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并活着 柳文扬
“区区七十四刀，何足挂齿。”——刘伯承
共和国元勋之一的刘伯承元帅，曾在一次战斗中被弹片楔入眼眶，他自己扯出了弹片。但是因为战场上缺医少药，造成伤处感染，需要把坏掉的眼球和周围肌肉组织全部取出来。当德国军医为他做手术的时候，他提出不用麻药，而且坐在椅子上接受手术。在我们常人看来，这完全是一场酷刑。医生发现伤者比自己要轻松得多。所以，做完手术，他说道：“酱军，窝停硕，贵果姑代优个罐公，寡姑疗度。酱军地衣力比罐公海腰抢。（将军，我听说贵国古代有个关公，刮骨疗毒。将军的毅力比关公还要强——柳译）”刘伯承若无其事地说：“区区七十四刀，何足挂齿。”——敢情他老人家一刀一刀地数着呢。德国医生慨叹：“刘伯承先生简直是军神！”
必须承认，我对刘将军佩服得五体投地。假如我要接受一个手术……比方说手上扎了根刺需要取出，我会要求医生：“请给我做全身麻醉吧！”“全身麻醉会影响大脑的，请仔细考虑！”“没关系，反正那个什么……给我剩下九十七的智商，就够当总统了。快麻醉吧，拜托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麻醉剂了呀。”“买告德！那就把我打昏之后再拔刺吧。”
我不是世界上最怕痛的人。上初中时，有一次生物课，老师教我们验血型。发给每人一根刺血针，一块玻璃片，让大家自己扎自己。我真的下不去手啊，于是就把手交给旁边的女生，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但许久都没有感觉到疼痛。我一看，原来那个女生晕过去了。发生在那节课上的最传奇的事件是这样的：某男生，是我的好朋友，还是军人的子弟。当他把针捏在手里的时候，发现了深埋在心底的对疼痛的恐惧。于是他把狡猾的目光投向了座位旁边无辜的解剖用小癞蛤蟆。那些蛤蟆是下一节课用的。他悄悄抓起了一只小蛤蟆，不顾它的哭泣与挣扎，把针深深杵进了它的臀部，然后挤出血来滴在玻璃片上……在下节课上，练习解剖的同学发现那只蛤蟆已因失血过多、大肠穿孔、膀胱破裂而死。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它在死前知道了自己是B型血。
一般来说，人们会尊敬刘伯承将军那样的人，而讥笑像我或我那个同学这样的人。能忍痛真的如此令人肃然起敬吗？这里有个意志力的问题，但又不全取决于意志。
比方说，除了革命志士，至少还有一种人的忍痛能力极强。周作人在其怀旧小品文中提到了故乡旧时的街头痞子——“破脚骨”。这种“破脚骨”的全部人生价值就建立在谁比较能够忍痛上面。他们如果找人单挑，不是比拳击，也不是比长跑、背单词或者掰魔方，而是一人一把小刀，面对面地站着。叫声：“刺！”“再刺！”……刀子决不往对方身上刺，那多不绅士呀——各自往自己身上刺。我刺哪里一刀，你也必须照样奉陪一刀。奉陪到底的，有种，服你。哪一个最后受不了，退出比赛，那他就输了。现在的街面上看不到这种赛事了，疯人院里可能还有。这样的行为，能说明“破脚骨”有坚强的意志吗？实际上，地痞们恰恰是因为没有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意志才沦为地痞的。能说明他们不怕死吗？不，在单挑行动中，他们的刀子大都刺在身体的多肉及不致命处，如大腿和屁股。没有比赛割腕的。有哪个傻地痞，说声“刺！”噗地一下，正中心脏吗？没有。他们也怕死。照教父唐·科利奥尼的说法，他们不是真正的西西里人。他们只是不怕痛而已。这种不怕痛，能跟刘伯承、赵一曼、关二哥他们相比吗？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说来话长，得从好多亿年之前讲起。
