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为了向公众通报这些研究结果，科学家们决定在金星技术中心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会议当天，会场气氛异常热烈，到处人头攒动。记者们为争夺有利的位置都快打架了。正在此时，研究小组负责人佐格教授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台下的注意力全被他吸引住了，安静了不少。佐格教授将视力辅助器上的旋钮调动了一下。这是他说话前的习惯动作，就像有的人说话前先要清清嗓子一样。他又将旋钮扣调动了一下，开口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在你们提问前，我要先告知你们一件事。那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地球上丝毫没有生命的迹象。”
这句话刚出口，台下立刻骚动了起来。一名《金星晚报》的自然专栏记者激动地站起来，向佐格教授发问道：“教授先生，您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首先，”佐格教授又调动了一下视力辅助器上的旋钮，似乎他是用眼睛说话，“地球的表面——至少在曼哈顿地区——是由坚固的水泥构成，这种土质是无法生长植物的。其次，我们发现，地球的大气中充满了诸如一氧化碳之类的致命气体，我想没有生命能在这种空气里幸存吧。”
“那么这对我们的飞碟计划意味着什么呢？”另一名记者问道。
“我们将不得不携带氧气，这将令飞碟重量比计划中增加不少。”
他话音未落，又一名记者迫不及待地向他发问：“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外，你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了什么危险吗？”
佐格教授微微一笑，按下显示钮，一幅激光全息影像展现在大家眼前：“请看这里，你看到这片环绕地球上空的黑云了吗？我们称呼它‘爱迪生联合带’，我们不清楚它的构成，但它很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所以在我们把第一个金星生物送到那里之前，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研究。
“请注意这看起来像河的区域，卫星发回的资料显示，它已经被严重污染了，而且里面的水完全不适宜饮用。这意味我们必须携带饮用水，这又大大增加了飞行器重量。”
这时，一位记者打断他，问道：“对不起，教授，请问照片上这些黑色微粒是些什么东西？”
“关于这点我们还不能确定，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些沿着固定路线移动的金属微粒，它们放出气体，发出噪音并且不断地互相冲撞。鉴于如此多的路线和金属微粒，简直不可能避免在飞船降落时撞上一个两个。”
“那么这些石笋般挺立着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是某种夜晚能发光的花岗岩形成物，格拉姆教授管它们叫‘摩天者’，因为它们看起来像要触到天空似的。”
“佐格教授，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飞碟计划不是会被迫延迟吗？”
“是的，不过一旦追加投资，我们将立刻继续研究。”
“可是，教授，难道我们花费数以亿计的zuth只是为了在一个没有人的地球上降落飞船吗？”
“因为只要我们金星人能够学会在地球上存活，那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生存了！”
注释：
爱迪生联合带：爱迪生联合公司是美国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它制造了大量烟尘污染。
zuth：虚构的金星货币。zuth在英语中是空无一物的意思。
《地铁第三层》作者：杰克·芬尼
纽约中心铁路公司以及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的总经理们，凭着一大堆火车时刻表发誓，说地铁只有两层，但是我说有三层，因为我曾经到过中心站的第三层。
我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在我的许多朋友中，我找了一个精神病医生谈了这件事。我把中心站第三层的情况告诉他，他说那是一种梦幻现象。他说这是不样之兆。这话使我的妻子差点发疯。但是他解释说，他的意思是现代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恐惧、战争、忧虑等因素，而我想要逃避现实。那倒也是。这年头有谁不想逃避现实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想逃避，但是他们没有溜达到中心站的第三层去。
他说，我看到第三层的原因就是我想逃避现实。我的朋友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一切事实都说明这个结论正确。例如，我的集邮就是“对现实的暂时逃避。”也许是这样吧，可是我的祖父根本不需要逃避现实。我听说，在他那个时代。世道很好很和平。可是他却叫我集邮。我收集的邮票相当可观，美国发行的四张一组的邮票我几乎全都有，还有首日封等等。你知道。罗斯福总统也集邮。
无论如何，下面的事情确实在中心站发生过。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很晚，匆匆忙忙要赶回住宅区的公寓。我决定到中心站去坐地铁，因为地铁比公共汽车要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名叫查利，三十一岁。当时，我穿一套棕黄色华达呢，戴着一项镶花边的草帽。有十几个和我一样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并没有想要逃避什么，我只想回家去看我的妻子路易莎。
