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雪要好得多。雪落在脖子上，湿漉漉的，无奈，只好把围巾往上提了提。我仰起头，让雪花亲吻眼睛，然后伸出舌头，闭上眼去感受那雪花轻柔地吻。
突然从左边传来“呼”的一声响，睁开眼一看一团雪打在树枝上，接着又一个雪球打在树于的同一地方。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弯下腰又抓起一把雪，他身着海军装，一条围巾围在脖子上。
“杰里！”
他用眼扫了我一下，只一下，一定以为我是跟别人说话。他跟杰里根本不一样。可当时我就认定他是从前我所见到的弟弟，一模一样：猫腰，抓雪，瞄准，把雪球投到街对面的树上。我闭上眼睛，仔细地想忘掉那张深灰色的眼睛，年轻的脸，极力去想起那全家度假时在海滩一起玩耍时的情形：杰里冲到大海里，潜入水中，不时露出水面，招呼我一道玩。
我认识他，终于回忆起他一个脸面。只有一个，但只是一个开始，还能回忆起来。我没有。
我满怀希望地回想着。用戴着笔帽的笔敲打着纸，使劲地敲，留下了好多印迹。我想我是要欺骗自己：我能读懂这种场面，融入其中，随波逐流。任其自然，见到雪球，感觉到一点刺骨的寒气，奇迹，还没有记起杰里就看见他的脸了，这是一个故事，自己编的故事；自己骗自己。
笔不好使，我便找一支不同颜色的，这支是黑色的，把最后几段给划出来。其实这种事没有发生，可是当时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没有说她是谁，玛格利特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事都没有说：他们是如何把病毒拒之门外的？我们都蒙在鼓里。如果谁能像这样理解了，那他就能发现一堆死者和企鹅。因为这不是真实的故事，除了玛格利特谁都读不懂。我才不管这种事。我可以说这种病毒在110度的温度下就死亡了，从而使每个人都先洗个蒸气浴。
可是我在想那真的有个冬宫，我在冬宫里能做点什么。
我能做点什么？我站在雪地里，雪花轻轻地落在眉毛上，鼻子上和脸颊上，留下了许多小水珠……我感到很轻松，不想离开，我应在大厅里有间房子，一个小木屋，就在孩子堆的雪人的旁边。
雪在下着，我站了一会儿，仰望着灰色的天空笑了。既然我已尝过雪的滋味，那我想去看看其他的展品。我顺着小路又来到孩子们玩的地方。对面有一座小屋子，离小松树林间的小路只有几步远，屋子四周是白颜色的篱笆，缕缕青烟从石头烟囱里升起。
屋子里面，温暖如春，孩子和大人挤满了一屋子，手里都拿着盛热巧克力汁的塑料杯，上面浮着一层泡沫。他们把屋子装饰得好像有人住在这里似的：靠墙边放着一张做工粗糙的木床，上面铺着红白相间的方格毯子，墙上挂着几幅画和招贴画；还有一本挂历，朝霞把库克的照片映成粉红色，床下放着一双旧皮鞋，墙上还挂着旧锅和旧勺以及几件厚毛衣。一盏油灯放在洗碗槽的一角，里面装满了油，还一盏油灯挂在屋顶上，照亮了小屋。炉子上壶水正开着，在一张长方型木桌上，放着几盒速融巧克力，旁边是几只杯子。
我注意到所有的物品，然后便离开了小屋，礼貌地拒绝了人家端上的一杯巧克力。我很兴奋，但也不知道是否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在大厅一边徘徊着，这次的感受却是不同了。现在我是一名侦察兵，一名探索者，一个将来定居者。这里还有两个紧急出口，但是这两个出口都能从这面封住，一条小溪从屋后流过，一根引水管把水引到室内，这样水就不成问题了。如果水流断了，我可融化雪水。屋子后面还有一大箱子煤，冷不了多少。
所以我只担心小屋子的门锁和食品。