在好多亿年之前，我还没生出来。世界上只有一些结构简单的原始生物。这些原始生物太原始了，所以不知道什么叫痛。它们快乐而又白痴地在原始海洋里游荡，像一群被摘除了大脑的天使。当遇到外界伤害时，它们只是呆呆地看着，想道：“这位朋友怎么在咬我的触角呢？真好玩，我的触角就这么一点点地被它吞进肚子里了啊，好好玩呀。再咬，再咬啊。咦，咬我的身体了。挺好。喂，那边那位朋友，你也过来咬几口。多有意思啊，它们把我的身体越咬越小了，不用减肥了。咦，咬我的脑袋了。感光细胞被吃了，我看不见了……有意思。中枢神经节也被咬没了，我智商下降了……我要死了……好……好……玩……哦……”
如果所有生物都是这种大白痴的话，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活下来了，今天的地球上也就不会有各位读者和小小的我了。所幸的是，有那么一些生物是很怕痛的。别人轻轻咬它一口，它就呲牙咧嘴地跑开了。很不够意思，但就因为这样，它却活了下来，并且有机会把自己的遗传因子继续在世界上散播开来。其他的生物则英勇而慷慨地灭绝了。于是“怕痛”作为一项有利于生存的遗传特征被保存下来。这就是自然选择。
现在我们知道了，怕痛并不是家门之耻，它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生存之道。是谁让你在削苹果的时候小心翼翼，不用刀去割手指呢？谁教你跑步不摔跤？谁让你下楼梯的时候不直接从二楼蹦下去？谁告诉你不能用手直接去拿火锅里的白菜？谁阻止你用斧头在自己身上乱砍？是疼痛，疼痛告诉我们，那些行为是不好的，对自己有害的。
害怕疼痛是一种本能。即便很小的小孩，被刀子割破了手仍然要哭。他不会说话，不能形容这种感觉，但是他直觉地明白这种感觉是消极的，令人恐惧的。我不知道能否用教育来改变小孩对疼痛的恐惧。不过，我设计了这么一个实验：
将受试小孩与一个成年人封闭地关在一起。成人装作无意间割破了手指（当然要真的割出血！），然后他立刻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作欣喜若狂状，捧着剧疼的手，用陶醉的语气说：“好舒服啊，这是多么的舒服啊！怎么会这么舒服啊！”如此反复多次。并且，他要一天几次用皮鞭抽打自己，一边抽一边露出爽呆了的表情。小孩子在旁边观看，不知不觉地就认定了那种感觉是好的，是让人喜欢的。长大以后，这个孩子就会对疼痛麻木不仁，甚至喜欢疼痛。
目前还没有人做这个实验，我准备跑到各个幼儿园去游说，在公安部门把我逮捕之前，总会有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幼儿园园长被我说服的。但是，我也考虑到这个实验的副作用：第一，参与实验的成人活不过半年；第二，如果受试小孩活下来了，他会成为受虐狂和虐待狂；第三，我会被枪毙。所以，该实验目前仍在理论验证阶段。
前面说到，疼痛是大自然使生物借以避免伤害的本能信号。在某些大型恐龙的脊椎后半段，长有一个“副脑”。如果没有这个副脑，当其他肉食动物咬它们的尾巴时，疼痛信号沿着恐龙迟钝的神经传到大脑，反射信号再慢慢传回来，尾巴早已被啃成光棍了。有了副脑之后，恐龙的尾巴被咬时，副脑很快感觉到疼，发出反射信号，一招神龙摆尾，将敌人吓跑。这时，恐龙的大脑才反应过来：“刚才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疼痛在强者身上的作用。像大恐龙、老虎、狮子、狼、猫头鹰这些动物，它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这个世界是弱肉强食的，当狮子抓住了野兔、猫头鹰抓住了老鼠、蓝叶抓住了千兵卫……那些可怜而无辜的受害者们，难道就只能绝望地感受着痛苦，直到死亡吗？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绝对。有研究表明，虽然疼痛是动物用来避免伤害的一种信号，但当死亡无法逃避时，疼痛就是不必要且无价值的了。大自然仁慈地同意那些被捕食的小动物“关闭”对疼痛的感觉，不再忍受折磨。也就是说，它们干脆昏迷了。
