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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与机器人小说一道，将阿西莫夫推入了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上层。当基地故事在流行杂志上发表时，他已是科幻小说界的名人了，而当这套故事出版成书后，他则在更为广阔的出版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声望。在三部曲之后，他创作了系列科幻长篇小说。多年以来，这些长篇著作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使他成为了也许是那个时代全球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
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阿西莫夫夫妇于1949年7月底搬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1970年，与杰特鲁德分居后，艾萨克才独自搬回了纽约。
搬家时，他们已经结婚7年。7月26日离开纽约前，他们刚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日。从许多方面看，他们都是美满的一对，雄心勃勃，满脑子都是远大计划；但私下里，两人之间危机重重。4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夫妇的性关系已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此时，阿西莫夫正同时从事着两个．职业。他既无经济安全感，又无足够的自信可以抛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1949年时《空中卵石》尚未出版，流行杂志仍是他的主要市场。他还需在大学里工作9年。只有在渐渐得到出版界的认可后，他才能与杰特鲁德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花钱太多，搬入公寓时，他们还买了台冰箱，花了270美元。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波士顿的夏天通常湿热难当，而冬天又寒冷无比。阿西莫夫喜欢寒冷的天气，只有真正大幅度降温时，他才觉得冷。他痛恨炎热的天气，从未对太阳浴有过兴趣，并且讨厌波士顿夏日的潮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租的寓所都没有装空调，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因此暑假时几乎不可能在室内写作。
劳威尔街寓所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多少还有个阳台，并且在最高一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艾萨克总是将打字机搁在荫凉处，在屋外工作。到了杰特鲁德怀孕的后期，即便是荫凉处的温度也高达90华氏度时，艾萨克便在阳台的另一头支起一张小床，让她睡午觉。
大卫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块头很小，头四天是在育婴箱中度过的。他小时候常生病，父母总为他的体重担忧。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很瘦，后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害羞、缄默的男孩。甚至感到与同龄的孩子交流有点困难，也不愿和他们一块玩。当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第二个孩子罗宾出世时，大卫已经三岁，开朗了些，也开始与其他孩子一块玩了。相反，罗宾是个活泼、闹腾的孩子，与哥哥截然不同。
家庭扩大的同时，阿西莫夫正忙着创作他的科幻小说。这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使他后来名扬四海。1950年，杰特鲁德打出了《我是机器人》的底稿，这部书在年底出版了。那时，她刚怀上了大卫。从杰特鲁德怀上大卫到1955年2月罗宾出世的这段时间内，阿西莫夫创作并出版了《基地三部曲》、《繁星若尘》、三部幸运儿斯塔尔系列、《太空洪流》与《钢之洞》。在杰特鲁德怀大卫期间，艾萨克正与高曼出版社合作，准备将基地故事出版成书。与此同时《空中卵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罗宾出生前不久，阿西莫夫写成了《永恒的终结》。
这一时期是阿西莫夫创作生涯中一个明显的转型期。他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50年代初，他的写作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学院的薪金，他完全可以辞去教学工作，转而专门从事创作了。
1950年到1955年期间，阿西莫夫的创作收人从4，700美元爬升到了15，000美元，而他在学院的薪金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如果他专门从事创作，而不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的话，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那时，他仍下不了辞职的决心。他喜欢长长的、薪金照付的假期，也喜欢教书，而且他从事的那点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大学教授的名声。
结果，艾萨克迟迟未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不仅如此，还与同事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不快。
他在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处境艰难，但他总能设法博得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好感。有件事使这一好感更为巩固。那是在1950年，比尔·波依德向阿西莫夫建议，两人合作编写一本生物化学课本，很快沃克教授也应邀加人进来。这样，阿西莫夫既讨好了上司，手头又多了一件武器。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在学院的位置受到威胁，他便将威胁退出这项合作计划。