我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着急，还早着呢，还不到中午，冬官到四点钟才关门。可是我太兴奋了，以至于想把旅行推后，这可不好。
由于想再回来相当方便，而且还有很多余票，我便离开了展厅，找到我的自行车。来的时候我把车子锁在冬宫马路旁的停车计时器上了。外面挺热，我便把毛衣脱掉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骑车往回赶，路很长，还要经过一座很陡的小山，名字叫莫里。
那里什么人都没有，我往背包里塞满了奶酪，面包，一些干果和锅巴。我得留个条给玛格利特。我知道没有人相信我编的谎言，因此我只好写道：“今晚我不回家了，明天见，我一切都好。卡蒂。”
我还需要什么？衣服已经够了，食品也够我吃上几天的了。我得带上日记本，还有架子上的小手电筒，索性系在腰带环上了。
往外面走时，我看了一眼那个留言条，便加上一行：“对不起，玛格利特。”但那只会叫她更为我担心。
我骑车回到冬宫，还是把车停在那个计时器旁。这时才发现那个备用锁忘带来了，我要把它带来的原因是想把入口处锁上。我不想再回去了。免得碰上享德森夫妇再你我客套一番。于是我便把自行车放在冬宫前面的灌木丛后就离开了。回头看看挺好的，谁都发现不了，玛格利特也许会来找我，找不到我的车子，她就不知道我在哪儿。
背上背包，紧了紧毛衣，我就再一次走进了冬宫。这次我绕过秋厅去租一双滑雪板。
在小屋子外面我徘徊了几个小时，等待着人们离去。终于人去楼空，这时我赶紧把滑雪板藏到衣柜里。我想在这一天结束时他们不会注意到滑雪板不见了就去四处寻找，也不会打开衣柜门把剩下的巧克力放进去，或者再取一些出来。
我就等着，坐在门外，一声不吱，听人家在说说笑笑。
最后，我确信人们都已离去，冬宫已经关门。
我打开衣柜门，尽力不让它出一点声。我还担心里面会有人，守夜人，或者检查人员，但这屋已经空空如也，我巴不得整个晚上都没有人进这大厅，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看到炉子还没全凉，我又把它烧起来，然后把装满水的锅放在上面。看来烧开还得一会，就要趁天还没有全黑到大厅里去滑雪。天色已暗，几缕光线从天窗和大厅尽头的窗户里射进来，但是滑雪道还能看清。
四周终于静下来了。这就是今天我所期望的，我知道这就是大雪下面的寂静。
绕着大厅我轻而又有节奏地滑着，只听到那滑雪竿和雪橇的沙沙声、嚓嚓声和唰唰声。滑过三四圈后，我滑过窗户来到外面，停了下来看看那漆黑如墨的世界，还是夏天。我打了一个寒颤，又接着滑下去。
刚有点疲乏感我便停下了，长期没有滑雪了，腿开始颤抖。我滑回小屋，脱下靴子，打掉滑雪板上的雪把雪扔到外面，把滑雪板靠墙放着。
进屋时就听到水开了的声音。里面漆黑一团，我用小手电筒才找到火柴，原来我把火柴放在炉子附近的地板上了，然后点上一盏小油灯。
小屋暖烘烘的，叫我心里非常高兴，一种从寒冷和劳累中解脱出来就进入热气腾腾环境中的那种特殊的兴奋。我满面红光，心情舒畅，轻轻地哼着民间小调，满心欢快地准备了四杯热巧克力饮料。
“卡蒂，我回来啦！”玛格利特喊着，我又回到我那间银白色的房间。那白色的羊毛地毯可不是白雪。“到厨房来看看米切尔！”
我看了一眼我写的：四杯热巧克力，我想，一杯是我的，一杯是给杰瑞的，一杯是妈妈的，还有一杯留给爸爸的。这就是我能为他们所做的：滑雪归来，在暖烘烘的小屋里喝上一杯热巧克力。
“卡蒂，”玛格利特在门口敲门，她扭了扭把手，锁上了。“卡蒂，怎么不出来，卡蒂？”
我没有吱声，她回到厨房，不一会又听到她们的笑声。
夜色中的小屋美极了，我品尝着热巧克力，看着那粗糙的木墙，笑了。我感到温暖惬意，灯光下我的皮肤呈现出金黄色。喝完后我把那几杯放到炉子上，不让它们凉了。
