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管我再说什么，明顿夫妇只是应付应付。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他们都是少言寡语。
例如，我说：“我想您们能说许多许多种语言吧？”
“哦，我们互相用六、七种语言谈话。”明顿说。
“那一定非常惬意。”
“什么非常惬意？”
“能和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谈天道地呀。”
“非常惬意，”明顿干巴巴地说。
“非常惬意，”他妻子说。
说完他们就埋头读一本摆在两个座位间扶手上的一本厚厚的打印手稿。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请告诉我，在您们广泛的旅行中，您们是否发现各地人们的心地都是一样的？”
“什么？”明顿问。
“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是否发现人们的心地都是一样的？”
他看看他妻子，知道她也听见这个问题后回过头来答复我说：“是的，不管直到哪里，人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嗯，”我说。
顺便提一下，博克侬告诉我们说，一个“都普拉斯”中的两个人总是在一周之内先后死去。明顿夫妇是在同一秒钟死去的。
第四十二章 给阿富汗的自行车
飞机的后舱有一个小酒吧间，我到那里去喝了一杯酒。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美国同胞，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H·洛·克罗斯比和他的妻子黑兹尔。
他们俩年过半百，身体肥硕，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克罗斯比告诉我他在芝加哥有一家自行车工厂，他的雇员们对他从来就是恩将仇报。因此他决意把工厂迁至人人感恩图报的山洛伦佐。
“您熟悉山洛伦佐吗？”我问他。
“我这是第一次去，但是有关它的所见所闻我很是喜欢。”克罗斯比说。“他们纪律严明，办事牢靠，政府并不鼓励人们标新立异，争赶时髦。”
“您说什么呀？”
“老天爷！在芝加哥我们不再生产自产自行车了，而是穷于应付人事关系。那些知识分子们整天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为人们设计寻欢作乐的新法子。无论你干什么，都不会被解雇。假如有人偶然生产一辆自行车，工会就会指责我们残无人道，压迫剥削，而政府也就以征税的名义将自行车充公，并将它赠给阿富汗的盲人。”
“您认为在山洛伦佐情况会好一些吗？”
“那儿的百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穷困、担惊受怕、愚昧无知、并不知道世界的公理。”
克罗斯比问我姓甚名谁，做何工作，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他的夫人黑兹尔认为我的姓是个印第安纳姓。她也是印第安纳人。
她说：“我的上帝！你是个‘印第安纳老乡’①吗？”
【译注：① hoosier一词为印第安纳人的别称，亦作印第安纳州的戏称。】
我承认我是。
她惊喜地说：“我也是一个‘印第安纳老乡’，谁也不必因为是个‘印第安纳老乡’而感到无地自容。”
我说：“我并不感到难为情，也从未听说有谁为此感到羞愧。”
“印第安纳老乡并不低人一筹。洛和我做过两次全球旅行了，走到那里都能看到当官掌权的老乡。”
“此话不假。”
“你认识伊斯坦布尔那家新旅馆的经理么？”
“不认识。”
“他就是一个‘老乡’。还有东京的那个武……武什么……”
“武官，”他丈夫说。
“他也是个‘老乡’，”黑兹尔说，“新任的南斯拉夫大使也是……”
“也是‘老乡’吗？”我问。
“不光他是，《生活》杂志的好莱坞编辑也是。还有那个在智利的人……”
“也是老乡吗？”
“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出类拔萃的‘老乡’，”她说。
“写《邦·赫》这本书的人也是一个‘老乡’。”
“詹姆士·惠特科姆·赖利也是。”
我问他的丈夫：“您也是印第安纳人吗？”
“不是，我是大草原人，也就是人们说的‘林肯的故乡’的人。”
黑兹尔洋洋得意地说：“照这样看，林肯也是一个‘老乡’。他是在斯潘塞县长大的。”
“当然，”我说。
“我不知道‘老乡’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但是他们肯定都有所作为，要是有人收集整理一下他们的功绩，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是这样。”
她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说：“我们印第安纳老乡应当团结在一起。”
“对！”
“你叫我‘妈妈’吧！”
“什么？”
“每遇到一个年轻的‘老乡’，我都对他说：‘叫我妈妈’。”
“哦，哦。”
她催促说：“你也叫吧。”
“妈妈？”
她笑了，放开我的胳膊。我叫了黑兹尔“妈妈”，一件类似钟表发条的东西也就转完了一圈，停止了走动。黑兹尔又上了弦，等着下一个印第安纳老乡。
