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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他带着讨厌的装模作样的热情把手伸向我，我不能等了，抬起右手对着他的脖子开了枪。他很虚弱却持久地“咝——”了一声，眼睛的瞳孔就扩散了，这是他最后有意识的动作。然后就死掉了。
我在他倒下前抓住他，让他靠着垃圾桶坐下，他苍白的脸一动不动，带着所有的死人都带有的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偷偷走向走廊另一头，走到街上，跑着去赶火车，我尽快地跑，刚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全身颤抖得像个树叶，这毫无理由，因为我挽救了几百条生命不受这走动的野蛮ＤＮＡ的感染。一连四十八小时我无法入睡。
没有必要报告结果。无论谁在总控制台后都会知道的。我一定是干得不错，因为大约两个月后，我每晚接两个任务了。我很快就战胜了冲动和恐惧。我记得以前认为整晚工作是很讨厌的事。
当然，我白天还在急诊室看病人。我是一名家庭医生，但在我们这有几位专家。杰斐逊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爱交际的泌尿学专家，他的擅谈和好人缘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他，那时他已经脖上套着绞索，站在一家小服装店旁的混凝土铺路机边上。太多的事情不堪回首，他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在我几个月前接受了传染病组织的任务以后，他彻底沉默了，几乎封闭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蹑手蹑脚地，眼睛四处瞄着，有点轻微的响动就惊得到处跑。
没法问他，那样会立即被发现和处决的，但我确信总部也把他拉进来了。他是个很温和的人，我相信他肯定下不去手杀人，所以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办公桌边。我写了他的死亡报告，在死因一栏写下“重大军事情报”，官方拒绝验尸，我并不感到惊奇，我知道政府不愿意看到肉毒素被验出。
我开始每晚都接到任务了。这意味着我没有私人娱乐的时间了：我的音乐集啊。我有许多关于五六十年代爵士乐的录像带，音乐能让我彻底放松。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哪一个人管着我，他或她或它都决定要让我养成除掉带菌者这一嗜好，事实也如此。
几乎所有的带菌者都是最廉价的卖淫者，从事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但也有少数几个是社会上或体育界的名人。总部给我现金、衣物、一辆兰博吉尼轿车代替我那辆旧爱尔科卡，还有一些介绍信，为接近高档次带菌者做了充分准备。
这对我毫无意义，那些玩意儿总是第二天一早就又不见了。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被选中了，我简直其貌不扬，头发稀，肚子大，脸上长着深深的皱纹，从下生起就一副老相，忧郁、苍白的脸色，总是汗涔涔地。
第一个和我较亲密的带菌者是一个歌手，名叫野花。总部传来的信息上暗示着她会跟一切会动的东西发生关系。于是，我穿戴整齐，去掉一切暴露身份的东西，花钱买通了五十二街威尼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就遇上了她热情如炬的眼睛。我知道那情况是真实的了。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锁上门，我刚转过身，她已经跪下来脱我的裤子了。
这太奇怪了，我却无法阻止她。“不要用牙咬，亲爱的，”我说，“好，慢点，轻点。”她按我说的做了。她的嘴一定是一满下的病毒，她刮我一下我都惊栗不已。我把手轻柔地放在她的脖子上，但她用天才的肉感和情欲总使我分心，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靠近她时把子弹射进了她的脖子。
我刚接受传染病组织消除任务时感觉很厌恶，但对自己的厌恶却更深刻和牢固，远比预想的沉重得多。但现在，我只耸耸肩。那以后的几星期，我尽量用性来吸引带菌者，有时也使用一下——当然是绝对安全地——那真有效。没有乐趣，没有快感。我每周工作大约八十小时，是我以前工作量的两倍，还没希望提职。
不用说传染病组织消除小队的其他成员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工作与其说是半军事性的秘密组织，还不如说是半判决性的更贴切。但不管这专用词汇是什么吧，总之我在四个月多点的时间里干掉了九十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我累坏了。我总是向总部发信息，但我考虑在系统里留太多的数据会给我带来麻烦，像我说的，我努力保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这个工作负荷太大了，我请求休假了。
我冒着冷汗等了一个小时，屏幕才亮起答复。我以为要看到自己被判决了呢，却相反，我被允许休假三周，免费去任何地方。只剩一个任务了，干完就可以去休假。
