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不用的做法，有些甚至已有好几百年放弃不用的做法，例如未经审讯即加监禁、把战俘当作奴隶使用、公开处决、严刑拷打逼供、利用人质、强制大批人口迁徙等等，不仅又普遍实行起来，而且也为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所容忍，甚至辩护。
只有在全世界各地经过十年的国际战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以后，英社和它的两个对手才作为充分完善的政治理论而出现。但是在它们之前，本世纪早一些时候就曾出现过一般称为集权主义的各种制度，经过当时动乱之后要出现的未来世界主要轮廓，早已很明显了。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
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过去的统治集团总受到自由思想的一定感染，到处都留有空子漏洞，只注意公开的动静，不注意老百姓在想些什么。从现代标准来看，甚至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也是宽宏大量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任何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它的公民置于不断监视之下。但是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操纵舆论就比较容易了，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使这更进一步。接着发明了电视以及可以用同一台电视机同时收发，私生活就宣告结束。对于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注意的公民，都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把他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让他听到官方的宣传，其他一切交往渠道则统统加以掐断。
现在终于第一次有了可能，不仅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完全顺从国家的意志，而且可以强使全体老百姓舆论完全划一。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以后，社会象过去一样又重新划分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三类。不过新的这类上等人同它的前辈不同，不是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需要怎样来保卫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已认识到，寡头政体的唯一可靠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为共同所有，则最容易保卫。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从个人来说，党员没有任何财产，有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随身财物。从集体来说，大洋国里什么都是属于党的财产，因为什么都归它控制，它有权按它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在革命以后的几年中，党能够踏上这个统率一切的地位，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因为整个过程是当作集体化的一个步骤而采取的。一般都认为，在没收了资产阶级之后，必然就跟着实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毫无疑义地确实遭到了没收。工厂、土地、房屋、运输工具——都从他们手中夺走了；由于这些东西不再成为私有财产，那必然就是公有财产。英社是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它袭用了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的词汇，因此，它在事实上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主要一个项目，其结果是把经济不平等永久化了，这可以预见到，也是事先有意如此。
但是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这四个原因并不单个起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同时存在。统治阶级如能防止这四个原因的产生就能永久当权。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统治阶级本身的精神状态。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三个强国瓜分了世界，不论哪一国都不可征服，除非是通过人口数字上的缓慢变化，而政府只要有广泛的权力，这可以很容易加以避免。第二个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他们从来不会由于身受压迫而起来造反。说真的，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过去时代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现在不会允许发生，不过可能发生其他同样大规模的失调，而且也的确发生，但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可以明确表达出来。至于生产过剩伺题，自从发明机器技术以来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潜伏危机，但可以用不断战争的办法加以解决（见第三章），为了把民众的斗志保持在必要的高度，这也很有用。因此，从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有一个新的集团分裂出去，这个集团的人既有能力，又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权力欲很大；还有就是在统治者自己的队伍中产生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也就是说，问题是教育，是要对领导集团和它下面的人数更多的执行集团这两批人的觉悟不断地发挥影响。至于群众的觉悟只须在反面加以影响就行了。
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对于大洋国社会的总结构，即使还没有了解，也可以由此作出推断。雄踞金字塔最高峰的是老大哥。老大哥一贯正确，全才全能。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知识、一切智慧、一切幸福、一切美德，都直接来自他的领导和感召，没有人见到过老大哥。他是标语牌上的一张脸，电幕上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至于他究竟是哪一年生的，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感到没有把握了。老大哥是党用来给世人看到的自己的一个伪装。他的作用是充当对个人比较容易感到而对组织不大容易感到的爱、敬、畏这些感情的集中点。在老大哥之下是核心党，党员限在六百万人，即占大洋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核心党下面是外围党，如果说核心党是国家的头脑，外围党就可以比作手。
外围党下面是无声的群众，我们习惯称为“无产者”，大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上面分类的名称，无产者即下等人，因为赤道地带的奴隶人口由于征服者不断易手，不能算为整个结构中的固定部分或必要部分。
在原则上，这三类人的身份不是世袭的。父母为核心党员，子女在理论上并不生来就是核心党员。加入核心党或外围党都需要经过考试，一般在十六岁时候进行。在种族上没有什么歧视，在地域上也没有什么偏重。在党内最高阶层中可以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地安血统的南美洲人；任何地方的行政官员都总是从该地区居民中选拔。大洋国任何地方的居民都没有自己是殖民地人民、受远方首都治理的感觉。大洋国没有首都，它的名义首脑是个动向去处谁都不知道的人。除了英语是其重要混合语，新话是其正式语言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集中化的东西。维系它的统治的，不是他们共同的血统，而是共同的信仰。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世袭的界线划分的。在不同集团之间，流动性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前工业时代那么大。党的两大分支之间，有一定数量的流动，但其程度不大，足以保证质量低劣的人不会吸收到核心党里去，而外围党里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向上爬的机会，但不致为害。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者是没有机会升入党内的。他们中间最有天赋的人，若有可能成为不满的核心人物，则干脆由思想警察逐个消灭掉。不过这种情况不一定非永远如此不可，也不成为一种原则。党不是以前旧概念的一个阶级。它并不一定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女；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选拔最能干的人材担任最高领导工作，它完全愿意从无产阶级队伍中间选拔完全新的一代人来担任这一工作。