黑兹尔执着地在世界各地寻觅‘老乡’，这是假“卡拉斯”的标准范例。倘若以上帝成就一切的方法论之，这种假“卡拉斯”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毫无意义的组织，是博克侬称为“格兰法龙”的标准范例。类似“格兰法龙”的组织还有“美国革命女儿会”、“通用电力公司”、“国际共济会团体”以及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正博克侬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唱的：
“假如你要研究‘格兰法’，
撕掉一个玩具气球的皮就行。”
第四十三章 示范
H·洛·克罗斯比认为独裁并非坏事。他不偏激，也不蠢笨。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直面人生法事很是合适。但是，他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所必须要发表的言论不仅是滑稽的，也是真实的。
不过，只要他一谈到人生在世何去何从时，他的理智、他的幽默便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他坚信人们活在世间就是为了给他生产自行车。
我说：“但愿山洛伦佐与你听说的一样美妙。”
他说：“只要和一个人谈谈，我就能弄明白它到底是不是那样的，如果蒙扎诺‘爸爸’对小岛上的一切言而有信，那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黑兹尔说：“我真希望他们都讲英语，而且都信奉基督教，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克罗斯比问我：“您知道他们怎样惩处罪犯吗？”
“不知道。”
“那里简直就没有什么犯罪的事儿。蒙扎诺‘爸爸’已使犯罪那么声名狼藉，人们只要一想到它就不寒而栗。我听说你把钱包扔到人行道上，一星斯后再来，钱包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
“唔。”
“您知道对于盗窃罪处以什么刑罚么？”
“不知道。”
“钩刑，”他说：“不罚款，不假释，也不要坐三十天监狱。直接处以钩刑。对偷盗，对谋杀，对纵火，对叛国，对强奸，对偷瞄香玉，一概都施以钩刑。只要犯了法，不管是什么法，都处以钩刑。这一点家喻户晓，于是山洛伦佐就成为世界上社会秩序最佳的国家。”
“钩刑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先立一个绞架：两根柱子，一根横木。然后把一个硕大无比的类似鱼钩的钩子挂在横木上。如果哪个愚不可及的家伙违法犯罪，便把这个大钩子从肚子这边戳进去，从那边拔出来，然后往起一拉——上帝，我们可怜的罪犯就这样被挂在半空。”
“上帝！”
克罗斯比说：“我没说那么做好，但也没有说那么做坏。我只想类似的惩罚能否消灭少年犯罪现象，钩刑对于民主社会来讲未免失之残忍，与当众施以绞刑无甚区别。把几个十几岁的偷车犯挂在他们家门前的电线杆子上，再给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上：‘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我想搞上那么几回，我们的汽车就安然无事了。”
黑兹尔说：‘我们在伦敦名人蜡模馆的的地下室里看见过那个东西。“
我问她：“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钩子，在地下室的‘恐怖间’里。一个蜡人挂在钩子上。那个蜡人活灵活现。我看了就想吐。”
克罗斯比说：“哈利·杜鲁门一点也不象哈利·杜鲁门。”
“您说什么？”
克罗斯比说：“那个蜡模馆里的，杜鲁门像做得一点不象。”
黑兹尔说：“可是多数的像是象的。”
我问她：“挂在钩子上的那个人是名流显赫吗？”
“我想不是。随便提了个人挂了上去。”
“只是一个示范吗？”我问。
“是的，那个像的前面还挂着一个黑绒帘子，你要拉开帘子才看得见。帘子上用别针别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儿童禁止参观。”
克罗斯比说：“可是儿童还是看了。小孩子也到‘恐怖间’去，而且什么都看了。”
黑兹尔说：“那个牌子，对于儿童来说倒是一棵猫薄荷呢！”
我问：“孩子们看了那个挂在钩子上的人有什么反应？”
“哦！”黑兹尔说：“他们的反应和大人一样，他们只是看一看，一句话不说，又走开去看下面的展品。”
“下一个展品是什么？”
克罗斯比说，“一把能把人活活烤死的铁椅子和一个因杀子而被处以此刑的男人。”
黑兹尔无动于衷地说：“不过，他们把他烤死之后才发现他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
第四十四章 共产党的同情者
当我再次在明顿夫妇的“都普拉斯”旁的座位上坐下时，我对他们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新情况是从克罗斯比夫妇那里得到的。
克罗斯比夫妇并不认识明顿，但是他们知道他的名声。他们对他被任命为大使感到愤慨。他们告诉我说，明顿曾经由于对共产主义采取温和态度而被国务院开除。
我坐下以后对明顿说：“飞机后面的小酒吧挺好。”
“什么？”他和他妻子还在读那本打印稿。
“后面有个不错的小酒吧。”
“我的，我很高兴。”
二位继续看书，显然对和我谈话不太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明顿忽然转过身，又甜又苦地笑了一下，问我：“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是谁？”
