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显然，这个论点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论断，是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的——作者注）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几亿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一事实，使他把原来关于15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设想和“一五”计划规定的速度都视为应当打破的“常规”，以为以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做到1962年生产15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和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他把那些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1955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1955年夏天关于长期计划设想时，曾附报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1967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1952年3278亿斤增长到1967年的6000亿斤，增长83％，每年平均递增4。1％；单产由176。3斤增至斤，增长47。9％，每年平均递增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资料，苏联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美国、英国从1913年到1952年的39年间平均每年递增0。9％和1。3％，日本从1927年到1952年的2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8％，西德1952年产量则低于战前。实际上，我国粮食产量，1967年为4365亿斤。又过了17年后，到1984年，才达到8142亿斤。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也到不了1万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1967年为4070万担。迄今为止，创纪录的产量为1984年12154万担，1988年下降为8400万担。1990年获得新丰收，也只有862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达到1亿担或1。2亿担也是不可能的。我国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折腾，1967年也达不到3000万吨，1982年更不可能达到1亿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和1967年实现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等高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劲头，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赶。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表现得最为集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自然就落到我们国家的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
周总理在1955年第四季度，也同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欢欣鼓舞的。在12月5日的座谈会上，当少奇同志传达完毛主席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表示拥护毛主席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他念了新编的一副对联，用来表达对毛主席批评的体会。对联的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把《农业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动力量”，要求各部按1967年产粮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但是，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感到这么做不行，于是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
第五部分第141节 “反右”及“大跃进”（3）
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要尽量往前赶，就得准备生产能力，早上基本建设。
1955年10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但是，据计委1956年1月5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正像周总理说的：“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总理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
1月20日，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总理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总理和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总理指出：现在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后来周总理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因1953年至1955年这3年已经过去，故15年又称12年。——一波注）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191页）
4月1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4月14日，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
5月11日，周总理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此次人大无全面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要求写了如下一段话：
“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
6月1日，周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总理说：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时订得差不多，共一百二十一亿元，比去年已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后来增加到170亿，比去年增加将近百分之九十”。二月会议压缩后，“三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一百四十七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这表明，周总理认识到，二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然是个冒进指标。
6月4日，在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央开会讨论预算报告初稿，周总理在会上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开会，讨论预算报告草案。草案规定，147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8％，而钢材只增长45％，水泥是负增长。一看就知道这个基建计划无法完成。因为基建不光是要有钱，还得要有原材料，原材料缺口大，当然完不成。我和先念同志都感到，这样的预算拿出去不好。与其到年底完不成计划时再去修改计划，不如现在半路改正好。可是，这时减谁的谁也不愿意，因为大家都已按147亿元的盘子铺开摊子了。怎么办？我们两人意见，只好“剃一次平头”，大家都减5％，投资总额由147亿元减到140亿元。我们知道“推平头”不好，可是实在找不出别的办法。周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投资额就定为140亿元。我是管工业生产的，也管过基本建设。原材料对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是深有体会的。有一次毛主席起草一个财经方面的文件，上面有“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拿来征求意见，我就在“钱”字后面加了“和材料”三个字，使这条重要的原则，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变成“有多少钱和材料办多少事”。因此，对于没有原材料保障的投资计划，我坚决主张把它削减下来。
第五部分第142节 “反右”及“大跃进”（4）
6月10日，在少奇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同志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修改稿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看得出来，经过政治局讨论后的修改稿，明显增强了反对冒进的分量。
经过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后，6月15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作了报告。16日各家报纸全文登出报告（未经代表讨论即公开发表，受到不少代表的批评——作者注）。批准这个报告的大会决议指出：“在执行1956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必须全面地注意多、快、好、省和安全，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要做到安全生产。”这是一个“总的方针”。
在人代会上，我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国家经委主任名义发了言，讲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是赞成反冒进的。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我说主要是我们在计划工作中反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又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今后编制计划时，必须对我国现有的生产能力及其可能的增长程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要经过反复的平衡计算，以确定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篇社论可能由于题目不鲜明，未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于6月10日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定一同志删掉了颂扬反保守主义的几句话，在“农村的扫盲工作也是突出的例子”这句话中，在“也是”后面加了“急躁冒进的”五个字。少奇同志作了4处文字修改，都是加重语气，以揭示冒进的危害性。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乔木同志在修改加工时，补充了几个急躁冒进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社论指出：“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于20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
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