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但因为掉了至少30磅的肉，多少还是失去了以往人们熟悉的那种“可爱的臃肿”。
1981年6月，阿西莫夫买了他的第一台电脑，对它感到很满意。这是一台“无线电TRS80”。他以前总是抱怨电子打字机的速度太慢，跟不上他的思维，而这台电脑他认为恰好能跟上他的速度。拉利·阿什米德给阿西莫夫做了评论，说道：“艾萨克，他们永远也造不出一台速度能赶得上你的机器。”
阿西莫夫从来不将自己写的东西存盘，他几乎是把微机当作打字机使用，并直接进行屏幕打印。即便如此，他仍喜欢用他那台旧的电子打字机打出初稿，微机只是用来创作短篇或誊写终稿。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许多作家确实都有这种爱好。
阿西莫夫写作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写作过程中从不给作品分出章节，总要等到初稿全部写完后，从文章中找出自然分段处，然后再加以修改，使得各章节衔接起来。通常他早上大约6点左右就开始创作（他一直是个早起者），到下午结束，每天要写上十几个小时。他在家中的创作室与珍尼特的工作室隔着大厅，写作时他总是把百叶窗拉下，只有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来访者才能打断他的思路。
1981年夏天，纽约出版界流传着阿西莫夫第一天使用微机的故事。他在打字机上完成了新作的草稿后，准备用微机打出终稿，但在键盘上鼓捣了20分钟，微机仍是一声动静没有。他只得给制造商打电话，大声抱怨。一小时后修理工赶到了公寓，走到微机前一看，帮他按下了开关。
1984年，阿西莫夫被评为本年度的人文主义者，令他极为自豪。自70年代初加人这一运动以来，他一直投身于宣传人文主义，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公开探讨。到了70年代末，这一话题已成为他公众演说的重头戏之一。他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也从不反对宗教，认为宗教辩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侵犯他人个人观点的行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他承认宗教是许多世界性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觉得宗教与个人的情感性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愿则它妄加非议。
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接着创作基地系列。这些及他的最后两部机器人长篇，是他在那个时期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当时，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是凯特·麦迪娜。1984年，她因故离开几个月，接替她的是她的助理，但没过几天，助理也离开了双日出版社。
工作的任务便落到了助理的助理、年轻的詹妮弗·布莱尔身上。当时她刚刚毕业，并没有什么编辑经验，出版社的意图只是先坚持一阵，以便找到替代凯特·麦迪娜的人选。
在阿西莫夫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很重视与出版商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自1970年搬回到纽约后，他每周都要去一趟双日出版社。
有一次，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将其新近创作的《机器人与帝国》的全稿交给了詹妮弗。两人交谈几分钟后，阿西莫夫便离开了。
那天晚上，詹妮弗看了一遍手稿稍微做了些修改。她知道自己刚出校门，没什么经验，但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同时，她也明白阿西莫夫的名气之大及他对双日之重要性，并不想惹他不高兴。另外，她确实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只需稍加润笔便可。
第二周，当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将稿件交还给了他。
阿西莫夫有点愣怔，他没想到詹妮弗会亲自动手修改稿子。那个晚上，轮到他来审阅修改的稿件了。
第三周，阿西莫夫到出版社时，将詹妮弗叫到了一边，说他很满意她的工作，尤其欣赏她的评注，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对她指出的问题，他已做了修改。
自那个下午起，两人成了好朋友。随后的几个月中，詹妮弗在凯特·麦迪娜的支持下，继续与阿西莫夫保持合作。凯特回来后不久，便跳槽去了兰登书屋，阿西莫夫对到底由谁来编辑他的著作心中没数，决定去拜访双日出版社的总裁亨利·瑞斯，建议由詹妮弗·布莱尔接替凯特。
瑞斯认为詹妮弗经验不足，无法胜任编辑一职，只同意她与阿西莫夫继续在文字上的合作，而在技术上他的书则列入主编山阶沃汉姆的编辑书目。阿西莫夫对此安排很满意。几个月后，当詹妮弗升任编辑有了自己的书目时，阿西莫夫的著作成了她的主要业务项目。从1984年起，詹妮弗开始接手阿西莫夫在双日出版社的所有作品，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她仍负责整理他的零散遗作。
詹妮弗就像是艾萨克的第二个女儿，同样她也是罗宾的一位密友。在艾萨克的晚年中，詹妮弗每周至少见他两次，而艾萨克随着年龄的老化，也越来越倚重于詹妮弗帮他整理作品。
在80年代，艾萨克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就是加入了纽约的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他一直是个音乐迷，只要有该社的作品上演，他几乎每场必到。1984年，他甚至参加了该社创作的一部讽刺剧的演出。这是由D．加利诺编写的一部独幕剧，剧名为《惊喜的旅途》，也称之为《巴士奇遇》。这次经历又给艾萨克一个在观众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令他洋洋自得。他一直声称，如果他没成为作家，恐怕早就加入了演艺圈。
