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一到哪里，哪里的人就瘫痪？”
“不是，”埃文斯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人也是你的当事人吗？”
“不是。”
“那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准。”
“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
埃文斯想说是他把门留蛤他的，但又意识到这样解释起来就长了，而且也很难解释清楚。
“你应该锁门，埃文斯先生。这是常识。”
“当然，你是对的。”
“你离开时，你的门不能自动锁上吗，”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埃文斯说着，直视着那个侦探的服睛。
那个侦探也盯着他的眼睛：“你头上缝的那些线是怎么回事？”
“我摔跤了。”
“确实像摔了不轻的一踱。”
“是。”
那个侦探慢吞吞地点了点头：“如果你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会省掉不少麻烦，埃文斯先生。你公寓里来了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怎么来的。如果我觉得你省略？一些东西的话。请你原谅。”
“确实省略了一些东西。”
“好的。”佩里拿出笔记本，“说吧。”
“那个人是个私人侦探。”
“我知道。”
“你知道？”埃文斯说。
“护理人员检查了他的口袋，在他的钱包里找到了执照。继续吧。”
“他告诉我他受雇于我的一个当事人。”
“啊哈。那个当事人是谁？”佩里手里不停地写着。
“我不能告诉你。”埃文斯说。
他从便笺簿上抬起头来：“埃文斯先生——”
“对不起。这属于保密特权。”
侦探长叹了一口气：“好的。所以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当事人的私人侦探。”
“对，”埃文斯说，“那个侦探跟我联系，说他想见我，要给我个什么东西。”
“给你东西，”
“对。”
“他不想把它给你的当事人？”
“不。”
“因为？”
“呃，找不到我的当事人。”
“我明白了。所以他来找你？”
“是的。他患有一点妄想症，想在我的公寓见我。”
“所以你就把你公寓的门留给了他。”
“是的。”
“你以前从没见过他？”
“对，嗯，我知道他在为我的当事人干活。”
“你怎么知道？”
埃文斯摇摇头：“当事人有保密特权。”
“好的，所以这个人到你的公寓来。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埃文斯快速叙述了一遍他在这两个小时里的活动情况。
“有人看见你在办公室吗？”
“有。”
“说过话吗？”
“说过。”
“跟不止一个人说过？”
“对。”
“除了律师事务所的人之外，你还见过别的什么人吗？”
“我去加过油。”
“加油站的人认识你吗？”
“认识。我要进去刷卡。”
“哪个站？”
“派高路上的壳牌加油站。”
“好。所以你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这里，这个人……”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瘫痪了。”
“他要给你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在你公寓里你设找到什么东西？”
“没有。”
“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吗，”
“没有了。”
他又长舒了一口气：“瞧，埃文新先生。如果我们认识的两个人都神秘地瘫痪了。我会有一点担心。但你似乎不担心。”
“相信我，我担心。”埃文斯说。
那个侦探对他皱起眉头。“对，”他最后说道。“你可以为你的当事人保密。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和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就瘫痪这件事打来的电话。既然又出现了一例。电话就会更多。”他轻轻合上笔记本，“我需要你来一下加油站，给我们做个现场口头说明。你今天晚些时候可以吗？”
“我想可以。”
“四点钟怎么样？”
“好的。”
“地址印在名片上。到前台找我就行。停车场在地下。”
“好的。”埃文斯说。
“再见。”那个侦探说着，转身离开了。
埃文斯关上门，靠在门上。他很高兴，终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在公寓里慢吞吞地走了一圈，想把思绪集中起来。电视机仍然开着。但声音已经关掉了。他看着私人侦探坐过的那张沙发。他坐过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在见德雷克之前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想知道那个私人侦探给他带了些什么东西。在哪儿呢？埃文斯朝各个方向都移动过了，而每一次那个人都用手指表示方向不对。
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把东西带来？在别的地方，或者使他瘫痪的那个人拿走了，所以不在了？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最重要的问题——在这儿吗？——他没有问那个侦探。埃文斯只是假定在那儿。
假定在那儿？会在哪儿呢，
北面、南面、东面、西面。都错了。
这意味着什么？
