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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
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
第二部分第49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3）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但是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他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身份实行对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长期以来对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在何、白“皓电”发表后，当国民党顽固派阴谋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仍对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迟疑不决。一方面，国民党下令新四军北移包藏险恶用心；另方面，新四军又不能不通过北移以求发展。正确的处置是应当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将计就计。项英则只是在中央12月26日指示的严厉批评后才仓促决定北移路线。这时，国民党早已完成围歼北移新四军的一切布置。6日，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顾祝同、上官云相统率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多师八万多人，便对其展开了包围袭击。
事变发生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周恩来同志所在地重庆、刘少奇同志所在地盐城和叶挺军长所在地茂林地区之间，通过电台频频联系，作出了一系列指挥决策。全党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当北移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整时，1月7日，毛主席等即电告叶、项，不宜久留，以迅速通过其包围线为有利。皖南北移部队遭到突袭后，项英同志先是作出改由原路折回，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错误决定，使已在东进中取得初步胜利的部队失去了冲出包围的时机；随后他与袁国平（政治部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同志又私自离开部队出走，使军部指挥极为困难。1月9日，毛主席致电叶军长，要他指挥执行北移任务。12日，中共中央作出新四军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同志负总责的决定。当得知北移部队多次突围未能成功，全体官兵已濒绝境，准备牺牲时，毛主席等一面指示叶挺同志速谋突围，注意与包围部队负责人进行谈判，一面电告恩来同志，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求援，促国民党改变方针。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为挽救皖南新四军危局，少奇同志、陈毅同志还向中央提出发动苏鲁攻势，包围沈鸿烈、韩德勤部的建议，以便凭藉这种形势提出交换条件，迫使国民党在皖南撤围。在重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蒋介石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南方局已动员党的干部向各方揭露国民党军狙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发动社会名流向蒋、何、白提出抗议。蒋介石一面佯称“撤围”，一面下达生擒叶、项手令，对被围新四军发动全线总攻。这样，新四军北移部队与比它多五、六倍之国民党军浴血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处置失措，弹尽粮绝，基本覆没。除两千多人突围皖北、苏南外，其余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同志不辱重任，苦撑危局，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也遇难。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叶军长交付“军法审判”。蒋介石蓄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以新四军遭受血腥大屠杀震惊世界。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高压，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独立自主地扩大和发展自己力量的立场和方针。还在1月7日茂林战斗刚刚打响时，毛主席就电告少奇、陈毅同志，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党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歼消息后，1月1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之后指出：今后我们的办法是抓住皖南事变，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采取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1月20日，政治局会议继续分析时局，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①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还任命了其他领导成员。这个命令于当日发表。随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宣布继续在长江南北坚持抗战。
在1月20日这天，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反革命暴行，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这个谈话还提出了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以下简称“十二条”）。
这以后，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或在致恩来同志、少奇同志、彭老总等人的电报中，继续阐发了党的立场和方针。毛主席特别强调：（一）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和谈话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这对我们有利。破裂责任在他。我们应该紧紧捉住1月17日令坚决反对，绝不游移妥协。（二）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令。三个月来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立即转到坚决斗争的立场。一味担心破裂，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和我党我军，而且会中蒋之诡计。只有尖锐对立的政策，才是目前惟一正确的政策。（三）我们政治上取全面攻势，揭破蒋之阴谋，军事上取守势，打防御战。同他全面决裂，目前不可能。我们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任何情势。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四）目前的破裂不应说成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对于蒋介石应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暂时不提反蒋，但要公开批蒋；蒋尚未提及八路军与中共，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与中央军。（五）我们表明态度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我们目前和他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在经过严重斗争之后，才能克服蒋的反动，达到争取时局好转之目的。
第二部分第50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4）
毛主席的这些意见在党领导的各条战线上得到了贯彻。蒋介石“一•；一七”反动命令发布后，延安《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的社论；冀中八百万军民通电全国，声讨皖南事变的元凶；苏北军区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皖南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等将领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血腥惨案。在重庆，当“一•；一七”反动命令见报后，恩来同志即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7日深夜，他亲笔写了悼念皖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挽诗，用巧妙的方法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在《新华日报》刊出，使新四军被围歼的真相冲破新闻封锁而传遍山城。恩来同志还和南方局工作人员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及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声援。皖南事变前，恩来同志还先后向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详细地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并准备了一份国共关系的文件交给他们。毛主席“一•；二○”谈话后，恩来同志即电告在回美途中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斯特朗在纽约接到周电后，即向美报界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斯诺也发表了恩来同志给他的材料。①
我们党以尖锐对立的态度向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使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重大变化。各阶层人民、各派政治力量大多对我党的正义自卫立场深表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先生先后致信蒋介石和致电国民党政府，反对当局在皖南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军长。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先生也对蒋介石、何应钦的举措表示不满，忧虑国内前途。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包括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主角阎锡山、胡宗南等，在这次反共事件中站到了中间派立场。各民主党派对蒋介石使亲痛仇快的行径表示愤慨。海外侨胞也谴责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倒行逆施，呼吁政府停止内争。
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对蒋介石制造的反共事件纷纷表示反对或不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拒不出席国民党驻苏大使原定举行的宴会。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先后向何、白提出质问。潘大使会见蒋介石时还明确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内战对于中国意味着灭亡。美国担心中国大规模内战不利于实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美总统代表居里在访华时会见了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并批评了国民党的对内政策。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攻击。英驻华大使卡尔也劝告蒋介石停止国内冲突。
国民党顽固派大规模反共除了面临国际上的外交压力外，还被日本人的军事进攻打乱了部署。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乘势将调集的三十万大军指向豫皖苏地区，企图“肃清”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新四军，然后深入苏北、山东，以达到“驱逐”华中我党武装至黄河以北的目的。但正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战役。1月26日，日军以五个师团兵力分三路向河南大举进犯，将十五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平汉路以东。两军主力在信阳一带发生激战。在日军出其不意的进攻下，蒋介石不得不把部分“剿共”部署改变成抗日部署，数万大军仓皇从“剿共”驻地撤回。
仅仅半月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蒋介石，顿时陷入空前孤立和被动的窘境。对于政治形势的这一转变，毛主席从中日间、国共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2月间的许多文电中，他阐发了这样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指出国民党在各方的压力下，虽然不会改变其反共的根本立场，但反共高潮正在下降。毛主席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舆论都同情我们，“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皖南事变时，“蒋以硬为主”，皖南事变后，“因为我们硬起来”，蒋“没有那样硬了”，“以软为主”。“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
第二，指出日军发动河南战役是蒋介石全力反共造成的，也将在政治上给蒋以极大的打击。蒋介石以为，发动皖南事变，扩大国共冲突，日本人会坐山观虎斗，停止入侵。岂知日本人另有想法。东条英机在1月30日的讲话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再则，日本人不愿意新四军去华北。东条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毛主席在致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引述东条的话后指出，日本人认为“对我分区宰割于彼有利，将我集中华北反于彼不利，这是我们在华北反扫荡战争胜利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估计到”。日蒋之间的“这个矛盾很可利用”，这是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
第三，指出目前国共僵局存在于我党有利，愈僵愈于我党有利，只有蒋对我党表示和缓，我党才可以表示和缓。毛主席说：“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已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令北移、命令进攻华中等），并已收到了成效”。我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用蒋介石的手拉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
在2月7日致恩来同志的电中，毛主席还预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