“在酒吧和您说话的那个人。我们也到那儿去喝酒。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在和那个人说话，他的声音很大。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叫H·洛·克罗斯比，自行车厂的老板。”我说，感到脸庞发烫。
“我是由于悲观主义而被开除的，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他的妻子说：“这全是我的过错。开除他的唯一证据就是我从巴基斯坦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
“信上说些什么呢？”
“说了很多，因为我为美国不仅不能改换自己的面目，而且还为此感到自豪而惴惴不安。”
“我明白了。”
明顿叹口气说：“有一句话他们在听证会上反复引证，做为她不忠诚的旁证。”随后，他引述了他妻子写给《纽约时报》的那封信上的话：“美国人总是在并不体现爱的形式中，在不存在爱的地方寻找爱。这可能和消失了的边疆有关系吧！”
第四十五章 人们为什么嫉恨美国人
克莱尔·明顿写给《纽约时报》的信是在麦卡锡主义甚嚣上的时候发表的。这封信发表后十二小时，她丈夫就被开除了。
我问：“这封信怎么那么可怕呢？”
明顿说：“最大的叛卖，无过于说美国人在他们所到之处并不受到爱戴，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为人们所痛恨。克莱尔想阐明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应当认识到恨，而不为虚伪的爱所迷惑。”
“我想在许多地方众都嫉恨美国人。”
“只要是人，他就会遭到嫉恨。克莱尔在信中说，美国人遭到嫉恨，不过是在付出做人的代价，而想要避免这种惩罚，则是愚蠢的。但是那个忠诚委员会就不肯注意这一点。他们只认为克莱尔和我都感到美国人不受爱戴。”
“不过，你们的结局还算不错，这是值得庆幸的。”
“啊？”明顿说。
明顿和他的妻子又一次四目相对，眼光里流露出悲天悯人的神情。明顿对我说：“是啊，彩虹尽头的那一罐金子是属于我们的。”
第四十六章 博克侬对待凯撒
我和明顿夫妇谈到弗兰克林·霍尼克的合法地位，他毕竟不只是蒙扎诺“爸爸”的政府中的一位要人，还是逍遥法外的美国罪犯。
明顿说：“这些早就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美国公民了，在山洛伦佐，他似乎改邪归正了，所以也就既往不咎了。”
“他放弃美国国籍了吗？”
“任何一个宣称效忠于外国政府、为外国军队服务或者接受外国政府职务的美国人就不再具有美国国籍了。你看看你的护照就知道了。你不可能一边象弗兰克那样做滑稽小报上的国际浪漫故事中的角色，一边又要山姆大叔当你的老母鸡。”
“他在山靠水吃水伦佐很得人心么？”
明顿把他和他妻子刚才正读着的那本打印稿放在手上掂了几下，说：“我还不知道呢。这本书里说他并不深孚众望。”
“这是一本什么书？”
明顿说：“这是所有描写山洛伦佐的书中唯一有学术价值的书。”
“只有一点学术价值，”克莱尔说。
明顿也说：“只有一点学术价值。”他把那本书递给我，请我爱读多少就读多少，又说：“这本书还没有出版，这是五本打印稿中的一本。”
我翻到扉页，上面写着：《山洛伦佐：土地、历史和人民》，作者是我正要去拜访的那位伟大的利他主义者朱利安·卡斯尔的儿子，旅馆老板菲利普·卡斯尔。
我信手一翻，刚好翻到论述岛上的流氓圣人博克侬那一章。
这一页上有一段《博克侬的书》上的引语。这些话从疏页上跃起，钻入我的脑际，并在那里受到欢迎。
这些话是对耶稣基督的带有启示性的一句话的复述。这句原话是：“因此把本来属于恺撒的东西交给恺撒。”
博克侬的复述如下：
“不要理睬恺撒。恺撒一点也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四十七章 动力的张力
菲利普·卡斯尔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直到班机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降落十分钟后，我还在埋头看书。甚至于当有人在我背后小声激动地说，有一个侏儒登机了，我都没有抬起头来。
过了一会儿，我四下寻视，想找那个侏儒，可是没有看到。不过，我确实看见在黑比尔和H·洛·克罗斯比前面从头一个长脸黄发的女人，她是刚刚上来的。她的座位旁边是一个空座位，那儿可能坐着一个我连头顶都看不见的侏儒。
但是，山洛伦佐的土地、历史和人民当时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便没有费更大的劲儿去找那个侏儒。侏儒们终归只是是在无聊或闲暇时用来消遣的。可此时此刻，我既不无聊，也无空暇，博克侬称之为“动力的张力”的理论正拨动心弦，使我深思。“动力的张力”是他关于善恶之间保持死至关重要的平衡的理论。
我在菲利普·卡斯尔的书第一次看到“动力的张力”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一种我想象是高尚的笑声。年轻有为的卡斯尔在书中说，博克侬很喜欢这个词。我以为我知道一件为博克侬所不知的事：这是一个被查尔斯·阿特拉斯，一个健美函授教师庸俗化了的词。
可是当我继续往下读时，才知道博克侬完全晓得查尔斯阿特拉斯是谁。博克侬还是他的健美学校的毕业生呢！
查尔斯相信不用杠铃或是弹簧拉力器也能锻炼肌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