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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听罢，立即回答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毛主席斩钉截铁的回答，使我顿时心明眼亮，信心倍增。这个时期，在总结我党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我党各个时期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等方面，毛主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年，毛主席考虑最多的是关于爱护、保存、发展和科学合理地使用革命的有生力量，大量地培养、提拔干部，放手地任用他们，尽可能地把每个干部都使用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充实我党干部队伍的重要方针。那时，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我党革命斗争中的一项主要战略问题对待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一般持慎重的态度，本着较合理的方针、政策来处理的。
整风开始后，中央领导做了分工：康生、李富春负责中直机关的整风学习；王稼祥、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任弼时、高岗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毛主席亲自抓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由来。
第二部分第53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2）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为组长，康生为副组长，领导全面的整风运动。这个学习委员会是在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央（高级）学习组的组长是毛主席，副组长是王稼祥。由于康生回国以后，当上了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掌握了教育、审查干部的一部分权力，同时，康生又善于耍两面派，见风使舵，做出忠心耿耿和“一贯”批判王明路线，与王明路线作斗争的样子。最典型的是，康生在莫斯科时高喊“王明万岁”，初回延安时仍竭力吹捧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但到整风运动期间，他却摇身一变，说王明的小册子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就这样，他当上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组长。并且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康生说过：总学委会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康生提出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助他做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记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是：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秘书）、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同志。康生要求上述同志作为他的助手，分别向各有关单位了解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并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随便使用这些同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人各有自己的首长，要完成自己首长交办的各项任务。所以，除了我和廖鲁言以外，基本上没有看见过他们与康生有多少联系。大致上，胡乔木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随王稼祥、朱老总管军委系统的整风运动；我和廖鲁言去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有关整风的事务。此外，我还有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任弼时一起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1943年3月初，刘少奇回到延安。毛主席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但是刘少奇因自己刚到延安，对延安的整风和中央机关的情况都不大了解，很少管事，实际上还是康生在主持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虽然毛主席、刘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杨家岭，但是有关整风的一些汇报会刘少奇不常参加，有时毛主席也不去参加，那就只有康生一人了。这样，康生就成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对于整风、审干中的一些问题，康生既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也可以向刘少奇汇报。但有些问题康生并不向毛、刘汇报。这种情况给康生钻空子创造了条件。
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研究院被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后来审查干部又把中央党校作为重点，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与康生本人无关的。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进行全院大检查。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工作，专门从事“学风、文风、党风”的检查。
当时把中央研究院看作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当时，马列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的空气是很浓厚的。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他们学习马列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熟悉马列主义著作，自然，不少人只是会背诵而已，还没有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然而，这能不能说马列著作读得过多了呢？以后可以不学马列著作了呢？实际上，当时我们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还很不够，研究得更不够，哪里谈得上读得太多了呢？！当然，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是要反对的，但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连马列的书也不读了，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整风以后的确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且也开始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的英文水平较高。他翻译过很多马列著作。但是，整风开始后，柯柏年竟因为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而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似乎还因此而受到批判。于是柯柏年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了。毛主席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一次在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说，你还要翻译啊！柯柏年坚持说，再不搞翻译了。对于这些问题，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是很值得深思的。
整风运动中的这种偏向与康生是有直接关系的。康生后来说过，批判教条主义是“破坏”，学习毛泽东著作才是“建设”，只破坏不建设，只能给三十分。
整风开始以后，康生以为整风就是对付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所以选择中央研究院作为整风运动的重点，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运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一些党内的老同志。后来因为毛主席强调整风是为了弄清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认识，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才把康生的这一套压下去。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过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就叫《关于锄奸问题》。这个报告就是宣传延安“特务如麻”。报告认为，一种是打进来的，例如戴笠派来的特务；还有一种是拉出去的，也就是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了他们的人。
康生利用汉中特务训练班一案，即“戴案”，开始制造“特务如麻”的舆论。
“戴案”确实是一个特务案件。这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机关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就已破获的，并且已经处理完毕。1940年末，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发现个别人的特嫌问题。1941年，保安处派布鲁去关中马栏镇进行调查处理。
最先向我们自首的是曾参加过那个特务训练班的吴南山。吴南山说，戴笠在汉中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这个训练班有四十六七人已进入边区。后来，保安机关根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其中有的已向我们秘密作了坦白交待。
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原因是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家都在西北或在邻近边区的边境线上。他们想，如果现在不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一旦被发现，全家都要受牵连。同时，当时党实行宽大政策，如果特务分子自首坦白，就不抓不杀。这样，这批人也就一个一个地都分别处理了，并允许他们照常工作。当然，对他们也予以必要的监视、考察，以掌握其动向。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仅受过特务训练，而且混进边区来也是带了具体任务的。当然，到了边区以后，是否从事过特务破坏活动，危害程度如何？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最初，康生并不知道这个案子，事后才知道，于是要走了卷宗、档案材料，进行了了解，据此，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其次，他们渗入到了边区各个部门、各种工作岗位。可见他们的活动是深而广的。面既如此之广，审干、肃反也要做得广些。康生在审干、“抢救运动”中确实把矛头对准了青年，几乎把外地来的青年都打成了“特务”或给加上“特嫌”标签。
康生说，“‘戴案’给我们敲了一个思想上的警钟”。康生的所谓“特务如麻”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1942年12月，康生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以后，延安少数单位开始审查干部。
第二部分第54节 师哲回忆整顿运动（3）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
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
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260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
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
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1943年底，我去关中地区。1944年二三月返回延安。这时，康生还要我们把犯人的口供送党中央、毛主席。同时，康生还叫我们准备一个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的总结报告。我和周兴起草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叙述了肃反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错误，但是康生拿去压了好多天，说不能用，也就没有用。
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但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而且还摆“功”。康生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