娌莅肝被岬鹊取Ｕ庖荒甑�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
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
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委。
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续进行考察工作。
1940年7月1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
1941年3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
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
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部分第76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2）
1945年的春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在国内，敌后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这春意盎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我作为军队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
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才开。”他还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准备，其意义是非常大的。”
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还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要组织起强大的团结的队伍去战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当然家庭也是有斗争的，但新的家庭里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讲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预备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一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二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三是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四是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是确定大会议程为：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选举中央委员会；六是七大会场规则。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个礼堂是1942年由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它虽然同现在许多高大建筑无法相比，可在当时的延安它是独一无二的，显得雄伟，令人振奋。我走进会场，按照代表证上的编号坐下。抬头望去，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党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挂在红旗的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会标的横幅上面，写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
看见这条横幅标语使我百感交集。我们党从一大成立到七大召开已有24年了，这24年走了不少曲折艰难的路程，现在我们终于懂得了：革命事业只有在正确旗帜指引下才能无往而不胜。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斗争，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主席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大会第二天，代表们先后听取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在他们每个报告后，会场里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发自内心地表示热烈拥护。
大会在听取报告后开始进行小组讨论。
在小组讨论时，大会主席团想方设法让每名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代表们情绪始终是高涨的。讨论中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到处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的气氛。原定讨论的时间不够，大会主席团又临时决定延长几天，会议的议程也不断地改变。记得各代表团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有的同志提意见具体到人，指名道姓，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毛主席发表讲话说：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要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该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画自己的圈。毛主席说：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比较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搞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毛主席很注意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只要有空就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他讲话总是很风趣，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很吸引人。一些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经他一讲顿时豁然开朗。所以，毛主席到哪里参加讨论，哪里的气氛总是非常活跃。
第三部分第77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3）
5月31日，毛主席向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毛主席在讲到第二个问题，即国内形势时说道：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几万份，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他提醒全党注意内战爆发的危险，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抱有丝毫的幻想。他说：我们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见光明，但是要准备克服困难。毛主席讲到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内战全面爆发；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英、美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块，党内出现悲观情绪；天灾流行等等。毛主席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毛主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讲到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时，强调了全党同志要注意转变思想观念，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如此。他提出在思想政策上要准备转变，转变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要注意研究掌握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免在转变关头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主席还讲到了工业发展问题。毛主席说：东北地区是极其重要的，有许多大工厂和大城市，有许多工业设备。东北地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掌握工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毛主席把掌握工业问题看得如此重要，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这表明，毛主席的思路非常开阔，他已经在运筹解放以后的建国大事了。
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对七大后国内外情况变化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了，毛主席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代表们一致把这次大会誉之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原来的部队和地区，迅速将七大的会议精神进行传达、贯彻。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开始了新的航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深有体会。
1945年秋，为了反对蒋介石“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随即抽调了2万名干部，10万大军去东北开展工作。我奉中央军委命令去东北合江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合江工作期间，我们按照七大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的剿匪斗争和恢复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后来我又参加了辽沈决战、平津战役、南下解放广州等等。
回忆起七大以后这段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我深深体会到，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革命事业向何处去，党在人民面前树立什么形象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几十年来，我们党从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是从胜利与失败的比较中教育了全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七大会议确定党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思想，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在每个历史关头，党都必须有鲜明的旗帜，使全党“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在伟大旗帜指引下胜利前进，是党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是党从历史与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回顾历史，着眼现实。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历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国内风波的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关头，都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我们党拒绝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回头走“左”的错误的老路，而是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和伟大的创造力。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为这次大会的灵魂，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与清醒的表现，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