我从范德比尔特大街拐进中心站，顺阶梯而下，到了第一层。在那里坐火车的情况，和二十世纪一样。接着。我又走下另一个阶梯，到了第二层，郊区列车从一个拱门进进出出，开向地铁，消失在地下。我进出中心站已经有好几百次了。但是我经常发现新的门、楼梯和走廊。有一次，我走进一条大约一英里长的地道。出来的时候在罗斯福旅馆的门厅里。一另一次，我从第四十六街的一座办公大楼里出来。整整过了三条街。
我有时候心里想，中心站象一棵树在生长，不断地生长出新的走廊和楼梯，一就象不断长出树根一样。也许有一条谁都不知道的长地道，现在正在这座城市底下摸索通往泰晤士广场的道路，也可能另一条正在逐渐通向中心公园。因为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人通过中心站逃离现实世界。也许我也是这样进入那条地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
我脚下的那条走廊开始向左拐，向下斜。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但还是继续在前走。我只能听到自己走路时空落落的脚步声，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听到前面有一种低沉的喧闹声，还有人在谈话，这说明前面有一个开阔地带。地道猛然往左拐。我走下一段短短的阶梯，来到了中心站的第三层。我以为自已又回到了第二层，但我看出那个地方比较小，售票窗口也比较少，中间的询问亭是木头做的，看样子很老式。询问亭里的人戴着绿色眼罩和又长又黑的袖套。灯光暗淡；有点忽明忽暗。后来我明白了，那都是些有焰煤气灯。
地板上摆着铜痰盂。车站对过的一道闪光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有一个人从他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啪的一声打开表盖，看了一下表，蹙起了眉头。他头上戴着一顶脏帽子，身穿一件四个钮扣的小翻领上衣，留着车把手似的黑色大胡子。我往四周一看，发现车站里每个人的穿着都是１８９０年前后的模样。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络腮胡子和各种花式的小胡子。一个妇女从出入口走进来，她穿一件羊腿形袖子的女服，裙子的下摆会到她的长统女靴上，在她后面的铁轨上，我看到一台火车头，一台很小的有漏斗形烟囱的旧式火车头。我心里明白了。
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向一个报童走过去，看了一下他脚边的那一叠报纸。是《世界报》。这种报纸巳经停刊多年了。头条新闻刊载有关克利夫兰总统的消息。后来，我在公共图书馆时档案找到了那张报纸的头版是１８９４年６月１１日出版的。
我转向售票窗口。我知道，在中心站的第三层，路易莎和我可以买到通往１８９４年美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票。我要两张到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的票。你到过那个地方吗？那仍然是一座很好的城市，有古老的大木头房，大草坪，参天大树枝叶交织，遮蔽街道。在１８９４年，夏夜有现在的两倍长，人们坐在草坪上，男人抽烟闲谈，女人摇动芭蕉扇，萤火虫到处飞来飞去，一派和平景向。回到那时候，离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二十年，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四十多年……我要两张那样的票。
售票员前我帽子上的花边瞥了一眼，算出了票价，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单程客车，可是当我数好钱，抬起头来时，售票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朝着我的钞票点了点头说。“先生，那不是钱。你想来骗我吗？那是不会得逞的。”他看了看他身边的现金抽屉。抽屉里的钱当然都是些老式钞票，比我们现在所用的钱大一半，样子也不一样。我转过身，赶紧跑开。即使在１８９４年蹲监牢也决不会是好受的。
情况就是如此，我想，我大概是顺着进去的那条路出来的。第二天午饭时分，我从银行里取出三百美元，几乎把我们的钱全取出来了，买了旧式货币（这件事使我那位当精神病医生的朋友大为担心）。要买旧钞票，几乎在每一家硬币商店用以买到，可是得付贴水。我的三百美元还买不到二百元的旧式美钞。可是我并不在乎比。１８９４年的蛋一名三分钱可以买一打。
从那以后，虽然我常常去找通向中心站第三层的走廊，可是再也没有找到过。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易莎时，她很忧虑，不再让我去找第三层。不久以后，我也就不找了。我又回到集邮上来。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又一起找起第三层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证据可以说明第三层依然存在。我的朋友萨姆·韦纳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但是我有点怀疑，因为萨姆是个城市孩子，我常常对他讲有关盖尔斯伯格（我就是在那里上的学）的情况，他总是说他喜欢那个地方。他一定是到那里去了，错不了。他逃到１８９４年去了。
