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9月，美国侵略军进逼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总理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
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就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当时那种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再一次充分地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0万亿（旧币）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是应该永不忘却的。要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生动的教材，经常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第五部分第110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1）
毛主席勤政殿召见，菊香书屋论兵。毛主席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后说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中、美、蒋三方的停战谈判。毛主席、党中央看穿了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在军调部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之前，我趁机向领导提出到前线基层下放锻炼，因为我深知自己从参军起一直在统帅部工作，缺乏基层特别是前线实战经验，不利用这个时间下去锻炼锻炼补课，将来工作就容易犯错误，但上级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再次提出到前线去锻炼，意外地得到了叶剑英的批准。不过叶剑英找我谈话时说：“去前线下放锻炼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随叫随回来，不能讲价钱。”我高兴地点着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在华野十纵（第二十八军），我一直在团和师里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确实体验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活。打完福州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周总理发电报调我回来，一开始准备要我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后来未能成行。周总理要我到他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实是给毛、周当参谋）。
1950年6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总理突然叫住了我，说毛主席马上要见我。我很激动，因为自从去了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单独和主席在一起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正抽烟，见我过来，连忙拍着身边的沙发说：“这不是我们的雷娃子吗，来，坐这边来。”我高兴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问我：“这几年都去了什么地方了？”
我回答说：“到基层锻炼去了。”
主席问：“在哪个部队？”我回答说：“在宋时轮领导的华野十纵。”
主席问：“在机关还是在基层？”我说：“在师和团，主要时间在团。福州解放以后搞了一段军管会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层的连队干干，可上边不让，说只准在团以上单位。”
听到这儿，主席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上边说这是根据陈老总的指示，理由是我在军委当过科长，在军调部当过代处长，在敌我双方都是较有影响的人物，怕我下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向军委交待。”
毛主席笑了：“这个陈毅，考虑问题还蛮周到的嘛！”他接着问：“那你当没当过团长？”
我说：“当了团长，又是领导又是学生。”
毛主席点着头说：“好，当了就好。团是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了一团之长，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带兵经验。你那个团在华东参加了哪些大的战役？”
我说：“华东一些大的战役基本都参加了。”
毛主席眯起了眼睛：“在前线整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害怕吗？”
我真没想到主席会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怕，可也有点怕。”
毛主席表现出更浓的兴趣：“细细说来，到底怎么个又怕又不怕？”
我说：“从战略上讲，我们是革命军队，打的是正义战争，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终归是要战胜敌人的，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从某些局部、某些战术上形势对我不利时，也确实有点怕，怕因自己没经验给部队造成损失。具体说来有五怕：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误人子弟（一个兵从出生到参军，人民要花费许多心血，如果因指挥失误牺牲战士的生命，怎么向人民交待），四怕当戈尔洛夫（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司令，老保守），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有段时间我发现，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因此我很怕干不好，给毛主席和领导脸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后发现，怕与不怕也是相互转化的。开始怕，是因为心里没底，有了经验就不怕了。有时是开始不怕，傻大胆，打了败仗吃了苦头才怕起来。有时成功与失败会反复多次，稍不注意，胜仗之后就是败仗；败仗之后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办事，就可能又打胜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少吃苦头……”
听到这儿，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主席这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赶忙说：“主席，我说的很不成熟，让你笑话了。”
主席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队锻炼没有白去，有收获，你说的是心里话、老实话。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乐观主义，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我们现在是胜利者，权力很大，捧场的人很多，可同样有许多让人害怕的事情。特别有很多工作，比如经济、外交等，都是我们接触不多的，可形势又逼着我们去干，你说怎么能不怕呢？因此大家都要兢兢业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老老实实工作。害怕没关系，只要变压力为动力，就能转化为不怕。千万不可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就是军事工作，我们当了几十年的兵，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如何搞现代化、正规化，如何使用飞机、大炮、坦克打现代战争，我们就不会。不虚心学习行吗？”
