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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可以往前追溯。这一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地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支大于收，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12月1日，中央进一步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毛主席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才能解决问题。”
第五部分第119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2）
为了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由薄一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刘景范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各主要机关负责同志约10余人参加。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从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展开了。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
12月31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党、政、军、团、群等机关处长级以上数百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由我和安子文同志（他是中节委委员和总党委第二书记）宣布中央决定，限期发动“三反”斗争，十天后向中央作出报告；对运动进展慢的单位，进行点名批评，引起了各单位的重视。他们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也在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三天后，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中，向全党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做法，并宣布“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接着，1952年1月9日，政务院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华北、北京、天津高级干部会议，由我做关于深入普遍地开展“三反”斗争的动员报告。由于执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长带头、层层检讨的方针，机关内部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使运动向纵深发展。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同日我向毛主席作了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就几个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月21日，毛主席作了修改，并加了中央的批语，批发了这个报告。为了体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2月1日北京市举行了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获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宋德贵，有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人免予刑事处分。我在会上讲话并宣布：自动坦白从宽的期限放宽到2月15日。几个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了。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遵照毛主席关于“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在“三反”斗争中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主要的有：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身作则，带头作自我批评，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检举和坦白交待；从反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组织专门队伍内查外调，重点审查；把“三反”与整党和考察干部结合起来；正确区别贪污和浪费的界限；对科研人才采取保护不伤的原则，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对机关生产采取“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等等。
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毛主席原来提出的“捉虎”指标和估计需要判刑的人数，比这要高。
在运动的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为了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5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语，强调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所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重大的胜利。
记得1952年我在华北局纪念党诞生31周年大会上所做的《为巩固“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报告中，对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和经验讲了一些看法，现扼要摘录如下（“五反”问题见下篇）：
“‘三反’‘五反’斗争，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关系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定性的斗争。这次运动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究竟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实际上在‘三反’‘五反’以前，这个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着。”
“反‘五毒’‘三害’的斗争所得到的胜利，是十分辉煌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的观点，过去认为钻营、吹拍、偷窃是才干，现在认为是可耻了。对于我们党来说，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党运动。……经过斗争，我们对‘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运动中初步解决了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及其思想这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糖衣炮弹’虽然曾经打倒了某些立场不稳、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们，却不能打倒久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所教导的中国共产党。大批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组织上我们也比过去健康了。”
“放手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是此次‘三反’‘五反’运动在领导上的一个特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来干的，这是充分走了群众路线，但在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又做到了‘反而不乱’的地步，关键就在于及时地恰当地规定了‘三反’‘五反’的各项政策和纪律。这种领导艺术是应该好好学习的。”
“‘三反’运动中最大的教训之一，是有些共产党员在进入城市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经不起考验、羡慕统一战线中的资本家。……”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
第五部分第120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3）
这些都是当年的认识，谈不上系统和深刻，但却是来源于实践的。当然，认识还有待深化，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研究。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节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上天津调查。又如，1951年12月30日收到谭政同志关于开展“三反”问题的电报后，毛主席觉得中南军区动作稍缓，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要求他们对运动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不妥之处作了修改，派专人连夜乘专机将修改稿送到，以引起中南军区的高度重视。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大家都熟悉，在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毛主席的这些话不幸而言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三反”中，毛主席下决心坚决果断地严惩这两个人，其意义与影响极为深远。
刘青山、张子善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刘青山参加过1932年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曾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张子善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曾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入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
刘、张的犯罪事实主要是：
（1）利用职权，盗用公款。他们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贷款，以及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2）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他们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