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先生留下的人生之谜，是人生之交替，大道之循环。他猜想到，很可能，有关长生术的高密光盘材料就藏在狮身人面象的体内，是在用基因造出它之前就埋下的。但他愿终其一生为李先生保存这个秘密。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直在精心守护着它。对任何来人，他都睁着第三只眼睛。
他不知道邓飞也猜到了这个秘密。
后记
为了不造成读者的误解，对本文中出现的专业知识作一点说明：
1。文中的细胞凋亡酶CPP－32（APOPAIN）、RAS致癌基因、能对DNA进行修补的PARP酶等都是近代遗传学的发现，但我凭自己的想象作了一些胆大妄为的修正。简言之，遗传学家说致癌基因是非正常的、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致病基因，但我认为它是原始细胞固有的正常的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上它受到抑制，但在某种条件下它会复活。读者只可姑妄听之。
2。所谓“活体约束”这个名词是我自造的，但我想从原理上说并无问题。比如，生物细胞要受所属生物体的约束，它们的凋亡速率由机体分泌的细胞凋亡酶来控制。
养蜂人
副研究员林达的死留下许多疑问。警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是自杀，但调查几个月后仍没有他杀的证据，只好把卷宗归到“未结疑案”中。引起怀疑的主要线索是他（？）留在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他是在单身公寓的电脑椅上服用过量安眠药的）；但这行字的意义扑朔迷离，晦涩难解：
养蜂人的谕旨：不要唤醒蜜蜂。
很多人认为这行字说明不了什么，它是打在屏幕上的，不存在“笔迹鉴定”的问题，因而可能是外人敲上的，甚至可能是通过网络传过来的。但怀疑派也有他们的推理根据：这行字存入记忆的时刻是13日凌晨3点15分，而法医确定他的致死时间大约是13日凌晨3点半到4点半，时间太吻合了。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不会有好事者跑到这儿敲上一行字。警方查了键盘上的指纹，只发现了林达和他女友苏小姐的。但后来了解到，苏小姐有非常过硬的不在现场的证据－－那晚她一直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
这么一来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这行意义隐晦的字是林达自已敲上去的，可能是为了向警方或某人示警；或者，是某个外人输进去的，但绝不会是游戏之举而是怀着某种动机。不管哪种可能，都偏于支持“他杀”的结论。
调查人第一个询问的是科学院的公孙教授，因为他曾是林达的博士导师，林达死后又曾在同事中散布过林是“自杀”的猜测。调查人觉得，先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进行调查是比较谨慎的，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弊病。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是那种比较讲得出口的原因。实际上呢……人人都知道警方的一条原则：报案人的作案可能性必须首先排除。
公孙教授的私宅很漂亮，书房里是几排与天花板平齐的书橱。他穿着白色的家居服，满头白发，眉目疏朗。对于林达之死，公孙教授连呼可惜，说林达是他最看重的弟子，一个敏感的热血青年。他还算不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他太年轻），但他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头脑，有最敏锐的直觉，属于那种几十年才能遇上一个的天才，他的死亡是科学界的巨大不幸。至于林达的研究领域，他说是比较虚的，是研究电脑的智力和“窝石”，他的研究当然对人类很重要，但那是就长远的意义而言，并没有近期的或军事上的作用，“绝不会有敌对国家为了他的研究而下毒”。
谈话期间他的表情很沉痛，但仍坦言“林达很可能是自杀”。因为天才往往脆弱，他们比凡人更能看穿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也常常因此导致心理的失衡。随后他流畅地列举了不少自杀的科学天才，名字都比较怪僻，调查人员未能记录（保存有录音）。只记得提到一人是美国氢弹之父费米的朋友，此人搞计算从不使用四位数学用表（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因为表上所有的数据他都能瞬时心算出来（这个细节给调查人员的印象很深）。本来此人的成就不会在费米之下，但他30余岁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公孙教授说：
“不妨再举一个粗俗的例子。你们二位都是男人，天生知道追逐女人，生儿育女。你们绝不会盘根究底，追问这种动机是从哪儿来的。但天才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他知道性欲来自荷尔蒙，母爱来自黄体胴，爱情只是‘基因们’为了延续自身而设下的陷阱。当他的理智力量过于强大、战胜了肉体的本能时，就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崩溃。”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听他说完，问他这些话“是否暗示林达的死与男女关系有关”。很奇怪的是，公孙教授的情绪在这儿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他不耐烦地说，很抱歉，他还有事，失陪。说完就起身送客。调查人员并未因他的粗暴无礼而发火，临走时小心地问，他刚才所说的电脑“窝石”究竟是什么东西，“肯定那是极艰深的玩艺儿，我们不可能弄懂，只是请你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公孙教授冷淡地说：以后吧，等以后我有时间。
第二个被调查者是林达的女友苏小姐。她相当漂亮，可以说是性感。那时天气还很凉，但她已经穿着露脐装，超短裙，耳朵上吊着漂亮的绿松石耳坠，一双白腴的美腿老在调查人的眼前晃荡。两个调查者对她的评价都不高，说她绝对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林达尸骨未寒，她已经谈笑风生了，连点悲伤的外表也不愿假装。甚至有调查人在场的情况下，她还在电话里同某个男人发嗲。
苏小姐非常坦率，承认她和林达“关系已经很深”，不过早就想和他拜拜了，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没劲。”不错，他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不错，长得也相当英俊，但除此之外一无可取。幽会时林达常皱着眉头走神，他的思维已经陷入光缆隧道之中，无法自拔，那是狭窄、漫长而黑暗的幽径。他相信隧道尽头是光与电织成的绚烂云霞，上帝就飘浮在云霞之中。林达很迷恋他的女友，迷恋她高耸的乳胸、修长的四肢、浑圆的臀背及其它种种妙处，即使在追踪上帝时，他也无法舍弃这具肉体的魅力，公孙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适合他，但即使云雨之中他也免不了走神。“我看近来他的神经不正常，肯定是自己寻死啦！”
