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 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 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 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 财富的关系谈起。 一、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有些事要跟我 商量一下，他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 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 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 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 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 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 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 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得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 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 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 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 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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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 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 家也是这样啊：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 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 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 的第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 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 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 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 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 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 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 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 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 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 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 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 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 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 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 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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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 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 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 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 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 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 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 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 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 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 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 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 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 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 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 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苏联很 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 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 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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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 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 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 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 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 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 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 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 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 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 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 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 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 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 方式就要作出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 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 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 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工作中心，这是很危险的。 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 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 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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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 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 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 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 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而 且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 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 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 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 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 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 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 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 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 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 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 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 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 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 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 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 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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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 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 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 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 观”，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 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 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 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 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 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 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 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 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 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 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 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 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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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 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 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 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 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 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 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 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 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 银行。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 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 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 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 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 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 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 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 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 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 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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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 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 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 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 人没有祖国”，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 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 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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