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感觉自己一腔愤怒就要爆发出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于是脱口而出：“瞧，仅仅因为我没有把一些细节表达出来——”
“我不关心细节，埃文斯先生。我关心的是你坚信不疑的信念的核心。我觉得你那些信念缺乏基础。”
“恕我冒犯，真可笑。”他屏住呼吸，“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有基础。”
“当然有。”
贝尔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似乎有些沾沾自喜。“这样看来，你对这桩诉讼案或许是个莫大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占用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呃……我想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录像吗？”
“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录像？”
贝尔德转向詹尼弗·海恩斯。
詹尼弗说：“我们正在想方设法邀请像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谈一谈自己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从而为其确定一个标准，帮助完善我们给陪审团的陈述。”
“我要扮演只有一个人的陪审团？”
“没错。我们已经采访过几个人了。”
“好吧，”埃文斯说。“我想我可以安排个时间。”
“现在就很合适，”贝尔德说。他转向詹尼弗，“把你那组集中到四号房间。”
“我当然乐意效劳。”埃文斯说，“但我来这里是想看——”
“你听说这桩诉讼案存在很多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但存在严峻的挑战。”贝尔德说。他瞅了一眼手表。“我要去开会了，”他说。“你跟海恩斯小姐呆一会儿，你们采访完后，我要来跟你谈一谈我对这桩案子的看法。你看这样好吗？”
埃文斯除了同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１２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上午１１时
他们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一端坐下，把摄像机放在另一端对准他。
就像在录证言一样，他心里这样想。
五个年轻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在桌旁的座位上坐下。他们穿着都很随便，牛仔裤，Ｔ恤衫。由于詹尼弗·海恩斯介绍得太快，他们的名字埃文斯一个也没记住。她说，他们都是研究生，只是专业不同而已。
他们在作准备的时候，詹尼弗悄然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说：“约翰对你那么粗暴，真对不起。他非常沮丧，而且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桩案子。”
“对。”
“什么压力？”
“这段采访也许可以让你对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她转向其他的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点点头。笔记本轻轻地打开。摄像机上的灯亮了起来。詹尼弗说，“今天是８月２４日，星期二，下面是对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彼得·埃文斯的采访。埃文斯先生，我们想让你谈一谈你支持全球变暖这个论点的论据。这不是测试，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好吧。”埃文斯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把你知道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根据告诉我们。”
“好的，”他说。“我知道在过去二十或者三十年中，全球气温急剧上升，原因是工业中燃烧的矿物质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大量增加。”
“好。气温急剧上升，你觉得上升了多少？”
“我觉得大约有一度。”
“华式还是摄式？”
“华式。”
“二十年之中上升的？”
“二十或三十年，是的。”
“２０世纪初呢？”
“那时气温也在上升，但没有现在这么快。”
“好，”她说，“现在我给你看一张图……”她拿出一张贴在泡沫板上的图表。
“这张曲线图你熟悉吗？”她说。
“我以前见过。”埃文斯说。
“它来自联合国和其他一些组织曾经使用过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数据集。你认为联合国的数据可信吗？”
“可信。”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精确的、公正的，而不是骗人的？”
“是的。”
“好的。你知道过张图表示什么吗？”
埃文斯当然知道。他说：“它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所有气象站收集起来的全球气温盼情况。”
“对了，”她说。“你怎样理解这张图？”
“嗯，”他说，“它符合我刚才的描述。”他指着那条红线。“大约从１８９０年开始，世界上的气温一直在上升，但只有到了１９７０年左右，气温才开始急剧上升，当时正是工业化最盛的时期，这是全球变暖的实实在在的证明。”
“好的，”她说。“那么１９７０年以来气温的急剧上升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工业化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多。”
“好。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增多了，气温上升了。”
“是的。”
“好。你提到从１８９０年开始，气温上升，一直到１９４０年左右。我们从这里看到确实如此。是什么导致这期间气温的上升，二氧化碳？”
“嗯……我不知道。”
“因为１８９０年，工业化程度低得多，然而看看气温是怎样上升的。１８９０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增多了。这里有一张曲线图，表明了二氧化碳跟气温的关系。”
“是的，”埃文斯说，“正如你预见的那样。二氧化碳升高，致使气温升高。”