关于林达死于“神经失常”的提法，这是第二次出现。调查者请她说一些具体的例证，苏小姐说，最近林达对白蚁啦，蚂蚁啦，粘菌啦经常挂在嘴边。比如他常谈蜜蜂的“整体智力”，说一只蜜蜂只不过是一根神经索串着几个神经节，几乎谈不上智力，但只要它们的种群达到临界数量，就能互相密切配合，建造连人类也叹为观止的蜂巢。它们的六角形蜂巢是按节省材料的最佳角度，符合数学的精确。对了，近来他常到郊区看一个放蜂人……
调查者立即联想到电脑屏幕上的奇怪留言，不用说，这个放蜂人必定是此案的关键。他们请她尽量回忆有关此人的情况。苏小姐说我真的不清楚，林达是一个人骑摩托去的，大概去过三次，都是当天返回，所以那人肯定在京城附近。林达回来后的神情比较怪，有时亢奋，有时忧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智力层面”等等，我记不住，也没兴趣听。
调查者当然也盘问了案发那晚她的活动，确信她不在现场，便准备告辞。这时苏小姐才漫不经心地说，噢对了，林达有一件风衣忘在我家，里边好象有放蜂人的照片。听了这句话，调查人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衣袋里果然有一厚叠照片，多是拍的蜂箱和蜂群，只有一张是放蜂人的，那人正在取蜜，戴着防蜂蜇的面罩，模样不太清晰。但蜂箱上提供了宝贵的信息，那儿有红漆写的地址：浙江宁海桥头。
调查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老刑侦人员常有这样的经历：看似容易查证的线索会突然中断，看似山穷水尽时却突然蹦出一条线索。三天后，调查人已经来到冀中平原，坐在这位放蜂人的帐蓬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的金黄。至于寻找此人的方法，说穿了很简单。他们知道这些到处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备汽车，而是把蜂箱交火车或汽车运输。于是，他们在本市联运处查到了浙江宁海桥头张树林在15天前所填的货运单据，便循迹追来了。
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带有燕赵豪士之风。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蓬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21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只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是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也就是说，茶缸的历史至少有60年了。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非常腼腆，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象是照了相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灰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的后三位数是248。“我们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中的侦察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即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跳舞的频率则表示蜜源的远近；又说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蜜蜂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践；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顺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燥，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象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爬来爬去，找到其他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未出生的蜂王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剌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还有，分群时谁该走，谁该留？走的蜜蜂得舍弃旧家和自己采的蜂蜜，真有点自我牺牲精神哩。”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如雪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毫无来由”地产生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了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一再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问过后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了“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所以少不了针对这个词来一番询问。但他们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非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象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调头紧追下去。看来老张很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徒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冥冥中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践外来的蜂蜜，是否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蚁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是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本世纪流行的一种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