《动物的警告》作者：斯通尼·康普顿
作者简介
斯通尼·康普顿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十七参加海军。然而至今他已经在阿拉斯加生活了多年。他是一位多面手。除了当过海军以外，他还当过消防队员、铁路工人、电视摄影师、编辑和卡通画家。他还开过画廊，办过汽车旅游公司。目前，斯通尼在“健康与社会中心”阿拉斯加分部作助理工作人员。他还是“动物语言研究中心”阿拉斯加分部的一名图片师。这两份工作给他的小说《动物的警告》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自从一九八六年起，斯通尼就成了“科幻小说作家”小组的一名成员。
一九八八年，他的一部很有影响的小说在罗伯特和卡伦的《环球文集》第一卷上发表。最近，他又有一篇小说在一九九二年西班牙巴赛罗纳科幻文学大赛中被提名。
当韦思利·江森在克拉霍查村的简易机场走下邮政飞机的时候，他看见儿子莫西正站在机场边上。他时常能想起莫西小的时候，光着脚跟村里那些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到处乱跑的情景。可眼下站在那儿等着他的那个男人俨然是他自己二、三十年前的模样。
“你好吗，爸爸？”莫西左手握着自己的皮带，向他父亲伸出了右手。
韦思利小心地握着儿子的手，笑了笑。
“我很好，回家来，真好。”
一条大个儿的杂种狗坐在一旁望着他们。“他害怕你，老家伙，”狗嘲笑地对老人说，“他认为你仍然是个疯子。”
“我真的很好，莫西，”韦思利诚恳地说：“我再也听不到那些声音啦。”
“阿拉斯加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在电话里也这么说。”莫西一边说，一边用眼睛慢慢地在他父亲的脸上搜寻，想看看他还有没有精神失常的迹像。
韦思利没有理睬那条又在嘲笑他的狗。
“你有行李吗？”莫西终于问。
“噢，是的。”韦思利捏着手指打了个响，笑着说：“我一定是昏了头。”他转身回到飞机那儿，他的儿子和那条狗站在一起，不自然地笑着。
他们离开简易机场，朝村子里走去。韦思利看见在夏天的阳光的照耀下，育空河波光粼粼。回家的感觉真好。要是从没去过费尔班克斯就好啦。
他一直在逃避他妻子的去世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就是在明尼去世以后，所有动物才开始跟他讲话的。也许村里那些老人是对的，她可能是个女巫。
最初，村里人都回避他们，那是因为她身为白人，都把自己叫作“治病的人”。可是一个从奥萨克斯来的自称是看手用的女人证明，她真的能治病。所以，才三十几岁，明尼就得了一个“祖母”的尊称。
他知道明尼就爱干和动物谈话聊天这类的事。这可能是因为他给她讲了渡鸦的事；给她讲了一个好猎手在捕捉猎物之前成立后是怎样同她的猎物谈话的事。
费尔班克斯的白人告诉他，他疯了，并把他带到了诊所。他认为他能跟那里的印地安医生讲清楚这件事，他们能够达成共识。可是结果，那医生却是个从南方来的陌生人，他对渡鸦或其他有关的事一点也不懂。
这个狗娘养的把他关进安克雷奇的一座疯人院，那里面住满了疯子。韦思利认为把他关在这儿，他才真的会疯呢。那些鸟和蝴蝶都在欺骗他，它们想让他告诉那些医生，它们之间交谈的事。
他可能听见了它们的声音，但他可不是个傻瓜。他从来没有向医生承认，他听到过什么。最后，经过三个月的“观察与会诊”，他们让他出院了。
“你为什么没在鱼场那边？”他问。
“我们是在鱼场那儿的。我来这儿是为了接你……”
“来看看我是不是还在发疯，”老人接过他的话。
“这不公平，爸爸！”