信息机“吱吱”地把头像印出来。当我看到那张太熟悉的形象时，我的心狂跳起来，我的肋骨简直都被纸上那张凯瑟琳的彩色面容击断了。
我难以相信，像一只迷宫里的老鼠。或许我对于给我任务的那个人太重要了。我不得不认为这完全是巧合，就像扑克牌的纯粹偶然性。如果不这样，我会不会是一个精神变态的妄想狂。
我冲了个冷水浴，又读了一遍这张目标鉴定，然后才坐在电话机边。
“你好？——喂，你好。”她的声音传过来，不断地，换了至少六个声调。
“你好，凯瑟琳。”
“太出人意料了。”
“打开传像机好吗，凯瑟琳？看不到你我无法同你讲话。”
“稍等一下。”启动的声音，接着屏幕亮起来，映出凯瑟琳正穿上一件长睡袍——她那晒得暗粉色的肌肤只一闪就被一层薄衣料裹上了，显出她完美的曲线。真是她啊。
“你知道，”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会打来电话。”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真的吗？为什么，你希望吗？”
“希望看看你的身体。”
我轻松地笑笑。如果我没做那份工作，她会轻意去掉我对她的厌恶的。她会很迷惑的，如果她迷惑了。
“凯瑟琳，如果有人有权看，那只是你。你富有、单身、美丽、健康——我只是个走投无路的军医。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你是不只看看的那种人。”
她打量着我，认为我并不知道什么可看的东西。她像以前一样责备起来：“我们在一起的十四年里——”
“十五年。”
“——这是你对我讲的最好的话。”
一些话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曾悄声对她耳语过的话：这是去你的新家的钥匙，在巴黎与你相伴大好了，我爱你。
“我本可以说些别的，但有些话还是当面说的好。”
她笑了笑，说：“让我查一下我的书。”她倾身过来拿摄像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她的长袍在屏幕上鼓了出来，像微风里的船帆。整个屏幕都充满了她的左胸脯。形状简直太完美了。当然她这样做只是在挑逗我。她做模特后很惹眼，现在她的收入是以前的两倍，仅次于戈真海姆。
我听见身后的机器发出声音“她已被检验出患有绝症，根据总部信息，她不到十二个月就会死去。”
她又坐回椅子上，裹了一下薄睡袍，那睡袍包着我熟知的躯体，假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思考着。
“今晚七点半？”她问道。
“我几乎等不及了。”
她倾身过来，说出了我不敢奢望的几个字：“我也等不及了。”
回想起来，我已料到她会让我轻易地重新步入她的生活的。她为什么扰乱了我？除非她知道我根本不像别人看的那样。我具有她藐视的一切东西：贫穷、年老、乏味、习惯性的妄自尊大，以及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苦恼指手划脚的品质。当然，我是最谙熟心碎的理论的：我们分享的爱，至少代表着一段情感的残余物，还留在凯瑟琳的空躯壳内，它冲淡了由背叛引起的相互指责时的怒气。
我穿戴好，把枪习惯性地别在右边腰间，这已成了不用思考的习惯动作了，无论要去对付谁。我的思维沉浸在千千万万的回忆中，有喜也有忧。这次见面的起因和不可避免的了结则被忘在脑后了。
我用公职卡付的饭费。她装作没注意，但她的眼睛确实盯了一下这张小塑料矩形卡。免费吃饭像一把磁性银匙，使我们用餐时一直轻松地开着玩笑，我还买了一瓶四十年的陈年老酒，准备在回去的车上享用。我建议到她那里去，但她却坚持到我的破旧狭窄的小屋去。我开着车——我自己的那辆，有她在，我原来并没注意到的车的尖叫和卡嗒声显得格外刺耳：一路吵闹着向我的老破屋驶去。
“为什么还是这个老破烂？”她问，“听起来我们都开不回去了似的。”
“当医生哪来的钱，你也是听说的。我甚至还额外加班呢，也没奖金，我也就没精力做另一份工作了。”
“别跟我抱怨了，你不是还有公职卡吗。”
“我只能用一个月，还不能太浪费。那小子出差了，现在正驾着吉普车在内华达东北哪个地方呢。”
后一部分是真的，他去他的私人诊所了，要待三个月。
斑驳的灰泥墙上尽是水渍，这一处那一处的裂缝看起来像是大大小小的补丁。一个老太太在过分拥挤的门厅中的沙发上酣声大作。这就是我的寒舍。
我的正门是钢的，开了三道锁，我们走进屋。
“噢，真不错！”她说着，踏上四级台阶走过门厅，又上三级穿过厨房，向静悄悄的总控制室瞟了一眼，完成了全部行程。
“还有尺寸合适的壁橱呢。”我几乎脱口说，如果她的赞叹是出于真心，她可以住在这儿，不用再回到帕克威尔的阁楼上去了。
“不算坏，如果你是个苦行僧。”我说，“我猜想，这是我不安份的结果。”
“没有性生活，嗯？”
“没人再想接近一个医生，更别提你的戏是出难唱的了。没人，我像得了瘟疫一样过着形单影只的日子。”她略微退缩了一下。我接着说：“我没得瘟疫，我只是在学着喜欢我的新生活。”
她把围巾扔在我写字椅的扶手上，那椅子靠背上横七竖八地用胶带粘着裂缝。她用修长的两手勾起我的胳膊，她大大的海蓝色眼睛凝视着我。“这是我，”她说，“你不要装了。”
“我不懂……”
她叹了口气，吻了一下我的鼻子，转身去找把床从墙里拉出来的按钮，她找到了。
“给我倒杯白兰地。”她说，并倒在床上。
我把洗脸盆边那个装牙膏的杯子测了涮，倒上酒。
听着约翰·斯特劳斯和特龙尼尔斯·蒙克的小夜曲，又喝了两盎司的酒，她开始脱衣服。
