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赫胥黎先生。他打量着整个场面，带着几分满意，像一个将军看到自己的部队击溃了敌军一样。当他看到菲茨洛伊船长时，顿时面白如蜡。他立即转身对一个年轻人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人挤过人群，走到菲茨洛伊船长面前。精疲力竭的船长这时已跌坐在座位上。年轻人一把将他扶起来，推着他走了下来，从一个侧门出去了——到底是出于恼怒还是友善，我没法说。
好一段时间船长的话都在我的耳里回响：“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那句话可能会是因伤心和痛苦而神经错乱的胡言乱语。实际上，从他那苍白的面容和狂乱的样子来看，他的确太令人同情了——悲伤而不安宁。而且我得承认，他还带有威胁的味道。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非找他谈谈并找出一个原因来不可！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一个叠一个，我疯了似的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1865年4月15日
我的运气真不错！这周末胡克夫妇——基尤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到我们家来做客。弗朗西丝也是爸爸挚爱的老师、已经离去4年的亲爱的老亨斯洛的女儿。她最聪明了，提出了一个见到菲茨洛伊船长的办法。
我们到外面花园里去散步。天气出奇的暖和。我们互相推心置腹。她告诉我说，爸爸没有参加她父亲的葬礼，让她非常不高兴。她指出，小猎犬号上的床位是通过她父亲的努力才弄到的，而且爸爸那一箱箱著名的标本也是她父亲收的。我有责任给他找托词，当然都是围绕他的身体做文章。然后我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也非常奇怪，爸爸总是避免参加葬礼，连他自己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我说那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接着，我又不自觉地列出了他的其他种种缺点。能把这些向人吐露出来，让人觉得好不轻松。
我没有讲我在做的调查或者我内心深处的怀疑，而只是说我需要和菲茨洛伊船长谈谈。她说会很麻烦，因为他最近从南肯辛顿搬到伦敦以南的上诺伍德去了。她提醒说，我是肯定不会被邀请到那里去的。但接着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确知现在在国家气象局工作的菲茨洛伊最近要与美国海军中的对应人物马修·莫里会面。我的拉斯舅舅肯定能搞到他们的日程安排，并能安排一次假装偶然相遇的见面。
我谢过她，并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她警告我说，她听说菲茨洛伊因悲伤和不幸已精神失常。她讲了一些他的不幸遭遇——实在是太多了。他的雄心壮志每每受到挫折。他在小猎犬号上进行的勘测工作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名望，于是转向了政治。他在达勒姆赢得了一个空缺位置，却与托利党的另一候选人卷入了一场恶意的对抗，最后在美尔大街他的俱乐部外面拉扯了起来。这一丑闻使他干起工作来很不顺心。于是，他接受了新西兰总督的职位，殊不知又陷入移民与当地毛利人激烈的土地纷争中。这事情证明了他的无能，于是被召回。经过艰苦的旅途劳顿，回国后他的妻子玛丽死了，留下4个没了娘的孩子。接着他的大女儿又死了。他的财产被一点点地销蚀一空。
看到他一贫如洗的处境，他的同事——“包括你自己的爸爸，”弗朗西丝说——设法让他进了皇家协会。协会又推荐他去贸易委员会，并任命他作天气统计员。这个职位没有什么迷人之处，但对爱好科学的人还是很有兴趣的。他又结了婚，并想尽量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来。他把一种叫气压计的仪器视若宝贝，并尽量收集到各种观察资料——不仅仅为了记录已经发生的天气情况，而且还试图对未来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他把它叫做“天气预报”，并认为这有利于保护海上的船只。但虽然开始时有一些成效，它却没有成功。他那些错误的预测遭到人们普遍的嘲笑——《泰晤士报》最近也停刊了他的“天气预报”栏目。
“你也应明白，他可不是你父亲的什么朋友，”弗朗西丝说。
“我知道，”我答道。“爸爸说他一直用塞内克斯那个名字在刊物上攻击他。他过去就熟悉了他的论点。”
“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宗教更加狂热了。他成了一个严格的《圣经》文字论者。我丈夫常说，命运的转变使得小猎犬号船变成了一个人信仰的摇篮和另一个人信仰的坟墓。”
弗朗西丝说，在所有打击和挫折中，对菲茨洛伊造成伤害最深的是关于艾伦…加德纳号的船员遭屠杀和杰米·巴顿本人被控领导了那次暴行的消息。我们于是开始讨论起那场令人震惊的事件。但这时花园里其他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所以我们没再谈下去。
1865年4月21日