“好的，”她说，“现在我想让你注意一下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７０年这段时间。如你所见，在那段时间，全球气温实际上下降了。你看到了吗？”
“是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那段时间的情况。”她拿出另一张图。
“这段时间是三十年。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气温是下降的。夏天，农作物因为降霜而受损，欧洲冰川前移。是什么导致气温下降？”
“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是的。”
“因此，如果二氧化碳的增多是使气温上升的原因的话，为什么它不能让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气温也上升？”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一定另有原因。或者可能是反常。长期来看也有反常的情况。只要看看股票市场就可知晓。”
“在过去三十年中股票市场有反常的情况吗？”
他耸耸肩：“可能是被煤烟弄脏。或者空气中的微粒物质。那时在环保法生效之前有许多微粒。或者也许是其他因素。”
“这些图表表明，二氧化碳在持续上升，但气温没有。气温升起来，又降下去，又升起来。即使如此，我认为你仍然相信是二氧化碳引起的？”
“是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这个原因。”
“这张表让你感到不安吗？”
“不，”埃文斯说，“我承认这张表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气候，我们并不是全部了解。所以，没有不安。这张表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好吧。听见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让我们继续。你说这张表上的气温是全世界气象站的平均数。你认为这个天气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
“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１９世纪末，天气数据是人们每两天一次地跑到外面的小盒子前，抄下温度。也许有那么几天，他们忘了。也许抄温度的人病在家里了，过后他们不得不填上去。”
“那是过去的事了。”
“对。但你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波兰的气温有多精确？或者１９９０年以后俄罗斯各地区的气温有多精确？”
“我想并不十分精确。”
“对了。因此，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气象站也许没有提供高质、可靠的数据。”
“有这种可能。”埃文斯说。
“在这期间，你认为哪个国家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保持着最好的气象站网络？”
“美国？”
“对。我认为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张图。”
“这张图看起来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一张世界气温图。”
“不完全一样。”
“１８８０年以后的气温变化如何？”
“好像，呃，上升了三分之一度。”
“一百二十年中，上升了三分之一摄氏度。并不是急剧上升。”她指着那张图，“上个世纪中最热的是哪一年？”
“好像是１９３４年。”
“在你看来这张图是不是也表明全球变暖了呢？”
“啊，气温确实上升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的。但在那之前的三十年，气温下降了。美国现在的气温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气温大致相同。因此，这张图也认为全球变暖了吗？”
“是的，”埃文斯说，“美国的变化也许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明显，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精确的气温记录表明上升的温度最低，你对此是否感到不安？”
“不会。因为气候变暖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仅仅指美国。”
“如果你非得在法庭上这样辩护，你认为你能说服陪审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吗，或者陪审团看着这张图，这些关于全球变暖的东西不值得当真？”
“你在诱导证人。”他说着，笑了起来。
说实话，埃文斯感到有点儿不安了。工业黑客们会把经他们篡改和歪曲的数据拼凑在一起，然后发表一通精心准备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演说。不知怎么的，埃文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詹尼弗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这些图表中的数据都很可靠，彼得。关于温度的记录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二氧化碳的标准来自夏威夷活火山莫纳罗亚山和南极洲罗多姆的海岸冰芯。全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采集到的。”
“对，”他说。“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正在变暖，而且成了全球一个最大的威胁。”
“好，很好。”她流畅地说道，“我很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你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卫？”
一个研究生身体前倾：“埃文斯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土地使用、城市热岛效应和对流层温度的卫星数据。”
埃文斯心想，噢，天啊。可他还是点了点头，“好吧……”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面温度如何随着土地用途的不同而变化。你对这个问题熟悉吗？”
“不太熟，不熟；”他看了看手表。“坦白地说，你们是在细节这个层面上工作。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听科学家说——”
“我们准备起诉。”詹尼弗说，“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言论。这场官司打的就是这些细节。”
