个“恶魔”驱使下写的一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19世纪的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这部著作是在1899年出版的。
同张伯伦所钦佩的戈平瑙一样，张伯伦发现，历史的关键，的确也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在于种族。要了解19世纪，也就是说当代世界的现象，人们必须首先要考虑二下古代的遗产。张伯论认为，古代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遗产的承受人也有三个：“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杂种拉丁人——张伯伦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