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
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
第三部分第83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2）
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九月二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有人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把消息很快地传开了。虽然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人们多年久仰的心情，无数工人、市民、学生拥到街头，热切地盼望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几位，有一个退职的老教授，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十三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
十月八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主席安全担心，劝主席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主席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主席，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
（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
第四部分第85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1）
194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地跟敌人兜着圈子。每到一个地方，住不上几天就又转移，胡宗南匪军要想“摧毁”我党神经中枢的计划，一次又一次破灭了，而且失败的命运正一步又一步逼近胡匪的头上！
四月间，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羊马河战役以后，敌人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了。附近的村庄，完全被他们烧毁，那里再也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窑洞的门窗也都烧个净光。敌人不时四出蠢动，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首长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紧张了，夜以继日的开会研讨。我们预料又在布置大的战役了。每到这个时候，首长们轻易不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主席偶尔出来，也只是独步沉思，像是在考虑着重大的问题。
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刚从窑洞出来，秘书急匆匆地把一份电报送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过以后，立刻交给主席，主席接过电报看了一下说：把敌人牵走就好办！说着马上又回窑洞开会。
接连好多天，都很少见到首长们休息。窑洞里的灯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所有这些征候表明，主席一定又在布置战斗，调动敌人了。大胜利的消息不久就会传来！
但是，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很好，敌人已经占领了绥德，眼看过几天就要到黄河边上了。直到现在却还没听到我军行动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一向是听我们指挥，逃不出主席的神机妙算的，这一次究竟要怎么打呢？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5月1日，主席窑洞里又开了一夜会，天将黎明的时候，首长们才和衣躺下休息。突然在驻地的东南方向，响起了沉重的炮声。我们赶紧爬起来，只见主席披着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说：是炮响么？
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儿了。哨兵回答说。
主席没再说什么，返身走回窑洞，但脸上却露出兴奋的神色。
一时住在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主席、副主席顾不得休息，又紧张地工作起来。秘书拿着电报，飞快地往主席窑洞里走，只听见周副主席说：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接着又传出首长们愉快爽朗的笑声。这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们，纷纷猜测是打什么地方。
大炮响了两天两夜，人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有空闲，就跑到窑背上眺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打响了，胜利就是十拿九稳的。果然，不久前方传来捷报，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六千多人，活捉敌旅长李岗。还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的真不坏，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一来，就更充实了我军打击敌人的力量。
一切疑云都廓清了。原来就在敌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主席就命令我野战部队，用一个旅的兵力，把敌人九个旅，由蟠瓦窑堡一线牵到绥德，随后又调动主力，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要再由绥德返回，最少也要六、七天，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大胜利，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英明的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整个西北战场上，我们只有两万多野战军，敌人却来了二十多万。以少胜多，就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争当中不断壮大自己。主席彻底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仅指挥着自己的部队，而且也指挥着敌人。因此，两个月当中，敌人只能根据我们的计划行动。这不禁让我想起：早在胡宗南闯进延安以前，主席就确定，要在延安东北清化砭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股进犯的敌人。果然，一切都不出主席预料，敌人以五、六个旅，五万多人众，全副武装地扑往安塞。敌人只看到我们的部队公开往安塞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