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正如我们所料。”科内尔说。
“正是。”三泳点点头，说，“他们想要它马上发生。”
“想要什么？”埃文斯说。
“那座冰山的分离。”科内尔说。
“为什么要马上，他们还在这里？”
“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这里。但是，不管怎么说，时间是由另外的人确定的。”
“是吗，什么？”埃文斯说。
科内尔看了他一眼：“我们以后再细谈。”他转向三泳，“无线电的连接情况如何？”
“我们立刻切断所有的直线连接，”他说，“我猜想你在大陆上就是干这一行的。”
“是的。”科内尔说。
“你在大陆干什么？”埃文斯说。
“随意切断通话者的电话。”
“切断什么？”
“回头再说。”
“所以我们是多余的。”三泳说。
“不。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潜伏在这里，破坏我们的工作。”
“我希望没有人，”埃文斯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说的是什么……”
“呆会儿。”科内尔说。这一次他的目光是严厉的。
埃文斯不说话了。他感觉自己受了一点伤害。
麦克格雷戈尔说：“琼斯夫人醒了。正在穿衣服。”
“好的，”科内尔说。“我相信这里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小时后出发。”
“去哪儿？”埃文斯说。
“我想去哪儿是显而易见的。”科内尔说，“芬兰的赫尔辛基。”
１２ 在路上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早上６时０４分
飞机穿越耀眼的晨光，向回飞去。莎拉在睡觉作着。科内尔凝视着窗外。
埃文斯说：“好吧，你要切断什么？”
“锥形炸药，”科内尔说，“他们的分布很精确，每隔四百来一个。我任意切断了五十个，大多是东边那一头的。那已足以阻止驻波的产生了。”
“所以，就没有冰山的破裂了。”
“就这个意思。”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赫尔辛基？”
“我们不去赫尔辛基。我那样说是考虑到那个技师。我们要去洛杉矶。”
“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去洛杉矶？”
“因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举办的气候突变研讨会即将在那里举行。”
“这都与这次会议有关吗？”
科内尔点点头。
“这些家伙企图让冰山分离，与这次会议形成巧合？”
“没错。这都是他们策划的媒体宣传的一部分。你安排一次有较好视觉效果的活动，强化研讨会的这个观点。”
“你对此似乎非常镇定。”埃文斯说。
“这是处理事情应有的方式，彼得。”科内尔耸耸肩，“你知道，公众对环保问题的注意并不是偶然的。”
“什么意思？”
“嗯，拿你最担心的全球变暖来说吧。全球变暖是杰出的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在１９８８年突然宣布的。他在以参议员科罗拉多的沃斯为首的两院联席会议上作了陈述。当时听证会计划六月举行，所以汉森就能在酷热难当的热浪中进行他的慷慨陈词了。所以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
“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埃文斯说，“这是合理合法的，利用政府的听证会让公众意识——”
“是吗？那么你是在说，在你思想当中，政府的听证会和记者招待会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事实。无疑受到了操控，但汉森的陈述并不是在宣传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媒体操纵的惟一例子。别忘了１９９５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报告在最后一分钟所做的改动。”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什么最后一分钟的改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朱，联合国就气候的变化成立了政府间专门委员会。那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正如你所知——就是一大堆官僚和被官僚们牵着鼻子走的科学家。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由于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将跟踪对气候的研究，每隔几年发表一些报告。１９９０年的第一份评估报告说，要探测人类对气候的影响非常难，虽然大家都关心这种影响可能存在。然而，１９９５年的报告却深信不疑地宣布，现在气候中存在着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你还记得吗？”
“模模糊糊有一点印象。”
“１９９５年总结报告中的‘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是科学家们回家后才写进去的。原来的文献中说，科学家们无法准确地探明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探明。他们明确表示，‘我们不知道。’这句话被删掉之后，被‘一种可辨别的人类的影响确实存在’这句话代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真的吗？”埃文斯说。