艾萨克还给詹妮弗买了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的会员资格证。她与阿西莫夫夫妇经常一起去观看演出。
80年代中期，当艾萨克正在创作《基地与地球》时，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同时也感到很苦闷，因为早些时候创作的一部小说没能上畅销书排行榜。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情绪非常低落，生怕这回让双日出版社失望了。他总是说：“詹妮弗，双日在这部新作上投入了那么多钱，而我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更糟糕的是，上次那本书连排行榜都没上。”詹妮弗十分为他担忧，安慰他说，钱算不了什么，虽说上一本书没成为畅销小说，但从总体来看，书的销路还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这些话似乎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詹妮弗想了一个主意。那天晚上，她在家中的一张纸片上写下了“马克·吐温”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这几个字——这两个都是阿西莫夫的所爱。她想，没准他愿意就其中的一个题目写本书。
第二天早上，她自己先否决了马克·吐温，因为关于他的作品已经很多了。下午，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见他仍闷闷不乐，便建议他写本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
这一招果然灵验，阿西莫夫听了后立刻来了精神。他笑道：“我一直想写一本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注释本，但总以为没有人会愿意出版这种书。”离开出版社时，他又恢复了老样子，步伐中还带着一种新增的活力。
六个星期后，当阿西莫夫再次出现在詹妮弗的办公室时，他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搁在了她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詹妮弗问道。
“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啊。”阿西莫夫答道。
詹妮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即便是阿西莫夫的书也得经过编辑部理事会许可后方能出版，而她一直未将这个主意告诉同事们。等到下一次开理事会时，她急切地解释了事情的整个经过，说阿西莫夫又有了笑容，已经开始接着写《基地与地球》了，并且也摆脱了上一部小说给他带来的失望感；但是，他想写一部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作品。出乎她的意料，其他编辑都很赞同这个想法。
“他什么时候能交稿？”他们问。
“昨天！”詹妮弗答道。
1982年，在他的基地系列新作《基地边缘》（有关这本书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阿西莫夫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
《基地边缘》取得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曾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反而令他有些失望。但无论如何，阿西莫夫还是为自己在扔了14年之后仍能重新开始创作基地系列而感到骄傲。
1985年1月2日是阿西莫夫生活和事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是他66岁的生日。他从未想过自己要退休，为庆祝生日同时向世人表明，作为一名作家他仍充满活力，他与珍尼特在第66街他们所喜爱的一家中国餐馆举行了盛大的晚会。这个被称为艾萨克“非退休”的晚会，邀请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客人，艾萨克的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难得地聚到了一起：弗雷德·波尔与哈兰·艾利森乘飞机赶来了，欧洲的朋友们越洋赶来了，纽约的朋友们也赶来了。除了老友中的拉利·阿什米德、马丁·H·格林伯格、拉斯特与朱迪·琳·戴瑞尔夫妇外，阿西莫夫的家人也到场祝贺。晚会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将整个餐馆包了下来，艾萨克与朋友分别致辞，席间美酒芳香四溢，众人频频举杯，直到凌晨才结束。客人们各自散去后，艾萨克才与珍尼特信步当车，穿过数个街区，回到了他们的寓所。
这是这群老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了。9个月后的10月16日，艾萨克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朱迪·琳得了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不久便撒手人衰，年仅43岁。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阿西莫夫悲痛万分。
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的下一期编者论谈中，他发表了一篇哀悼朱迪·琳的悼词，深情地追忆了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及她捉弄他的一些恶作剧。整个科幻小说界中，他最崇拜的就是朱迪·琳了，他这么写道：
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你是最热情、最敏锐。
也最有才华的一位。①
①《哀悼朱迪·琳·戴瑞尔的悼词》，发表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第106期。
在这篇悼词中，艾萨克回忆了朱迪·琳有一次是如何捉弄他，竟使他真的以为她和拉利·阿什米德偷偷私奔了。在1985年4月艾萨克与珍尼特的第15个“结婚纪念日”上，朱迪·琳与拉斯特、拉利还赶来祝贺，但没过6个月，朱迪·琳却已不在人世了。
