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时候，我很想对照一下，人类的两场生死攸关的战役——对抗黑死病和对抗艾滋病——有什么异同，我们当前的处境是否比上次大战好一些。
在医学方面肯定是好多了。这么说可不是为了讨好医生，让他给我开病假条。实际上，自从盘尼西林发明以后，人类在疾病面前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弱小了。还有，大家都变得爱洗澡了，这很好，能够预防很多种病。你别忽视洗澡的重要性，我上小学时那些声称每逢重大节日才洗澡的同学都还活着吗？如果他们当中还有幸存者的话，一定已经变乖了，对浴缸不再仇深似海了，就像我这样。
在病人的处境方面，必须承认还有一些遗憾。当然啦，在中世纪，谁染上黑死病就只有等死——它也不会让你等很久。而现在，即便是艾滋病患者，也可以在医生的照顾下延续很长时间的生命。但病人还需要另一种关怀，这种关怀，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
想象一下，如果你面对一个艾滋病患者，你能够像对待常人一样对他吗？一般的接触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即便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愿接近艾滋病人。这就使他们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被圈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
在中世纪的欧洲，麻疯病人曾经受到过更悲惨的待遇。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的开头就记载着，欧洲一度曾有一万九千所隔离麻疯病人的医院。感染了麻疯病的人，必须离开正常社会，穿上特殊的衣服，连走路时都要摇铃，提醒别人回避。他们白天被逐出城市，夜晚才能回来乞讨。就是靠这种抛弃、牺牲所有病人的方法，才控制了麻疯病。
艾滋病人面对的社会道德压力，和一般人的敌意，与当时的麻疯病人是一样的。这真是一种遗憾。时间过去了几百年，科学与医术进步了，社会开明了，人类在面临疾病进攻时却仍然要抛弃自己的兄弟。在客观上，这至少会使艾滋病感染者讳疾忌医，阻碍患病公开化，增加了病毒的传播机会。
我曾经问过一些作医生的朋友，艾滋病是绝症，无论如何治疗，病人最终都会死亡。为了延长一个艾滋病患者的生命，耗费的资源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几倍。这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令我惭愧：“我们是医生啊。”
至少在道德上，医生不会面临矛盾的选择。生命必须战胜死亡，他们进行的是人类最伟大的战争。
当这些人在前线奋战，我们应该知道，在与艾滋病的战斗中，普通人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艾滋病是一种“行为性疾病”，完全可以预防。摒弃了造成艾滋病传播的各种危险行为——吸毒、不良性行为等等，HIV会发现它们面对着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但是世界上的艾滋病感染率仍然逐年上升。那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啊：“艾滋病患者主要死于无知。”对了，前面说过，与人共用剃胡刀也是危险的。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性，我必须把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真实而又残酷的故事告诉你们。
那个同学非常讲究卫生，他从不把刮脸刀借给别人。但是只有一次例外——他的女朋友私自拿了那把刀，不知去干什么用了。一周之后，注意，仅仅是一周之后啊，他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医生面色凝重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打在他头上：“同学，你的情况很特殊，很多医生都不敢相信。这在医学上是有些奇怪，不过，你的脸的的确确感染了……脚气。”
让我们离开这沉重的话题吧。我知道大家总想在这里看到一些有趣的、轻松而又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故事，但这个话题中确实缺少这类故事。我找那些医生，还有医学院的学生们问过多少次了，犯人什么也不肯招。他们只告诉我，即便艾滋病被征服了（它是注定要被征服的），还会有新的致命的疾病，新的疾病被征服后又会有更新的疾病。这就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一直进行着的最久最激烈最伟大的战争。在这战争中，科学一次次地战胜了蒙昧，博爱一次次地战胜了自私，勇气一次次地战胜了恐惧。
审问到最后，他们还透露了一个口头文件，据说是从那位在公元前的雅典城里治疗黑死病的御医口中流传下来的：
“我要遵守誓约，矢志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的不应外传的隐私，我决不泄露。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请求神只让我的生命与医术能得到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