“真的。当时对文献的改动在科学家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反对的，有支持的。如果你读一下他们的主张和反对他们主张的主张，你会弄不清谁说的是真话。然而，这是一个网络时代。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原来的文献以及做过改动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判断吧。看一看这些做过改动的地方，你就会非常清楚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不是什么科学组织。”
埃文斯皱起眉头。他不知如何回答。当然，他听说过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虽然所知不多……
“但我的问题更为简单，彼得。如果某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某件真的事情需要采取行动，为什么有些人要夸大他们的主张，为什么要精心策划媒体宣传？”
“我可以简单地回答你，”埃文斯说，“媒体是一个拥挤的市场。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条信息对人们进行轰炸。你必须大声地说——是的，也许有点夸大其词——如果你想引起他们注意的话。企图调动整个世界去签署《京都议定书》。”
“让我们考虑一下。１９８８年夏天汉森宣布全球变暖这个观点时，他预言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气温会上升零点三五摄氏度。你知道实际上升了多少吗？”
“我相信你会告诉我比这个要低。”
“低得多，彼得。汉森博士高估了百分之三百。实际只上升了零点一度，”
“好。但确实上升了。”
“做完陈述十年以后，他说人们对左右气候变化的力量了解得太少了，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那样说。”
科内尔叹了一口气。“三泳？”
三泳连连敲着手提电脑。“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国家科学院的记录。”
“汉森没有说预测不可能。”
“他说，促使气候长期变化的力量还没有清楚到可以用它来阐释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他辩解说，将来，科学家应该使用多种方式来对一系列气候变化的结果进行阐释。”
“那不一定——”
“别再诡辩了，”科内尔说，“他说过这样的话。在瓦努图案件中，你为什么认为贝尔德会替他的证言担忧？正是因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你怎么对这句话进行重新组织，它所包括的有限的知识是很清楚的。这样的例子绝不只此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本身就制造了许多这样的句子。”
“但汉森仍然相信全球变暖。”
“是的，他相信。他１９９８年的预言，”科内尔说，“百分之三百的错误。”
“那又怎么样？”
“你忽略了这么大的错误后面的影响，”科内尔说，“如果跟其他领域比较起来的话。比如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携带‘漫游号火星’的火箭时，‘漫游’会在加利福尼亚下午八点十一分钟降落到火星上。而事实上，它的降落时间是下午八点三十五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误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不错。有些事情你必须估计。”
“你的话绝对正确。”科内尔说，“人们自始至终都在估计，估计销售额，估计利润额，估计运货的日期，估计——顺便问一句，你估计自己要给政府交多少税吗？”
“估计。每个季度都要估计。”
“嗯，没有一定之规——”
“彼得，精确到多少才不至于被罚款？”
“也许百分之十五。”
“所以如果你差了百分之三百，你就会被罚款。”
“是的。”
“汉森就相差了百分之三百。”
“气候不是一个纳税申报单。”
“在现实世界中，”科内尔说，“错了百分之三百，就可以看成上飞机时飞行员说要飞三个小时，但你一个小时就到了，你认为那个飞行员怎么样？”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气候比这个要复杂多了。”
“是的，彼得。气候是复杂多了。复杂到没有人能够精确地预言将来的气候。即使，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此付出努力。耗资数十亿。你为什么要抗拒那个不安的事实？”
“天气预言要好多了，”埃文斯说，“因为运用了计算机的缘故。”
“是的。天气预告有了改善。但没有人会去预言十几天后的天气。相反计算机模拟正在预言一百年后的气温。甚至是一千年、三千年后的气温。”
“有计算机模拟会好一些。”
“它们是无法论证的。瞧，”科内尔说。“全球气候中最大的事件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大约每四年发生一次。但气候模拟无法预见到它们——无法预见它们发生的时间、持续的时间或它们的强度。如果你预言不了厄尔尼诺现象，那么你模拟的结果在其他领域的预言价值就会受到怀疑。”
“我听说他们能预言厄尔尼诺现象。”
“１９９８年有人这样声明。但并非事实。”科内尔摇头，“气候科学还没有诞生，彼得。有朝一日它会的。但不是现在。”
１３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２时２２分
又过了一个小时。三泳一直在手提电脑上工作着。科内尔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盯着窗外。对此，三泳已经习惯。他知道科内尔可以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呆上几个小时。三泳开口骂人的时候，他才把视线从窗外收回来。
“怎么了？”科内尔说。
“连接卫星的网络断了。总是时断时续。”
“你能不能跟踪那些图像？”