他摇了摇头。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事实是，那个私人侦探的瘫痪已使他身心疲惫。他看着那张沙发和沙发上因他坐过而凹下去的地方。那个人一动不动。一定非常吓人。护理人员把他的身体提起来，就像提一袋土豆，然后把他放在担架上。沙发上的软垫一片混乱，表明他们曾经做过的努力。
埃文斯懒懒地把沙发弄直，放回原处，再弄松……
他摸到了什么东西。在垫子的一条缝里。他把手伸进垫子的填塞物中。
“他妈的”他说。
当然，事后回想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朝每个方向移动都是错误的。因为那个侦探希望埃文斯向他移动。那个人坐在他塞进沙发垫子里的那个东西上面。
是一张闪闪发光的ＤＶＤ光盘。
埃文斯把它放进ＤＶＤ机，看着上面出现了一张菜单，一张日期清单。都是过去几个星期的日期。
埃文斯按下第一个日期。
他看见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会议室的画面。是从侧面，即房间的一角拍摄的，有腰部那么高。一定是由藏在讲台上的一台摄像机拍下来的，埃文斯想。毫无疑问，摄像机正是埃文斯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会议室的那天装上的。
屏幕底部是快速跳动的时间码，数字不停地闪烁着。埃文斯盯着图像，图像上，尼古拉斯德雷克正在跟公关部的约翰·亨利说话。德雷克心烦意乱，挥动着双手。
“我讨厌，全球变暖，”德雷克几乎大叫起来，“我他妈的讨厌它。它是一场讨厌的灾难。”
“它已成定论了，”亨利平静地说，“多年来就如此。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但是无法工作，”德雷克说，“这是我的观点。你募集不到一分钱，尤其是在冬天。每次下雪时，人们就把全球变暖忘得一干二净。或者他们认为变暖一点也许是一件好事。他们走过雪地时，希望全球变得暖和一点，它跟污染不一样，约翰，污染起作用。而且还在起作用。污染把人的屎都吓出来了。你告诉他们会得癌症，金钱就滚滚而来。但是没有人害怕气候变得暖和一点。特别是它在一百年之内都不会发生的时候。”
“你会有办法的。”亨利说。
“没有什么办法了，”德雷克说，“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全球变暖使物种灭绝——没有人会吓出屎来。他们听说过要灭绝的大部分物种是昆虫。你不能因为昆虫的灭绝来筹钱，约翰。因为全球变暖会从国外传来一些疾病——没有人在意。跟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我们发起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把全球变暖跟伊波拉病毒和其他病毒联系在一起。没有得到任何人拥护。全球变暖使海平面上升——我们都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瓦努图诉讼案是他妈的一个灾难。每个人都会假定任何地方的海平面都没有上升。那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那个海平面专家。他正在变成一只害虫。他甚至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无能而向它发起了进攻。”
“是的，”亨利耐心地说道，“完全属实……”
“所以请你告诉我，”德雷克说，“我到底应该我样玩全球变暖这个题目。因为你知道，我必须募集资金，才能维持这个组织的正常运转，约翰，每年需要四千两百万。今年基金只能给我一千多万。那些名流们出现在募捐晚会上，可他们连屁都不给我们。他们是如此以自我为中心，以为露了面就算捐款了。当然我们每年都起诉环保署，他们也许勉强会给个三四百万。加上环保署的津贴，总共也许有五百万。仍然有很大的缺口，约翰。全球变暖不能缩减。我需要他妈的一个理由。一个行得通的理由。”
“我明白，”亨利说着，仍然非常平静，“但你忘了那个会议。”
“噢，天啊，那个会议，”德雷克说，“这些蠢货连海报都没有做对。邦迪斯是我们最好的发言人；可他家里出了问题，妻子得了癌症，正在治疗。戈登原计划要来，但他的研究惹上了官司……好像他的笔记是捏造的……”
“那些都是细节，尼古拉斯，”亨利说，“我请你只管那些大事——”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德雷克回答了几句，又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话筒，转向亨利。
“我们以后再谈，约翰。我这里有个急事。”
亨利站起来，离开房间。
录像结束。
屏幕变黑。
埃文斯盯着空白的屏幕，感觉自己好像要生病了。他一阵头昏限花，胃里翻滚着。他的手里握着遥控器，但他没有按键。
那一阵过去之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沉思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看到的这些并不是十分让人吃惊。也许德雷克私下里更直率一些——每个人都是如此——很显然，他觉得募集资金有压力。他表达出来的挫败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不得不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与漠不关心做斗争。人类并没有长久之计。他们看不见环境的慢慢恶化。唤起公众干一些真正符合他们最大利益的事情总是一场费力的战役。
这场战役远没有结束。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为全球变暖募集资金不容易也许是真的。所以尼古拉斯德雷克的工作特别难。
