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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声呻吟。
他加快脚步，脚步声在机库的拱形空间里回响。呻吟好像是从飞机里面的哪个地方传出来的。如何到飞机里面去呢？这是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已坐过几十次飞机。你总是从靠近驾驶舱的梯子登机。但在这里，在这机库里……飞机硕大无比，你怎么可能登上去呢？
他走过身旁机翼上的两台喷气式发动机。它们是巨大的圆筒，里边是黑色的涡轮机叶。真有意思，这些发动机以前从未显得这么大。或许是他从来没有注意过。
又是，一声呻吟。
他走到梯子边爬了上去，爬到六英尺高处的机翼旁。这伸展着的机翼闪出一片银光，每节都用铆钉钉着。一块牌子上写着这边走，牌于边上有几滴血迹。他朝机翼对面看去，只见一个人浑身是血，朝天躺着。莫里斯靠上前去，看见那人的脸血肉模糊，一只手臂反剪着，角度极不自然。
他听见背后有声音，猛地转过身来。
就在这时，机库里所有的灯一下子熄灭了。
莫里斯呆住了。他有一种全然无所适从的感觉，一种被悬在无边无际的黑空中的感觉。他没有动，他屏住呼吸，他等着。
那个受伤的人又呻吟起来。四周没有别的声音。莫里斯跪下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好像感到贴近机翼的金属表面要更为安全一点。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害怕，只是不知所措。
这时，他听到一声轻笑，他开始害怕起来。
“本森？”
没有回答。
“本森，是你在那里吗？”
没有回答，但有脚步声走过混凝土的地板。稳稳的脚步声发出了清脆的回响。
“哈里，我是莫里斯医生。”
莫里斯眨眨眼睛，想适应黑暗。不行，他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机翼的边，看不见机身的轮廓，他妈的什么也看不见。
脚步声更近了。
“哈里，我想帮助你。”他说话时声音都沙哑了，这无疑把他害怕的信息传给了本森。他决定闭上嘴巴，他的心在怦怦地跳，他呼吸困难，大口喘着粗气。
“哈里……”
没有回答，但脚步声停止了。也许本森准备放弃进攻，也许他受到了一次刺激，也许他正在改变主意。
一种新的声音：一声金属的嘎吱响。很近。
又是一声嘎吱响。
他在爬梯子。
莫里斯浑身在冒冷汗。他仍然什么也看不见，根本看不见。他完全丧失了方向感，不再记得他在机翼的哪个部位。梯子是在他前面还是背后？
又是一声嘎吱响。
他想确定声音的方位，声音是从他前面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这说明他正面对着尾翼，机翼的后部。面对着梯子。
又是一声嘎吱响。
梯子有几级？差不多六英尺，六级。本森很快就会站到机翼上。他能用什么做武器、莫里斯拍拍口袋。他的衣服湿透了，汗水把它们粘到了一起。陡然之间，他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荒唐可笑的。本森是病人，而他是医生。本森会听从理智，本森会按指示行事。
又是一声嘎吱响。
鞋子！他飞快地脱下一只鞋，咒骂这鞋竟是橡胶底，不过总比赤手空拳好。他握紧鞋子，高高举过头顶，准备扔过去。他脑子里出现了那个挨打的机械师的形象，那张血肉模糊不成样子的脸。他突然意识到他不得不猛击本森，而且是使出浑身的力气。
他不得不把本森往死里打。
嘎吱声消失了，但他能听到呼吸声。接着，他听见了警笛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警察正在赶来。本森也会听到这警笛声，他会放弃的。
又一声嘎吱响。
本森正在下梯。莫里斯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这时，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刮擦声，感到脚下的机翼在颤抖。本森没有往下爬，他还在往上爬，现在已站到机翼上。
“莫里斯医生？”
莫里斯话到了嘴边，但没有说出口。他知道本森其实也看不见，本森需要靠声音来确定方向。莫里斯一声不吭。
“莫里斯医生，我要你帮帮我。”
警笛声越来越响。想到本森马上要被抓住，莫里斯顿时感到一阵欣喜。这场噩梦很快就要结束了。
“请帮帮我，莫里斯医生。”
也许他是真诚的，莫里斯想。也许他讲的是真话。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作为他的医生，他有义务帮助他。
“求你了。”
莫里斯站在那里。“我在这里，哈里，”他说，“好了，别紧张，另外——”
有什么东西在空中嘶嘶作响。他感到这东西正朝他飞来。紧接着，他感到嘴和下颌一阵剧痛，身体向后倒下，从机翼上滚了过去。疼痛难忍，他从未经受过比这更利害的疼痛。
接着，他一头跌进黑暗中。从机翼跌到地上不算很高，但好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永远也跌不到地上似的。
《终端人》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十八章
珍妮特·罗斯站在急诊病房的治疗室外面，透过小玻璃窗朝里张望。里面有六个人在照料莫里斯，他们全围在他身边。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真正能看见的是他的两只脚，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鞋没有了。到处是血，好几个急诊病房的人都溅到了血。
安德斯和她一起站在外面。他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对此事的看法。”
“没必要，”她说。
“那个人极其危险，莫里斯应该等警察的。”
“可警察没抓到他。”她说着突然火冒起来。安德斯什么也下明白，他不理解你怎么会对一个病人如此负责，你怎么会想要去照料别人。
“莫里斯也没有抓住他，”安德斯说。
“为什么警察没抓住他？”
“他们赶到机库时，本森走了。机库有好几个出口，无法把它们全堵住。他们发现莫里斯在机翼下，那个机械师在机翼上，而且他们受的伤都很严重。”
治疗室的门开了，埃利斯走出来，他脸色憔悴，胡子也没刮。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怎么样？”罗斯问。
“他没危险，”埃利斯说，“虽然他要有几个星期不能说话，可他没有危险。他们正准备送他去做外科手术，用金属丝固定他的下颌并把他的牙齿拔出来。”他朝安德斯转过身去。“他们有没有找到凶器？”
安德斯点点头。“两尺长的一段铅管。”
“管子肯定正巧打中他的嘴巴，”埃利斯说，“但至少他没有吞入任何击落的牙齿。肺部的片子显示支气管里无异物。”他抱住珍妮特。“他们会治好他的。”
“另一个怎么样？”
“机械师？”埃利斯摇摇头。“我不想打赌。他的鼻子被打碎，鼻骨进入了大脑，脑脊液正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大量出血，而且脑炎有大问题。”
安德斯说：“你估计他存活的可能性如何？”
“他已上了病危名单。”
“好吧。”安德斯说完便走开了。
罗斯和埃利斯一起走出急诊病房，朝咖啡馆走去。埃利斯的手臂始终搭在她的肩膀上。“这事给弄得一团糟，”他说。