“随你怎么说，”他生硬地说。
一只渡鸦飞过头顶。它说：“我喜欢看见你回来，老家伙。如果你喜欢吃鲑肉，现在正是好季节。”渡鸦笑着落在树枝上，“这里不是安克雷奇，你得在这儿跟我们讲话。”
他觉得一阵恐惧，知道那鸟是对的。有些时候，他不得不回答它们。明尼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一年，他从来没有了解过她。有时他会喝得酩酊大醉；有时他还揍她，但是他们毕竟朝夕相伴，患难与共了这么多年。现在她不在了，撇下他一个人。
“嗯，我来这儿也是为了买食物和杀虫剂，”莫西说，“今年春夏雨水大，蚊子太多啦。”
“那我们要去商店啦？”
“不。在飞机到这儿之前，我就买好了东西。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需要离开这儿，”韦思利说，“我讨厌不认识的人。”
“你已经到家啦，”他的儿子挖苦地说着，点上一只烟，“这儿的人你都认识。”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地走到河边。育空河，村里村外的一切都汇集在这条河里啦。它给这里的人们带来鱼、熊、驼鹿和驯鹿。它养育着他们，同时也埋葬他们。当你驾船行驶在它宽阔的，淤泥沉积的河道上时，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冬天，河面结的冰有十五英尺厚，但是在水流急的地方，冰层却像纸一样薄。如果有人掉到被雪覆盖的冰窟窿里了，那么一台除雪机是绝对不够用的。人们永远地找不到那些被河水冲走的人。
育空河的这一段接近一英里宽，它是鲑鱼的家园。然而，鲑鱼在产卵的时候必须要回到支流里去，它们在那里产下鱼卵，再让这些卵受精。然后它们又匆匆赶回育空河。结果雄鱼在射精之后会死在回家的途中。
从童年起，韦思利就一直在考虑鲑鱼的命运——即辉煌，又悲惨。明尼说，在育空河的支流里孕育生命，是大自然的法则。
就在莫西驾着二十六英尺长的平底船逆流而上的时候，韦思利思绪万千。每隔几百码，岸边吱吱嘎嘎的捕鱼车就会在河水的冲击下，漂上他们的木筏。育空河沿岸家家户户都有他们自己家传的鱼场。他们的船每经过一个鱼场岸上时，人们就会放下手里的活，向他们挥手致意。
早在韦思利年轻的时候，州里就已经让各家各户正式宣布了对各自鱼场的所有权。因为在这之前，好像谁也不知道哪一块水域是谁家的！后来他们发现州里要接收哪些没人认领的水域。于是就纷纷超占已经正式划规他们的领地。之后，他们发现在赢得鱼场的同时，他们又失去别的东西。
固定在捕鱼车上的鱼篓有条不紊地在水里打捞着活蹦乱跳的银白色的鲑王鱼。王鱼是鲑鱼里个头最大的一种，它的肉也是最值钱的。
人们把鱼从捕捞箱里拖出来之后，就熟练地剁去它们的头，划开它们的肚皮。然后那些生就一双灵巧的手的妇女们就把它们清理干净，平滩在板子上，再准确迅速地用刀把鱼肉划成格状以便鱼肉能均匀风干。
最后，把鱼的脊骨剔出来，把鱼肉挂在杆子上，再放到慢慢燃烧的梢木上熏成鱼干。鱼的内脏和没有用的部分又被心满意足的人们扔回到河里。
鱼场的历史比所有渔村的历史都悠久，人们已经记不清它开始于何时了。城市印地安人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焦燥不安，因为富人们都到夏威夷去了。
不知不觉，韦思利发现他们已经快到鱼场了。莫西驾船沿着鱼场兜了个圈，然后他关掉发动机，让船顺着水流漂到岸边。
韦思利的脑海中闪现出他的爷爷往岸边拖船的情景。就算蒙上他的眼睛，韦思利也能找到这个离斯桑塔河入口处仅几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