谈到此，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今天还要开会，找个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主席勤政殿的这次谈话，像过电影似的，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深情的目光、亲切的话语，那满怀希望的嘱托成为我做好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动力。那时候，能被主席召见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事后，叶剑英对我说：“小雷啊，主席这次当面考试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嘛！”
我很不好意思，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谈话的对象。时间过了很久，我为那次召见自己说得过多而内疚。
如果照叶帅说法，这次召见是一次面试，可以称之为“勤政殿对应”的话，那么两个月后，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召见，则是一次更严格更现实的考试。
就在毛主席于中南海勤政殿召见的第二天，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进行战争准备的情况，我们并不清楚。
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一开始打得非常顺利，6月28日便解放了汉城。受美国人扶植的韩国李承晚伪政权眼看摇摇欲坠。美国人坐不住了，他们惟恐韩国伪政权一旦垮台，会在整个亚洲引起连锁反应。
第五部分第111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2）
6月27日，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又向我国的领土台湾派了兵，并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我们解放台湾。三天以后，美国又派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随后美国又操纵联合国，要挟英、法、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出兵，组成联合国军，另加李承晚的军队，由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这时候，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8月初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迫使美军和李承晚的伪军退守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隅。人们都处于高度的兴奋之中，等待着朝鲜实现统一的时刻到来。
一位苏联军事代表眉飞色舞地在北京对周总理说：“人民军稳操胜券，要不了几天，李承晚伪军便土崩瓦解，朝鲜全境统一指日可待。”记得周总理对这位苏联人的话没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了一句“那好”。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并不像苏联人那样乐观，显得冷静而镇定，我们常见他在一幅军用地图前踱步。他说：现在朝鲜人民军应该做短暂休整，调整军队部署，然后再接再厉，最后一鼓作气，解放整个朝鲜。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预防不测。
对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毛主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就在毛主席的目光紧盯着风云变幻的朝鲜半岛的时候，我作为周总理的军事秘书、总参作战室的主任，和作战室的参谋们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常常彻夜不眠地关注着朝鲜战事的发展。总参作战室位于中南海居仁堂的一平房内，平时戒备极严，人们戏称是“白虎节堂”。此时正是酷暑8月，参谋们冒着炎热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形势，气氛显得肃穆紧张。
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均都证实：朝鲜人民军已经打到了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的文告宣布：1950年的8月将是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月份。或许出于军人的本能，在这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却生出莫名的疑虑和隐忧来。“主力全调到釜山三角洲，后方不全空了吗！”不知是谁半带惊讶地冒出了一句。随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
“美国驻日本的两个师显然是作为预备队部署的，可这两个师至今未动啊！”
“朝鲜的地形很像一个长长的冬瓜，这地形可潜伏着危险啊！”说话人拦腰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地图上切了一下，那意思很明确：敌人会不会抄人民军的后路？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料已完全证实，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军事助手弗农•；沃尔特斯已到达东京，这预示着美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我立即提议，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并分两组对抗作业，然后将大家的意见加以归纳整理，提供中央首长决策参考。
讨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意见共归纳出6条，但集中到一点：美军很可能要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半岛拦腰截断，位于南部的朝鲜人民军将处在被包围的危险中。对美国军队可能选择的登陆时间，我们也作了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选择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些意见绝非主观臆测，而是在对大量资料和客观事实的周密研究后得出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后来的回忆录证实，就在我们预测美军动向的同一天，麦克阿瑟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以骄矜自信的口气对总统顾问哈里曼说：“请马上告诉总统，如果他能满足我的要求，批准我实施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的计划，我将用在南面的第8集团军为铁锤，用在北面登陆的第10军团为砧，把北朝鲜的军队砸个粉碎。”后来，杜鲁门果然批准了他的这个登陆计划。在选择登陆地点时，麦克阿瑟也曾考虑过元山、群山和仁川等地，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川。尽管在仁川存在着登陆作战最忌讳的诸多不利条件——仁川港是朝鲜西海岸距汉城西南30多公里处的一个重要港口，西海岸平均水深39。3米，比水深3699米的东海岸相差近100倍，但西海岸的潮差特别大，涨潮时高差达11。2米，落潮后海面至港口可出现24公里的淤泥滩，在这里实施登陆作战，必须在最快时间内完成，这就使登陆时间的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带有很大冒险性。而美军专家为麦克阿瑟提供的9月、10月、11月的三个登陆时间，以9月15日为最佳。麦克阿瑟不顾军方首脑的反对，决定冒险在仁川登陆。在东京论证作战方案时他曾说：“你们关于在仁川登陆的各种不利条件，恰恰是本人确信此役必成之所在。”
麦克阿瑟的这种分析判断和最终决策，早在我们这些年轻参谋的预测之中。但预测毕竟是预测，我们的分析不过是依据一般的情报材料和作战规律得出的结论，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我们不可能有所知晓。要不要将我们整理出来的6条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决策人，我不禁产生了几分犹豫。
当然，这种犹豫更多的是对所提意见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担心，这不是一般的日常工作事务，它可能直接影响最高领导人的决策。
我知道，我军从红军时期开始，虽然军事民主早已成为光荣传统，但最终决定战略战术的还是统帅人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