“他真的没有问题吗？”
“当然。”
“他长相还不错……”
“他们会接好他的下颌，他不会有问题。”
她打了个寒战。
“冷吗？”
“冷，”她说，“而且累，很累。”
她和埃利斯一起在自助餐厅里喝了咖啡。时间是六点半，许多工作人员正在用早餐。埃利斯慢吞吞地喝着，他缓慢的动作表明他疲劳了。“有意思。”他说。
“什么？”
“今天下午我接到明尼苏达的一个电话。他们有一个神经外科的教授职位空缺，问我是否感兴趣。”
她没有吭声。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她说。
“我告诉他们，在我被这里解雇之前，我不作任何考虑。”他说。
“你肯定你会被解雇吗？”
“难道你不吗？”他说。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注视着一个个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我不会喜欢明尼苏达，”他说，“那里大冷。”
“但那所学校不错。”
“嗯，不错，一所好学校。”他叹了口气。“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为他感到遗憾，但又立即抑制住这种感情。他是自讨苦吃，而且不听她的劝告。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始终没有允许自己对任何人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她甚至不许自己这样想。一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另外，这对她最关心的帮助本森一事来说也毫无益处。
但是，她现在并不同情这位勇敢的外科医生。勇敢的外科医生是拿别人的生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一个外科医生损失的至多是他的名声。
“好了，”他说，“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进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
“我希望他们杀了他。”埃利斯说完朝电梯走去。
手术在下午七点开始。她从上面的玻璃观望台看着莫里斯被推进手术室，外科医生给他挡上遮布。手术将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俩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会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当一片片消毒纱布从莫里斯脸上取下露出肉来的时候，看到的人还是吓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脸是正常的，只是显得苍白，下半部分成了红兮兮的一团，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这红红的一团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诊病房已看到这情况，现在感到吃惊的是她，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是如此。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时的效果。
她站在那里，望着手术遮布盖到他身上和头部。医生已穿上手术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经到位，消毒护士已各就各位，整个外科手术的准备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体现了很高的效率。这是一种奇妙的过程，她想，它是如此严格，如此完美，以至没人会知道——手术医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虑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同事动手术。这过程，这固定的程序对于手术医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剂对于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样。
她走近研究室时，看到一群记者把埃利斯拦在了大楼外面。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情绪显然不好。她听到“大脑控制”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她略感内疚地绕到远处的一个入口，乘电梯上了四楼。大脑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将就大脑控制问题展开讨论，各家日报也会随之刊登严肃的社论——医学杂志会刊登更为严肃的文章——讨论不加控制和不负责任的研究所产生的种种危险。她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到来。
大脑控制，天哪！
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兴。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脑控制者是父母亲，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理论家们通常忘记偏见或神经失常或情感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养。当然，父母们并个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反复向孩子灌输他们认为重要和有益的种种思想观念。
新生儿就像等待编排程序的小计算机，不管教给他们什么，无论是糟糕的文法还是粗鲁的举止，他们样样都能学会。像计算机一样，他们没有识别能力，无法区分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有一种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许多人都议论计算机的孩子气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计算机“穿上鞋和袜”，它肯定会回答说袜子无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它们包括种族观念。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
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
“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
“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