“打，”埃文斯耸耸肩，“谁去打？有点成就的人一个也没有。而著名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不相信全球变暖的。”
“在这点上，你错了，”她说。“辩护律师会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杜克、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加州柏克莱，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将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他们也许还会邀请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还将向英国、德国马普实验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们求助。这些教授们会列举理由证明全球变暖，说得好听点，是未经证明，说得难听点，纯粹是白日做梦。”
“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是由工业界资助的。”
“有几项是。不是全部。”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
“这场官司的焦点，”她说，“是那些数据。”
埃文斯看着他们，见他们一脸关切。他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
“但这很可笑，”埃文斯说，“你们只要读读报纸，或者看看电视——”
“报纸和电视容易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运动的影响。而诉讼不会这样。”
“不说大众媒体了，”埃文斯说，“读一读科学杂志吧——”
“我们读了。对我方不一定有帮助。埃文斯先生，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看。可以保留自己的主张，我们继续吧。”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贝尔德让他结束了这段痛苦的采访。“把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那个人带到我办公室，”他说，“我跟他谈十分钟。”
１３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中午１２时０４分
贝尔德坐在玻璃隔起来的办公室里，双脚跷在一张玻璃桌上，正埋头于一堆简报和研究论文之中。埃文斯进来时，他仍然这样跷着。
“你觉得有意思吗？”他说。他指的是刚才那场谈话。
“有点儿意思吧，”埃文斯说，“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他们担心自己会输。”
“我相信，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贝尔德说。“没有任何怀疑。但我不想让我们的人也那样想！我想让他们非常担心。我想让我的团队在任何考验面前都战战兢兢。特别是在这次考验面前。我们跟美国环保署打的这场官司，可以预见，环保署会聘请著名环保律师巴里·贝克曼。”
“哟，”埃文斯说，“他可是个大人物。”
巴里·贝克曼是他那一代中知名度最高的诉讼律师。二十八岁时当上斯坦福法学院教授，三十岁出头时，离开大学，开始私人执业。他已为微软、丰田、菲利普和许多跨国公司做过代理。贝克曼头脑异常敏捷，举止迷人，有幽默感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他在最高法院辩论时（他已在那儿辩论过三次），引用文献的页码来回答法官问题的情形。“阁下，我相信你在第二百三十七页第十七个脚注上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等等。
“巴里有他的缺点。”贝尔德说，“他手头信息太多，很容易跑题。他喜欢滔滔不绝。我曾赢过他一次，也输过一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会看到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垒。”
“还没有提出起诉之前，就请律师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是一种策略，”贝尔德说。“管理部门现在不想抗辩。他们相信自己会赢，而不想上法庭，因为一上法庭公众会对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他们胁迫我们撤诉。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撒诉的。特别是我们有莫顿先生充分的资金支持。”
“很好。”埃文斯说。
“同时，挑战也是严峻的。巴里会摆出证据，说全球变暖证据不足。辅助科学软弱无力，十至十五年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他会摆出理由，说就连全球变暖的主要支持者们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全球变暖能否预见，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是否确有其事。”
“主要支持者们是这样说的。”
贝尔德叹了一口气：“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杂志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
“这些言论确实存在。巴里会把他们挖出来。”他摇了摇头，“有些专家在不同的时期观点也不同。有的人曾说二氧化碳增多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他们又说是个大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证人的话不能被反转过来攻击他自己的，这会使交叉询问证人时出糗。”
埃文斯同情地点点头。他熟悉这种情况。你在法学院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法律不是关于事实真相的。它是解决争端的。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事实真相也许会，也许不会，显现出来。通常，它不会显现出来。起诉人也许知道一个罪犯有罪，但仍然不能宣告他有罪。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贝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