但我不明白，小动物们是如何把握昏迷的时机的。它们不能刚被老虎含在嘴里就昏倒——那时还有逃生的机会。也不能在血都快流光了的时候才昏迷——苦头吃得太多了，不划算。恰恰在确定逃生无望、或身体机能受到无法恢复的破坏时，它们昏迷了。兔子或者老鼠不会像计算机那样冷静地判断：“虽然我的平均跑动时速是五十七公里，而老虎只有四十九公里，但是它们在短途冲刺时优势更大。就算挣脱出来也跑不过它，算了吧。”或者是：“危险，危险。流血超过了体内储血量的三分之一。大脑缺氧造成局部组织坏死；肺叶破裂，肝脏大出血。死了算了，死了算了。”它们的适时昏迷，只能说是本能。模糊而又精确的本能。大自然确实对万事万物都有奇妙、合理的安排。
不仅动物，人也会由于疼痛而昏迷的。当疼痛达到一定强度，超过了人的承受极限，为了自我保护人就会昏倒或者失去常态。这种疼痛的临界强度叫做阈值。前文所述的“破脚骨”，其忍痛的阈值就比较高。而刘伯承将军的阈值显然也非常高。那么，阈值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呢？
从关羽的传说来看，忍痛阈值高是会受人尊敬的。但我们在古代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英雄迦尔纳自称是婆罗门（印度最高种姓），拜持斧罗摩为师。有一次，持斧罗摩枕在迦尔纳的膝上睡觉。一只蝎子螫了迦尔纳的大腿，血流如注。迦尔纳怕惊醒老师，硬是忍着不动。持斧罗摩醒来后看见了迦尔纳的伤处，说：“你决不是一位婆罗门，这样的痛苦婆罗门是受不了的。”迦尔纳只好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车夫的儿子。持斧罗摩大怒，诅咒他将来在关键时刻会忘掉自己所教的一切。
持斧罗摩的原话是说：“这样的剧痛只有刹帝利才能忍受。”在古印度，刹帝利是仅次于婆罗门的第二种姓。考虑到刹帝利一般都是王族和武士，持斧罗摩关于忍受痛苦的话也许是一种肯定。相对于以沉思、静修和雄辩见长的婆罗门，武士们对痛苦的忍耐力当然要强得多。如果说这个故事中忍痛阈值的标志作用还不明显的话，我们还可以看看著名的童话《豌豆公主》。
城堡主人为了证实那位公主的身份，在她睡觉的床上放了一粒豌豆，然后铺上一百床鸭绒被、一百层电热毯（也许不是电热毯，具体的设备我忘了）。公主早上起来抱怨说，那张床硌死人了，一夜都没睡好。于是城堡主人断定她是位“真正的公主”。证据就是她的忍痛阈值极低。可是这样的公主有什么用呢？就算娶来当太太，每天逼着你把床垫掀起来寻找底下的豌豆，也够人受了。或者做早饭的时候被豆浆烫了一下，立刻昏倒在厨房里。娶这样的公主也是人生一大痛苦啊。
总之，阈值低的人适合作公主或者诗人。他们比较敏感、娇贵。而阈值高的人一般是英雄或者匪徒。他们比较野蛮、麻木。我很想提高自己的阈值，以便成为英雄。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觉得无从下手。
幸好我有位同学，在西安四医大学牙科。她对这类事情一直很有办法。上初中的时候她就致力于改造动物的实验了。那次我去她家，看见她用小抄网把一条金鱼从鱼缸里捞出来，放在桌上，过一会儿再放回水里，然后又捞出来……她说：“我正在训练这条鱼，好把它变成两栖动物。”这么有创意的人，想必可以把我变成英雄。
她果然是有办法的。在她的柜子里，放着成排的麻醉药和牙科小工具，望之令人胆寒。她说：“你每天到我这儿来拔一颗牙——不用麻药。等到牙全拔光的时候，就再也不怕痛了。”