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在摆弄邮集时发现——悟，你知道什么叫首日到吗？当一枚新邮票刚刚发行时，集邮者马上买它几枚，在出售邮票的头一天用来给自己寄信，邮戳可以证明邮寄日期。这只信封就叫做首日封。这种信封是从来不打开的，信封里面只放白纸。那天晚上，在我保存最久的一批首日封中，我发现有一只信封是不应该放在里面的，可是它却放在里面。它之所以被放在那里面，是因为这封信是某人从他的家乡盖尔斯伯格给我的祖父寄来的。信封上的地址是那样写的。从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８日起，它就放在里面了，邮戳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我却完全记不得这回事。邮票是六分的，暗褐色，上面印着加菲尔德总统像。祖父接到这封信后，自然就把它放进了他的邮集，再也没有去动过它——直到我把它取出来打开为止。
信封里面的纸不是空白的。上面写道：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威拉德街９４１号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８日查利：开始我只希望你的话是真的，后来我就相信你的话是真的了。查利，我真的找到了第三层，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到这里已经两个星期了。此刻，我在和我住同一条街的戴利家里；有人在弹钢琴，他们全都跑到前面的游廊上来唱“送内利回家”。他们请我来喝柠檬汁。查利和路易莎，你们也回来吧。你们应该该继续找。不找到第三层决不罢休！请你们相信我，第三层是值得你们去找的！
纸条上的签名是萨姆。
在我常去的那一家邮票和硬币商店里，我发现萨姆买了八佰美元的旧货币。这笔钱应该够他做干草、饲料和粮食小生意了。他过去常常说他很希望能做这样的生意。在１８９４年的伊利诺斯州盖尔斯伯格，他确实不能再干他的老行当了。他的老行当是什么呢？告诉你吧，萨姆就是我的那位精神病医生。
《地下通道》作者：弗·波尔
６月１５日早晨，盖伊·伯克哈特惊叫着从梦中醒来。
他平生做梦从没有这次这么真实。狂暴的恶潮，肆虐的热浪猛然将他掀下床来；那尖厉异常、震耳欲聋的金属爆炸声，依旧在他耳畔鸣响。
他喘息未定，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儿。室内悄然无声，灿烂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他目瞪口呆，无法相信眼前的情景。
他嗓音嘶哑地叫道：“玛丽！”
他的妻子不在他旁边那张床上，铺盖乱糟糟地堆在那儿，好像她刚刚走开。恶梦难忘，拂之不去，他本能地在地板上搜寻起来：他要看看梦中爆炸是否也把她掀翻在地。
但她没有在那儿。“当然了，”伯克哈特自言自语道，“她是不会给掀下来的。”环顾四周，梳妆台和矮脚小椅还是旧日模样，窗子也不见炸开的痕迹，墙壁完好无损。看来仅仅是一场梦。
“盖伊，”他妻子在楼梯口问他，“盖伊，亲爱的，你没事吧？”
他有气无力地应道：“是的。”
稍稍停了片刻，他妻子又半信半疑地问：“早餐好了。你敢肯定你没事？我觉得我听见你在尖叫。”
伯克哈特语气肯定些说：“我做了个恶梦，亲爱的，没事了。”
淋浴时，他一边用力打开他喜爱的科隆香水瓶，一边自我安慰这不过是恶梦一场罢了。而做恶梦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梦到爆炸尤其平平常常。何况在过去的３０年里，氢弹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如何会梦不到爆炸？
意外的是玛丽也做了这样的梦，因为他一开口跟她讲梦中的情景，她便打断了他的话：“啊，天哪，我做了同样的梦！对，几乎完全相同。我实际上并没有听见什么。我梦见什么东西将我震醒，接着就是猛然砰的一声，然后有东西击中了我的头部。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你梦中是不是也是如此？”
伯克哈特咳嗽了一下。“噢，不。”他说。玛丽可不是勇如男人、猛似虎豹的那种妇女，没有必要将梦中细节详详尽尽地讲给她听，搞得像真的一样；没有必要去提炸成碎片的肋骨，从他嗓子眼冒出的盐味泡沫；更没有必要痛苦地承认这就意味着人生尽头。他说：“商业区说不定真的发生了爆炸。可能是我们听到了爆炸，爆炸使我们产生了梦幻。”
玛丽凑上前来，茫然地拍拍他的手。“或许是吧，”她并不反驳，“快８点半了，亲爱的，你能快点儿吗？你不想迟到吧？”
他匆匆吞下食物，吻了吻她，然后冲了出去——与其说是为了赶时间，不如说是为了弄清楚他的猜测是否准确。
但泰勒顿商业区看起来还像平常一样。一进公共汽车，伯克哈特便仔细地眺望窗外，想寻觅爆炸的迹象，但毫无收获。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泰勒顿变得更好看了。空气清新宜人，晴空朗朗无云，楼房洁净悦目。商业区仅有的摩天大楼雾气团团——他以为，那是将康特化学公司的主要工厂设置在市郊导致的结果，阶式蒸发器散出的烟气在石头建筑上留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平日的乘客车上一个没有，所以伯克哈特无法向人询问爆炸的事。等到他在第五大道和莱赫大街的拐角下车，公共汽车沉闷的蒸气发动机哼哼卿卿开动后，他便对自己说，一切都是想像中的事。
在办公楼休息厅雪茄柜台前，他停下了脚步，但是拉夫尔并没有在柜台里边。卖给他香烟的售货员是个陌生人。
“斯特宾施先生去哪儿了？”伯克哈特问。
那人彬彬有礼：“病了，先生，他明天来。今天来包马林牌的？”
“契斯特菲尔德牌的。”伯克哈特更正他说。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