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叶大爷，你莫害怕，粮食是穷人种的，衣服也是用穷人的血汗做成的，现在我们把它从地主恶霸那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是物归原主嘛。
叶老汉沉思着。毛委员让一个战士找来一把筷子。他先取出一双，毫不费力就把它折成两截，然后又拿出一把，使劲折也没折断。毛委员笑着问叶老汉：叶大爷，你力气比我大，能不能把它折断？
叶老汉赶忙说：“这就不易折断！”
毛委员又问：你说天底下是受苦的人多，还是地主恶霸多？
“当然是受苦的人多。”
毛委员接着说：既然是受苦的人多，那我们还怕什么？小小的筷子，扭成一团就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广大的受苦人团结起来，几个地主豪绅和“挨户团”还能奈何我们么？！
这时，附近的群众听说毛委员来了，都陆续涌进叶老汉家里。大家都被毛委员的话打动了。毛委员和蔼地看着大家，继续说：小石头能打破大水缸，只要我们大家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就像是一块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打破像你们村的恶霸地主这样的小“水缸”，还能打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你们说对不对呀？
人们活跃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可不是，只要穷人心齐，还怕那几个臭地主！”“有毛委员领路，我们什么也不怕。”
叶老汉那满面的愁容也舒展开了，他说：“毛委员，我也要做一块小石头，同你们一起去打蒋介石这个大‘水缸’。”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爽朗的笑声，包含着信心，充满着力量。
从那时起，中村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毛委员亲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搞垮，在疯狂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使出了经济封锁的阴险伎俩。那时，井冈山军民的衣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28年2月间，正是春荒时节，许多群众都无米下锅了，工农革命军的“红米饭，南瓜汤”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靠吃苦菜充饥。谁能想到，我们敬爱的毛委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着苦菜。这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老表们听了都揪心似的难受。
就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驻在宁岗古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发动群众斗争了几户恶霸地主，将他们的粮食、猪牛三鸟以及其他财物统统没收，分给穷人。古城一带的群众纷纷汇集到谢家祠堂前，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尽情地欢庆胜利。这时，一位老表站在台阶上大声地说：“毛委员为了我们日夜操劳，不知受了多少苦，我们给毛委员送点粮食去，大家说好不好哇？”“好！好！”大家齐声呼应着。尽管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再三说明，把粮食和浮财分给大家，是毛委员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但大家还是坚持：粮食和衣物不给毛委员送去，我们也不要。同志们没有办法，只好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毛委员。毛委员当即指示：我们有困难，人民更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
当工农革命军的一位干部把毛委员的这些指示传达给大家的时候，在场的许多老表都流下了热泪。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呜咽着说：“毛委员，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呀！你自己在吃苦菜，却让我们分到了粮食，吃上了米饭，这叫我们怎么咽得下去呀。”一位名叫谢福生的年轻老表说：“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一个心眼为着穷人，我们就要以实际行动报答毛委员的恩情，我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场出现了群众踊跃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动人情景。
从此，毛委员宁可自己咽苦菜，也要把粮食留给群众的佳话，在井冈山人民中广为传颂，八百里井冈，飘荡着“毛委员带头（哟哈呀么）吃苦菜（哟喂），光辉（里格）思想传万代（哟）”的悠扬歌声。
（赖春风）
第一部分第24节 刘伯承的回忆（1）
一
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
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
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士兵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
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
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
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
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
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第一部分第25节 刘伯承的回忆（2）
二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
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兵分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在水南，直夏将唐云山部大部分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
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
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
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