“能，没问题。我已经镇定了位置。埃文斯真的认为这些图像来自南极吗？”
“是的。他认为照片上是雪地里露出地面的岩层。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个位置，”三泳说，“实际上是一个叫做雷索卢申湾的地方，位于格瑞达的东北部。”
“离洛杉矶有多远？”
“大约六千海里。”
“所以传播时间是十二或十三小时。”
“是。”
“我们稍后来考虑这个吧，”科内尔说。“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彼得·埃文斯时睡时醒。把飞机上的一个座位放平就成了他的一张床，床的中间有一条缝，正好在他臀部的位置。他翻来覆去，在醒来的短暂时间里，他听见科内尔和三泳在飞机后舱里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无法听清谈话的全部内容。但他听到的已经够多了。
因为我需要他去做。
他会拒绝的，约翰。
不管你喜不喜欢……埃文斯处于这一切的核心位置。
彼得·埃文斯突然醒来。现在他努力去听。他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这样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没有不同意他的观点。
实际位置……雷索卢中湾……格瑞达。
多远……
……千英里……
……传播时间……十三小时……
他想：传播时间？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他倏地跳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科内尔并不吃惊：“睡得好吗？”
“不好，”埃文斯说，“我睡得不好。我认为你应该给我做些解释。”
“解释什么？”
“比如，卫星图像。”
“在那间屋子里，在其他人面前，我无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科内尔说，“我不愿意打断你的热情。”
埃文斯走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好吧。这些照片上是什么？”
三泳把手提电脑轻轻转过来，给埃文斯看。“不要感到不愉快。你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怀疑。这些图像是照片的底片。人们经常这样使用底片，以形成对比。”
“底片……”
“黑色的石头实际上是白的。它们是云。”
埃文斯叹了一口气。
“那个大陆块是什么？”
“它是一个名叫格瑞达的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的南部。”
“它……”
“远离新几内亚岛海岸。在澳大利亚北部。”
“所以这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埃文斯说，“这个家伙在南极，却握着一个太平洋岛屿的照片。”
“对。”
“那么蝎子的意思是……”
“我们不知道，”三泳说，“这个位置在图表上叫做雷索卢申湾。但在当地也许被叫做蝎子湾。”
“他们准备在那儿干什么？”
科内尔说：“我们也不知道。”
“我听见你们在谈传播时间。什么传播时间？”
“实际上，你听错了，”科内尔和蔼地说，“我说的是审问时间。”
“审问时间？”埃文斯说。
“对。我们希望至少能认出在南极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照片我们都有。我们这些照片很精确，因为在基地，有人见过他们。但是，我担心我们的运气不好。”
三泳解释说他们已将布鲁斯特和那两个研究生的照片传到了华盛顿的几个数据库中，模式识别计算机把他们跟一些有犯罪记录的人进行了对比。你运气好的时候，计算机就能找到相应的人。而这次，没有相应的人传过来。
“已经几个小时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运气不好。”
“不出我们所料。”科内尔说。
“是的，”三泳说，“不出我们所料。”
“因为这些人没有犯罪记录？”埃文斯说。
“不，他们很可能有。”
“那为什么没有找到相应的人！
“因为这是一场网络战争，”科内尔说，“正在这时，我们断线了。”
１４ 去洛杉矶
１０月８日，星期五
下午３时２７分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中，科内尔解释道，环境解放阵线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松散的环境恐怖分子协会。他们以小组形式出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利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手段来搞破坏，如制造火灾、毁坏停车场的豪华轿车等等。
事实与此有相当大的出入。环境解放阵线的成员被逮捕的只有一个——一个在圣克鲁斯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的二十九岁的研究生。他在破坏加利福尼亚埃尔塞贡多的一个石油钻塔时被当场抓获。他否认跟任何小组有联系，坚持自己是单枪匹马行动的。
让当局感到头痛的是，他额头上戴的一个东西改变了他脑袋的模样，使他的眉毛明显地突出来。他还戴着假耳朵。让人心烦的是，这些虽然起不了多少伪装作用，但它使人联想到他知道很多政府采用的模式匹配的程序。
这些程序是用来查看面部毛发——假发，络腮胡子以及小胡子的变化的——因为这些都是最为普通的伪装方法。这些毛发还可以用来掩盖年龄上的变化，比如脸上增加的赘肉、萎靡的神情和后退的发际线。
但是，耳朵不会变。前额不会变。所以，这些程序依靠耳朵的结构和前额的形状是非常有利的。改变脸上这些部位的形状就会导致在电脑上“没有相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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