十五年里，如果可能，我们从来都是赤裸着身子做爱的。我站在那里，我的心矛盾得麻木了。她躺在我的床垫上，热情如火，我灰暗的中年时期的情欲又死灰复燃了。
我的脑子里曾闪过一个梦想：和凯瑟琳跑到远远的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爱滋病毒把我们吞掉以前好好享受一年。欢笑、幸福地过到被击垮的最后一刻。但它只是一闪即逝，总部会掌握一切情况，我若逃避我的任务就活不过七十二小时。我不想死。
凯瑟琳今晚则必须得死。惟一的问题是在这最后一刻，我是否应该和她再分享一次爱情。毕竟，我们都得死，我也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了：整天治疗那些毫无品味的身体机器，整夜狩猎着病毒携带者，总是单身一人，永远单身一人。我的结局会很简单：如果一年内得了肺炎该怎么办呢？至少我会拥有这一时刻，最后纯情如火的一刻，和我的女神，我的爱，我的甜美人儿，这一刻的火焰会照亮我所有的角落，直到生命尽头。
颤抖着，我脱下衣服，藏起枪，躺在我的爱人身旁，一想到她的病毒，我就觉得肉皮发麻，但病毒是看不见的，而凯瑟琳是温暖甜美的。我们相互玩笑着，接着我一言不发，急不可耐地压在她身上，感觉我长久思念的拥抱。我曾经想温文尔雅有节制地爱她，但热情和绝望驱走了对瘟疫的恐惧。我沉浸在致命的狂吻中，把生死置之度外，三四次后，我释放了所有固积的狂热，惊惧和恐慌被彻底清除，我沉醉在甜蜜的麻木中，这时凯瑟琳则像春风一样从我身边飘开了。
我恢复了理智，转头看她，她正用清澈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我以为我还记着呢，”她喃喃地说，“可我已忘了那么多。”
“我也是，但是我敢打赌我们忘的事是不同的。”
她格格地笑了，又满怀心事地说，“或许现在你信任我可以告诉我了吗？”她说。
“信任你告诉你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事我能选择吗？”
“我的小和尚，”她说，搅着我的头发，“坐在他的小跑车里。”
“什么？”我的睡意一瞬间跑掉了。
她的手指在我面前摇动着；一副“我抓到你啦”的神态，说：“我看见你追求那个吸毒过量死了的小歌手了，她叫什么名？野花？在威尼俱乐部，大约六周以前。干得轰轰烈烈呀，嗯？”
我坐直了，肚子上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但立即我意识到凯瑟琳以为我去夜总会的目的是玩，而不是暗杀。抵赖是不可能的。
“你的壁橱里没有那套美妙的衣服，你没开那套美妙的车，你到底住在哪儿？”
我有几十个答案，但脑子飞速运转，舌头却笨得结巴起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地方。都是我借的。”
“从谁？”
我闭嘴了，甚至无法开始对她讲。
“你知道，我想，我相信你。如果你有闲钱买意大利跑车和后台浪漫，你会花在我身上的。”她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向她那堆衣服走去。“我以为你最终有点言行一致了，会有胆量开着那同样的脚具来见我呢。”她拿起一小块布套在腰间，接着说：“但你又输了，医生。还是一个被遗弃的锯骨头的外科医生。”她又在胸前围上一小条薄薄的东西，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了什么，“这错误代价太高了，医生。看看这个。”她镇定地把手摊给我，一个政府检验室发的红色纸条在她的手掌里。
我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不愿意费力去拿。我的笑使她好奇得脸色发白。
一时间，我几乎要发怒了，我花了钱，又一次受了骗，最后这一击几乎使我疯狂了。但传染病组织说过，报仇是我自己的事。我收拾起我的衣服，拿到卫生间，洗了洗脸，穿上衣服，重新查看了一下枪。
所有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知道死到临头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说，“有人隐藏起来，有人在宗教里找到安慰，许多人根本不在乎。个别的则喜欢与别人同病相怜，急不可待地把每个人都传染上。你，凯瑟琳，属于最后一类人。”
“别振振有词地了，我们走吧。”她的声音单调，疲劳。
我没有做出她预期的反应，所以她对我失去了兴趣。站在门边，她的手搭在门锁上。
“这是特殊的时刻，凯瑟琳。我从没告诉你我工作的真象，对，工作，没对任何人说过。你知道，你在社会上声名狼藉。我只是今天下午才知道。”
“知道你以前的妻子常外出有什么特殊的吗？你瞧，这多没劲。我们走吧。”
我抱歉地摊开两手，“你哪也不能去，永远不能了。”
她朝我走过来，三步，抡起手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麻木得感觉不到了。
“凯瑟琳，我很在意你的性生活，根本不在乎你的健康状况。但命令毕竟是命令。古人说什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张红纸条来自政府检验所，我是一名军医，有一种瘟疫在流行，你是一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