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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的任务之一。毛泽东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两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的。我们在对这两者的改造中，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提出过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设想。他们认为，这种设想如果能够实现，对于无产阶级是最便宜的事情。
列宁曾主张对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对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的资本家”加以无情的惩治。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都不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和平赎买方式，于是，只好采取了剥夺的政策。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企业完全国有化的设想在苏联没有成为现实。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根据中国国情实际，制定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形式，逐步地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了国营经济的道路，胜利地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能够完成的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的全部赎买（即定息）过程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总额24亿元的数额，但还是合算的。毛泽东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既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说到和平赎买政策所取得的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对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河，它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
（顾龙生：《毛泽东对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贡献》）
第五部分第139节 “反右”及“大跃进”（1）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反冒进，不仅使当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鉴于往后的岁月里我国经济建设一再出现急于求成实即急躁冒进的错误，直到现在也不能说急于求成的思想认识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因此，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1956年反冒进的经验，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少奇同志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到会122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少奇同志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以前的两个月，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这是我在本书第15篇中已经介绍了的。11月16日至24日，中央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于24日到会讲话，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详细内容我在本书第17篇中也作了介绍。现在，按照少奇同志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就扩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成，已经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再批这些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压力当然就更大了。
毛主席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长9。5％。10月5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如同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从农业改造高潮抓起一样，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也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
11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他起草中央通知，将《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各地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两年的余粮。还有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1967年的棉花产量，就不是5600万担，而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1倍多。
第二，他对1955年国民经验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新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调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对此周总理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这从他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12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
关于少奇同志传达中讲的“国际休战时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来作了详细分析，就是：鉴于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央估计可能出现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
毛主席这些设想事实上很快就公开发表了。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还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共和国成立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为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通过这篇序言，毛主席不仅把他前些时候酝酿的基本观点公开了，而且关于9000亿斤到1万亿斤粮食产量指标的设想，实际上也公开作了透露。因此，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他说：这篇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据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是在经过文字调整之后，又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
第五部分第140节 “反右”及“大跃进”（2）
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它的主要内容，除前引1967年粮、棉单产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7年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又改为臭虫）、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时指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农业部长廖鲁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说明。按照经毛主席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作者注）；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作者注）。
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000万吨，比原汇报的28000万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1月15日，我驻苏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我“二五”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通报的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4675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汇总数字提高了43。1％，粮食指标1万亿斤，棉花指标1。2亿万担。
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主席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