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讲话，不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讲得比较完备，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整篇讲话体现了“反‘左’反右，逐步过渡”的思想。
全国财经会议，由于高岗发难，节外生枝，致使会议一延再延，开了两个月。最后，终于排除了高岗的严重干扰，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间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这是全国财经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绩。会议即将结束时，8月11日，周恩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它载入了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会议结束以后，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进行传达，在高中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开展了总路线的教育。
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会议的前一天，9月7日，毛泽东邀请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李烛尘、章伯钧、盛丕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章乃器在颐年堂开会，向他们详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他还谈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设想：“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他批评了两种偏向，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他还提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在谈到私营商业问题时，他明确表示：“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著名人士。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前夕，毛泽东的一席讲话，给他们疏通了思想，消除了顾虑，这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作了重要思想准备。
9月25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正式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从毛泽东1952年9月24日提出初步设想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时间。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和稳妥的步骤，尽可能地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社会震动。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为了适应学习和宣传的需要，毛泽东要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的起草几易其稿，开头毛泽东不太满意，看了第七稿才比较满意，并作了重要修改和增补。最后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最后确定了下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根据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中国革命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为此，毛泽东特地作了一个说明，加以解释：“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这段分析，同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并不是说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者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只是还没有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概念就是了。他说：“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第五部分第125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5）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并作了系统发挥，紧接这句话之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我国惟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这种认识带有当时历史的局限。大体上也是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观点。毫无疑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主要的经济基础。问题在于“唯一”二字，历史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制定的政策，并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以后，一个更大规模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一化三改”。其中的关键，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毛泽东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密不可分，互为前提。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国家工业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毛泽东始终把工业化看作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物质基础，不遗余力地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他认为，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就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强调机器工业是民主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机器工业，就是相对于手工工业而言的现代化工业。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为筹划国家工业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第一个五年计划，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制定。毛泽东自始至终指导着这一工作。他多次主持会议听取和讨论工作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仔细审阅一个又一个的计划草案。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基本任务等重大问题，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确定的。
中国的工业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是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起步的。既缺少资金，又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足够的建设人才，更无编制中期计划的经验。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是取得苏联的帮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五年计划的编制也是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
1952年8月，受毛泽东委托，周恩来、陈云等带着试编出来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
9月24日，周恩来、陈云一行回国。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等关于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会议就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等进行了讨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初步构想。这样，五年计划的制定，就获得了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五年计划纳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同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经过审议正式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工业化的良好开端，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了高潮。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宣布：“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的确，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能够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人民政府的崇高威信，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伟绩。这一变革的实现，为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提高生产力，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加深，毛泽东提出“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共产党对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再经过三年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又及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提上了实际的工作日程。事情就是这样，毛泽东没有拘泥于自己过去的理论，他尊重自己的理论成果，更尊重新的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毛泽东凭空想出来的。也有人曾经怀疑，是不是听了斯大林的意见，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正好是在听取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苏联谈判情况的那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经查证，这个没有根据。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的设想，即由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然后再“一举实现”社会主义，改为“逐步过渡”，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