我委婉地表示，这种办法……太缺德了。她说：“那就不用这个法子。我还有办法：点着这根烟，抽两口。快，把烟头按在手腕上！笨蛋，是你的手腕！好，烫，烫，玩命烫！疼吗？不许说疼，表情要保持正常！笑！微笑！看，烫糊了。很好。拿这个毛巾擦擦眼泪。每天这样烫三次，估计……两个月之后，你就会变成梅花鹿了。那时候再来找我，烧伤科需要一个实验品。”
我离开了这个化装成牙医的女巫。她的办法毫不稀奇，我在高中就见识过了。这是一些低智商男生（和某些极变态女生）提高自己疼痛阈值的训练方法，而且大多是两个以上的人同时训练，互相鼓励（“怎么样？你不行了吧？软蛋！”）。这也说明通过适应性锻炼，阈值是可以提高的。在中国武术里面，有一种“排打功”，即用木棍砂包竹条板砖等物抽打自己的身体，慢慢使皮肤和肌肉适应疼痛，并且产生本能的抗击打反应。很奇怪的是，在技击中脸和头部都是容易被打的，我却没见过专门训练脸的“排打功”——拿竹板抽自己的嘴巴。
间谍一旦被敌人抓住，严刑逼供是难免的。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通过训练来提高自己忍痛的阈值呢？我不知道，《007》里面没写过。不过，詹姆斯·邦德可以用意志力屏住呼吸自杀，想必间谍受到的训练是非常严酷的。在其他间谍小说中，假逮捕、拷打，甚至假枪决都屡见不鲜。
我觉得肉刑是人类最大的耻辱之一。利用自己的同类对痛苦的恐惧，设计层出不穷的办法折磨他们，这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嘲讽。旧社会的“光棍”们互相以善于“熬刑”自夸。其实对付肉刑最聪明的办法不是提高阈值，而是把它降低。我那位给蛤蟆验血的同学，虽然怕痛可是又非常崇拜革命烈士。他曾经对我说：“我梦见自己当英雄了。敌人逮捕了我，让我招供，我什么也不说，他们就打了我一百大板。我还是什么也没说——实际上，挨到第五板子，我就昏过去了。”这个英雄当得真方便。但是，如果他遇到老奸巨猾的施刑者，就笑不出来了。为了防止受刑人阈值太低、逃避痛苦，他们会频频停下刑罚，让被害者恢复精神。或者是——“拿水泼醒他！”
人类不需要用痛苦提醒自己的同胞应该做什么，只有动物才需要。马戏团里那些表演节目的狗熊、老虎、狮子和大象，在幼年都曾经受到驯兽员的疼痛刺激。痛，本来是动物赖以避免伤害的自我保护手段，却被人利用，成为训练它们的工具。疼痛次数多了，动物就养成了条件反射，鞭子一扬，立刻跳进火圈。即便长大后皮糙肉厚，阈值很高了，但小时候对那种疼痛的恐惧已经深深刻进本能之中。我四、五岁的时候，街上还能看见马车。有一次，我见到一匹马发了倔脾气，站在街头不走。赶马人把鞭子抽得啪啪响，它还是一动不动。旁边有个老头说：“打晚啦！小时候就该打。小时候舍不得打，现在怎么抽都没用。”这就是说，马小的时候，忍痛阈值低，可以用鞭打来训练，使它把对疼痛的恐惧变成对主人鞭子的服从。现在阈值高了，再打就没用了。
顺便说一句，我非常，非常，非常反对家长体罚孩子。什么“棒打出孝子”，其实就是把人当成马。小孩怕痛，做了错事就打他，这跟驯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利用动物求生的手段——惧怕疼痛——把规则硬砸进它们的记忆里。孩子可能会变乖，但长大以后，对家长体罚的恐惧已经变成对一切“犯规”行为的恐惧。像被驯服的动物，他们每当做一件事之前，都会本能地想起鞭子。这样的孩子没有任何冒险精神，只会规规矩矩地拉车，再也不能在人生的战场上纵横驰骋了。
但有的时候，我们无法逃避疼痛。比如做手术。在从前，截肢者和器官坏死者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忍受疼痛，还是死亡。麻醉剂发明之前，有多少人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