环保组织的基金真的很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四千四百万，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一样，也许西埃拉俱乐部都有五千万。最多的是自然保护基金，有七点五个亿。但它与能够词动庞大资金的企业相比又怎么样？这就好比大卫和歌利亚的关系。德雷克就是大卫，正如他在不同场合说的那样。
埃文斯看了一眼手表。无论如何，应该去看看德雷克了。
他从播放器里拿出ＤＶＤ，放进口袋，离开了公寓。在路上，他回顾着自己要说的话。一遍一遍地温习，极力让它完美无缺。他必须小心行事，因为科内尔要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假的。
３ 贝弗利山
１０月９日，星期六
下午３时１２分
“彼得，彼得，”尼古拉斯·德雷克说着，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很高兴见到你。你出门了一段时间。”
“对。”
“你没忘记我的请求吧。”
“没有，尼克。”
“请坐。”
埃文斯坐下。德雷克坐在桌子后面：“说吧。”
“我查到了那一条的来源。”
“是吗？”
“是的，你是对的。确实是一个律师给乔治出的主意。”
“我知道！谁？”
“外面的律师，不是我们公司的。”埃文斯按照科内尔的授意认真地说。
“谁？”
“遗憾的是，尼克，有书面证据为证。画红线的草稿上有乔治手写的意见。”
“放屁。什么时候的事情？”
“六个月前。”
“六个月前！”
“很显然，乔治关注……这些事有一段时间了。关注他支持的这些组织。”
“他从来没告诉我。”
“他也设告诉我，”埃文斯说，“他选了外面的一个律师。”
“我想看看这封信。”德雷克说。
埃文斯摇了摇头：“那个律师决不会同意。”
“乔治已经死了。”
“他虽然死了，但仍然享受保密特权。对美国斯威德勒·柏林①一案的判决就是这样。”
【①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法院把律师与当事人的保密特权授予当事人，律师只有在当事人的同意下才能公开与当事人交谈的内容。——译者注。】
“这是胡说，彼得，你是知道的。”
埃文斯耸耸肩：“这个律师是按法律条文来的。而我透露了太多我不该透露的东西。”
德雷克用手指敲着桌面：“彼得，瓦努图诉讼案非常需要那笔钱。”
“我一直听说，”埃文斯说，“那个案子也许会撤掉。”
“胡说八道。”
“因为资料显示太平洋的海平面并没有上升。”
“我谈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小心，”德雷克说，“你是在哪儿听说的？一定是来自工业界的假情报，彼得。全世界的海平面都在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是经过科学一次又一次的证明的。喂，就在几天前，我看见卫星在对海平面进行测量，这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测量方法。卫星显示，海平面上升了几毫米，就在去年。”
“这个数据公布了吗？”埃文斯说。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德雷克说着，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我拿到的一份简报的摘要当中。”
埃文斯没打算问这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地随口就说出来了。意识到自己的语调中充满了怀疑的成分时，他不安起来。难怪德雷克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我没有别的意思，”埃文斯急忙说道，“只是我听说这些流言蜚语……”
“你想搞清楚这件事，”德雷克说着，点了点头，“是很自然的。我很高兴你让我注意到这件事，彼得。我要给亨利打个电话，搞清楚正在传播些什么谣言。当然，这场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要与竞争性企业协会、胡佛基金会和马歇尔协会的尼安德特人打交道。与那些由右翼激进分子和愚蠢的原教旨主义者资助的团体打交道。遗憾的是，他们手中有一大笔可以支配的资金。”
“是的，我明白，”埃文斯说。他转身要走。“你还需要我做些别的吗？”
“坦白地说，”德雷克说，“我不高兴。我们能否跟以前一样，每周五万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别无选择。”
“那么我们就必须尽力而为了，”德雷克说，“顺便说一句，案子进展顺利。我要把精力放在研讨会上。”
“噢，对。什么时候召开？”
“星期三，”德雷克说，“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天。请原谅……”
“当然。”埃文斯说。
他走出办公室时把手机留在了办公桌那边靠墙的桌子上。
埃文斯一直从楼上下到一楼，才想起德雷克没有问他头上缝的线是怎么回事。那天每个见过他的人都要对此评头论足一番，但德雷克没有。
当然，德雷克脑袋里装的事儿太多了，还要为研讨会作准备。
正前方，埃文斯看见一楼的会议室里忙忙碌碌。墙上的旗帜上写着“气候突变——将来的灾难”。二十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桌上是一个体育馆内部及其周围停车场的几何相似模型。埃文斯驻足观看了一会儿。
一个年轻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