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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96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5）
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反照。同时，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我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我们根据上述指示，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要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我们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三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以新从晋冀鲁豫调来的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西越平汉路，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地区展开；以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扩大根据地，在外线蔓延与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另一方面则以第二、三、六等三个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兜击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之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我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们的敌人，又被我们层层反包围起来了。
在这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中，我军全体指战员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忍受了千难万苦，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素具革命传统的大别山人民，也充分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们全力支持我军，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协助我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来势汹汹的敌人在我军民合力打击下，无论是集中合击还是分兵“进剿”，都遭到了失败，从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这时，我转到外线的三个纵队都已乘虚展开。其中向桐柏、江汉两地区挺进的第十、第十二纵队，依托桐柏山、大洪山，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豫陕鄂连成了一片。向淮西挺进的第一纵队，也开辟了豫皖苏十余县的工作，成立了一个新的军分区，使大别山和豫皖苏连成了一片。该纵队并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及陈、谢兵团在平汉线胜利会师。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对平汉线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攻克了许昌等二十座县城，歼灭了敌整三师及第五兵团部等大量敌人。这些胜利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大别山的斗争。这样，我中原三军便在江淮河汉的广大地区完成了面的占领，迫使敌人不得不缩到铁路沿线。
敌人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谢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十三个旅的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这样，敌人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过以上三个回合的严重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十九万余人，解放县城一百余座，在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
第四部分第97节 叶剑英回忆三大战役（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策。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的数目，已经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军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蒋军士兵经过政治教育之后，也纷纷自愿地参加人民解放军，从而使解放军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军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经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的进攻面前，他们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南线和北线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该处敌人已被围困两个月）、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线的锦、榆段作为他们和关内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的敌人共六十余万，分布于平绥线（在人民解放军绥察战役后，归绥与张家口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绥，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们海上补给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围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计算在内）。这个国民党军集团在我军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的陇海线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约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子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拚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