在关键重大的年代里，由于党不是一个世袭组织，这对消除反对意见起了很大作用。老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一向受到反对所谓“阶级特权”的训练，都认为凡不是世袭的东西就不可能长期永存。他们没有看到，寡头政体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体现在人身上；他们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而象天主教那样的选任组织有时却能维持好几百年或者好几千年。寡头政体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死人加于活人身上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一个统治集团只要能够指定它的接班人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我们时代的一切信念、习惯、趣味、感情、思想状态，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保持党的神秘，防止有人看穿目前社会的真正本质。目前不可能实际发生造反，或者造反的先声。从无产阶级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你不去惹他们，他们就会一代又一代地、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做工、繁殖、死亡，不仅没有造反的冲动，而且也没有能力理解可以有一个不同于目前世界的世界。只有在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你必须给他们以较高的教育的时候，他们才会具有危险性；但是由于军事和商业竞争已不复重要，民众教育水平实际已趋下降。群众有什么看法，或者没有什么看法，已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因为他们没有智力，所以不妨给予学术自由。而在一个党员身上，哪怕在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上都不容有丝毫的不同意见。
党员从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生活。即使他在单独的时候，他也永远无法确知自己的确是单独一人。不论他在哪里，不论他在睡觉还是在醒着，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在澡盆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可能受到监视，事先没有警告，事后也不知自己已受到监视。他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可以放过的。他的友谊、他的休息、他对妻儿态度、他单独的时候的面部表情、他在睡梦中喃喃说的话、甚至他身体特有的动作，都受到严密考察。实际行为不端那就不用说了，而且不论多么细微的任何乖张古怪行为，任何习惯的变化，任何神经性习惯动作，凡是可以视为内心斗争的征象的，无不会受到察觉。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余地。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到任何法律或任何明文规定的行为法则管辖。大洋国内没有法律。有些思想和行为，如经察觉，必死无疑，但是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取缔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气化都不是当作犯了实际罪行的惩罚，而仅仅是为了把一些有朝一日可能犯罪的人清除掉。党员不仅需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需要正确的本能。要求他必须具备的各种信念和态度，有许多从来没有向他明确说明过，而且若要明确说明，势必暴露英社固有的内在矛盾。如果他是个天生正统的人（新话叫思想好（goodthinker）），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想也不用想，都会知道，正确的信念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感情。反正，在儿童时代就受到以犯罪停止（crimestop）、黑白（blackwhite）、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这样的新话词汇为中心的细致的精神训练，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任何问题有太深太多的想法。
对于党员，不要求他有私人的感情，也不允许他有热情的减退。他应该生活在对外敌内奸感到仇恨、对胜利感到得意、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他对简单乏味的生活所产生的不满，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向外发泄出来，消失在两分钟仇恨这样的花样上。至于可能引起怀疑或造反倾向的思想，则用他早期受到的内心纪律训练而事先就加以扼杀了。这种训练的最初和最简单的一个阶段，新话叫做犯罪停止（crimestop），在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进行。犯罪停止（crimestop）的意思就是指在产生任何危险思想之前出于本能地悬崖勒马的能力。这种能力还包括不能理解类比，不能看到逻辑错误，不能正确了解与英社原则不一致的最简单的论点、对于任何可以朝异端方向发展的思路感到厌倦、厌恶。总而言之，犯罪停止（crimestop）意味着起保护作用的愚蠢。但光是愚蠢还不够，还要保持充分正统，这就要求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能加以控制，就象表演柔软体操的杂技演员控制自己身体一样。大洋国社会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党一贯正确。但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不全能，党也并不一贯正确。这就需要在处理事实时要始终不懈地、时时刻刻地保持灵活性。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眼是黑白（blackwhite）。这个字眼象新话中的许多其他字眼一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含义。
用在对方身上，这意味着不顾明显事实硬说黑就是白的无耻习惯。用在党员身上，这意味着在党的纪律要求你说黑就是白时，你就有这样自觉的忠诚。但这也意味着相信黑就是白的能力，甚至是知道黑就是白和忘掉过去曾经有过相反认识的能力。这就要求不断窜改过去，而要窜改过去只有用那个实际上包括所有其他方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做到；这在新话中叫做双重思想（doublethink）。
窜改过去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辅助性的原因，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原因。那就是，党员所以和无产者那样能够容忍当前的生活条件，一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要使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过得好，物质生活平均水平不断地提高，必须使他同过去隔绝开来，就象必须使他同外国隔绝开来一样。但是窜改过去，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需要保卫党的一贯正确性。为了要让大家看到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不仅需要不断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各种各样的纪录，使之符合当前状况，而且不能承认在理论上或政治友敌关系上发生过任何变化。因为改变自己的思想，或者甚至改变自己的政策，无异承认自己的弱点。例如，如果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者东亚国（不论是哪一国），那么那个国家都必须始终是敌人。如果事实不是如此，那么就必须窜改事实。这样历史就需要不断改写。由真理部负责的这种日常窜改伪造过去的工作，就象友爱部负责的镇压和侦察工作一样，对维持政权的稳定乃属必不可少的。
窜改过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认为，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纪录和人的记忆中。凡是纪录和记忆一致的东西，不论什么，即是过去。既然党完全控制纪录，同样也完全控制党员的思想，那么党要过去成为什么样子就必然是什么样子。同样，虽然过去可以窜改，但在任何具体问题上都决不承认窜改过。因为，不论当时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子，在改以后，新改出来的样子就是过去；任何其他不同样子的过去都没有存在过。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几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时，也是如此。党始终掌握绝对真理，很明显，绝对的东西决不可能会不同于现在的样子。
下文将要谈到，要控制过去首先要依靠训练记忆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纪录都符合当前的正统思想，这样机械的事好办。但还需要使得大家对所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