摺�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1052＇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 月13日晚上，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堡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堡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道芬堡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200 码远。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155 毫米的炮弹。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1053＇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12点44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芬堡的话。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1 点刚过。后来这3 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3 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
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堡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3 小时里（一切都靠这3 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1 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
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堡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堡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堡。
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特勒对施道芬堡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堡在下午1 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堡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
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 点才能到达。
1944年7 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
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 希特勒追叙道＇ “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1056＇炸……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 他说＇ “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 这一＇ 奇迹之后，不能想像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 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三帝国发生一次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
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腊斯登堡。他到达的时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 月30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眼江湖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6 点钟的时候，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了刚刚1 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队头子飞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
施道芬堡于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3 个小时白白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道芬堡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也许起了一定影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道芬堡在当天早上去腊斯登堡，参加下午1 时的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7 月15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进军。但在7 月20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邓伯立兹、于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20日会接到“伐尔克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腊斯登堡的菲尔基贝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12点半钟，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弗里茨·提耳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他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认为“伐尔克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1 点15分到3 点45分，即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降落并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