他追忆了朱迪·琳是如何从70年代初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到了《银河》杂志编辑的位置。他还记得这么一件趣事。有一天，他收到了封名为弗丽兹·凡盖尔森年轻女子写来的信，自称是《银河》杂志新来的编辑。阿西莫夫满心好奇地给杂志社打电话，被告知弗丽兹出去了。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不到两个星期时间，两人便在信中缠绵起来。艾萨克拿出了他与女人调情的伎俩，把信写得极为撩人。这时朱迪·琳才怒气冲冲地宣布她就是那个弗丽兹·凡盖尔森，艾萨克如梦初醒。接着她又酸溜溜地抱怨他转眼就把她给忘了，迫不及待地与她的继任者调情去了。
确实，自朱迪·琳去世后，艾萨克从未忘记过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逐步摆脱了她的去世给他带来的失落感。
1990年秋，艾萨克听到了杰特鲁德死于乳腺癌的消息。好几年前，他就已知道她身体不适。她一直是个大烟鬼，而抽烟显然对她的身体没好处。尽管在离婚后的20年中，艾萨克与杰特鲁德不通音信，也极少见面，但她的死仍让他不由地悲从中来。
在全家人中，罗宾与杰特鲁德最亲，常去看望母亲，父母离异时她才15岁，是受打击最大的人。艾萨克自己搬回纽约而将一家人扔在西纽顿时，大卫已上了大学，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自然就只有罗宾被夹在了父母之间。幸运的是，她与双亲的关系都很好。
杰特鲁德死前不久，艾萨克曾见了她最后一面，当时两人都知道时日不多，但在心平气和地说话、彬彬有礼的背后，他们的心中仍深深地怨恨着对方。杰特鲁德死后不久，艾萨克便写了他最后一部幽默著作《阿西莫夫又笑了》（这本书在艾萨克去世一周后才出版），这是一本笑话兼滑稽故事集，其中有许多篇章是极力贬低杰特鲁德的轶事。显然，艾萨克是要发泄一下自己对第一次婚姻的怒气，但又觉得只有在杰特鲁德去世后他才能这么做。
8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健康状况又出了一系列问题。年轻时，肾结石是他的常发病症，每次都要疼上大约一周的时间才能转好，但隔上数月或几年又将复发。将近70岁时，肾结石引发了一系列肾病，为此他多次住院。同时他还患有心绞痛，变得非常虚弱。
7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朋友们经常发现他由于病痛而不能出家门。珍尼特为此更多地承担起了保护人的角色，越发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她一直试图鼓励他注意身体，提高饮食的质量，多点运动，但她的话往往被当做了耳边风。直到1983年动了心脏手术后，艾萨克为病魔所困时，珍尼特才能开始按自己的计划安排他的饮食起居。因此艾萨克的朋友们说，即便在他觉得身体还行时，要让他出家门也非易事。
据艾萨克的一位朋友、生物学家杰克·科恩博士说，如果他或其他朋友碰巧来纽约，他们就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要是艾萨克接了，要想出门就只能骗珍尼特说他有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五分钟就回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见到艾萨克，一块儿上咖啡馆坐坐或去中央公园走走。
珍尼特如此缜密地看护艾萨克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大不负责了。另一方面，在生命快到尽头时，艾萨克竟然奉行起这么一套哲学来：既然活不了几天，为什么不稍稍享受一番呢？他没有什么坏习惯，但是个贪嘴的人，尤其是喜欢吃那些他明知道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东西。
住院时，只要珍尼特一回家，他往往请求来看望他的某位朋友赶紧出去给他买个热狗或汉堡包，说医院的健康食品使他烦透了。他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足以让他幸福10分钟。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艾萨克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991年夏季，他的前列腺又开始出了问题。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他原本就患有肾病和心绞痛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疾病。从那时起，他频繁地进出医院，不是因为这儿痛就是因为那儿病。那年夏天，他与珍尼特没能去伦赛勒维尔参加一年一度的“人与科学会议”，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整个80年代，他们每年都要去参加这个会议，这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杜鲁门（麦克）·塔利是艾萨克最早的一位同事，曾参与过艾萨克的一些科幻小说平装本的出版工作。他回忆起1991年与艾萨克共进午餐的情景时说：“他看上去非常疲惫，憔悴不堪，用餐时几乎一声不吭，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我猜想他当时正接受大量的药物治疗。”
有几次，艾萨克似乎暂时恢复了健康，詹妮弗于1989年离开双日出版社，但她仍担任阿西莫夫的自由编辑，与双q的另一位责任编辑珍尼特·希尔一起协助阿西莫夫的工作。两位女士成了好友，并经常一起陪同阿西莫夫参加在纽约的商务拜访和会议。阿西莫夫喜欢让两位年轻迷人的女士陪着自己出现在公众场合，左右各一个，有时罗宾也加人进来。每逢这时，他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宠坏了。
詹妮弗与珍尼特亲切地回忆起艾萨克参加1991年在纽约举行的全美图书协会年会时的情景。她们到公寓去接他，扶他上了出租车。车子启动后，艾萨克才意识到把手杖落在了家里。尽管他不喜欢手杖，但这时他已离不开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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