没过多久，阿西莫夫便意识到了在同意编写这本生物化学课本时，并未考虑到不利的一面。结果，他得干大部分的累活，而且尽管出版商很有信心，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本定名为《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的书终于在1952年5月写成，还未出版就已经过时。不仅如此，书中错误百出，在出第二版前还得进行修改。
作者们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在于，至少还有另两本更占优势的书要同时出版，堵死了他们的市场。结果，阿西莫夫－波依德－沃克课本只卖出了几百本，成了一次小小的惨败。阿西莫夫为这本书费尽了心血；甚至不辞劳苦地编写了极为复杂的索引，最后换来的只是在学院里的一小点人为的安全。对他而言，与出版《空中卵石》、创作《繁星若尘》、《太空洪流》的辉煌相比，这本书简直不值得一提。
1951—1952年间，阿西莫夫曾认真考虑过要换一个地方教书，他觉得学院给他的待遇不好。他希望学院能给他开工资，而不是从雷蒙教授的研究基金中拨给他钱。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晋升为助理教授。
1951年底，在沃克教授的帮助下，阿西莫夫成功地摆脱了对雷蒙研究基金的依赖。之后，他又承受了18个月的压力，才晋升到助理教授的职位。
为了让学院将他的名字列入工资单，他威胁要辞职。尽管一些教授们不喜欢他，但沃克知道他是一个好教师，并且，包括校长福尔克勒在内的一些比沃克职位更高的人，已预见到阿西莫夫日益增大的名气是他们的一项资产。
持反对意见的有雷蒙博士及沃克博士的上司查尔斯·基福博士，而持认同意见的只有校长及他的一些直接下属，如无实权的比尔·波依德和稍微有些影响的沃克教授。两派之间交战了数年。1955年夏天，阿西莫夫终于晋升为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夙愿。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使他有了职称，同时还意味着他将享有学院的终生学术职位，除非他犯了大错。
如果不是沃克教授于1956年11月从系里辞职，而由一位年轻的外来户马洛特·西奈克斯接任的话，可能一切仍将沿著有利于阿西莫夫的方向发展。
西奈克斯是个和善的人，但经验不足，并且初来乍到，不愿与顶头上司基福博士发生冲突。西奈克斯接任时，基福与雷蒙已公开显示他们对阿西莫夫的敌意，甚至明确表示希望他滚蛋。在此之前，由于那本生物化学课本的缘故，每逢基福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挑起事端时，沃克总是站在阿西莫夫这一边为他说情，而现在，阿西莫夫与基福之间再无调停人了。雷蒙又担起了后卫之职，双方摆开了争斗的架势。
与此同时，由于阿西莫夫的晋职及随之而来的职称，夫妇便开始考虑购买自己的住房。自然，这个主意是杰特鲁德先提出来的。无论他们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艾萨克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买房子。但一旦想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考虑到，尽管与基福、雷蒙有冲突，但晋职已稳固了他的地位，况且他的写作事业一帆风顺，财源滚滚而来。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将想法付诸行动。阿西莫夫夫妇漫不经心地一边看房子，一边考虑着他们所能支付的价钱。不知何故，他们从未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从未正式与人签过约。
1955年，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在婚前买了自己的住房。他们的父母也在这一年里退了休，靠积蓄度日。艾萨克这才感到自己落后了。1956年，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在西组顿找到了房子。西纽顿是个整洁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住户大都是些商人和学者。购房花去了他们23，000美元。
艾萨克一反常态，提议直接从存款中取钱购房。他们已存了35，000美元。当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艾萨克在波士顿大学的事业并非蒸蒸日上，因此杰特鲁德反对在这个时候花去2/3的存款。结果，他们申请了15，000美元的贷款，其余的用现金支付。1956年2月，他们迁入了新居。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艾萨克以前从未自己住过一幢房。他总是与家人一起住在公寓、店铺上层的屋子或宿舍里。在他36岁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时他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头衔，并出版了一系列小说。
这幢房子共有三间卧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客厅，一个大厨房及一个大花园。最令人满意的是，顶楼已改造成了两间屋子，正好可作为办公室。搬入后不久，艾萨克便开始收拾顶楼。他将打字机搁在屋子一端的架子上，写字台摆在U形拐角处，而装得满满当当的文件柜则占据了另一端。他做了几个书架，摆放参考书及不断增多的自己所著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同时，他还收藏刊有自己作品的各类杂志的合订本。到1957年，他已收集了27本合订本。
阿西莫夫发现早上不必等邮件了。一里地外有个邮局，早上8点就开门，他可以开车去那儿亲自将退稿与信件取回办公室，这至少可省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一习惯使阿西莫夫不久就在邻居中赢得了工作狂的盛名。不管天气是好还是坏，他每早必定出现在邮局门口，这成了记者们津津乐道之事。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写作事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