我住在拉斯舅舅家里。看到我对爸爸的过去感兴趣，他觉得很有趣。他非常好，同意安排我一个星期后与菲茨洛伊见面，并答应这事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小秘密”。他也警告我说，菲茨洛伊正被他自己称之为的“蓝色恶魔”所困扰。
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多了解一些关于火地岛大屠杀的事情。于是，我去拜访了威廉·帕克·斯诺。在菲茨洛伊把杰米·巴顿送回到那个蛮荒之地的22年后，这位船长又找到了他。那时，斯诺先生受雇于巴塔哥尼亚传教会。不过，他现在却成了它的主要对手。他以杰米在那次大屠杀中所犯的报复罪以及其他一些证据为由，欲将这个协会置之死地。
在哈利街二楼的办公室，他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侍候我坐下，并说与“达尔文教授的女儿”晤面是他的荣幸。我立即声明说我父亲绝不是什么教授，而只是一个业余的博物学者。他回答说：“要是所有的业余爱好者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太幸运了。”
简短的寒暄后，我请他讲一下那次大屠杀的事。他皱了皱眉头，然后粗略地给我讲了些人们早已熟知的东西。
“杰米被送回到火地岛后，失踪了数年。我在1855年11月找到他。他的变化之大，令我非常吃惊。我们从狭窄的河道进入亚加沙加，看到一个小岛上有烟火。我升起舰旗。有两条独木舟驶过来，其中一只上有一个很胖的印第安人，没穿衣服，身上很脏。他站起来叫道：‘舷梯在什么地方？’我们把他拉上船，发现正是杰米·巴顿——真是难以置信。他似乎又完全回到了原始的状态，不过他还会讲英语。而且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拒绝被叫做杰米，他说他想被叫做奥隆利科。我不明白那到底是怎样回事。
“让人觉得尴尬的是，他一点也不友好。他要衣服穿。于是我把自己的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衣给了他。但他太胖了，穿不了。他想吃肉。但当我们把他带到甲板下面给他肉吃时，他又太激动了，吃不下去。我问他是否想到福克兰群岛的新传教所去，他断然拒绝了。我给了他一些礼物，包括一个音乐盒。他非常高兴。我于是叫他第二天再来拿一些。
“天亮时，有更多的小船围着我们。杰米和他的兄弟们，以及其他一些人来到船上。气氛显得很不好。我给了杰米很多礼物，他手里都拿不了。他们一遍遍地叫着‘雅莫苏勒’，就是‘给我’的意思。真的，你听了之后永远都忘不了的。其他一些人推着我说：‘英哥人来了——英哥人给东西——英哥人很富。’杰米不肯帮我们，于是我就叫把船帆松开。他们以为我们要走了，怕我们绑架他们，便抢着翻下船。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杰米。当我们的船开走时，他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艘独木舟里护着他们的礼物，不让其他人夺去。”
斯诺先生又讲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位叫格·帕肯汉姆·德斯帕德的新牧师来了。他一心以为可以以杰米为先导，吸引大众皈依教会。他新雇了一个船长。这个船长回到火地岛，设法把杰米和他家人带到了在福克兰群岛的克佩尔的教会所在地。他们既不学习，也不做事，在那儿只呆了4个月。为了回家，他们答应让其他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因此，第二次回去时，他们作了一个交换——杰米回他原来的岛上，另外9个印第安人过来。他们在那里似乎很适应——诵唱赞美诗，并接受洗礼。但他们起程回去时却很不顺利。德斯帕德认为他们偷了教会人员的东西，并下令搜寻。他们把包裹扔在甲板上，对被指责偷盗非常生气。而当那些物件被搜出来和没收之后，他们甚至更加愤怒了。
船在汹涌的大海上的一路颠簸并没有使他们的怒火减弱。当艾伦…加德纳号靠岸时，其他的印第安人向轮船划过来，船上的印第安人也吵闹起来。杰米被请来调停事端，但他偏向他的族人，提出要更多的礼物作为补偿。但已经没有了。这时一个水手告诉船长他的私人物品有些不见了。接着又是一道搜索命令——东西找到了——那些印第安人狂怒地扯下衣服，扔掉《圣经》以及一切文明社会的物什，然后赤身裸体地登上他们的独木船。直到夜幕降临，他们的尖叫声一直在海岸上回荡。一堆堆的篝火在岸上生起，滚滚的浓烟在黑暗的夜空里升腾。
轮船在波浪轻柔的港湾停靠了几天。船员们在海岸上边一块安静的地方草建起一所传教会所。几百印第安人乘着独木舟从四面八方赶来。星期天，传教团准备在会所举办一次礼拜仪式。船员们穿戴整齐，划船上岸，从成群的印第安人中挤过。船上只留了厨师一个人。他在轮船上看到，船长和船员们刚一进去，那些印第安人便抢过他们的大艇，把它们推进水里。会所里响起赞美诗的歌声，接着便是惊叫声和尖叫声。白人们跌跌撞撞地跑出来，印第安人在后面用木棒和石头追打。其他人提着长矛赶来。一个水手逃到齐腰深的水里，被一块石头击中太阳穴，倒在海里。沙滩上血流成河。惊骇的厨师放下一艘小划艇，拼命地划上岸，消失在树林中。几个月后，一只派去调查的船把他救起时，他已被吓得半疯。他赤裸的身体长满了疖，眉毛和胡须都被印第安人拔了。他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轮船把他送回福克兰群岛时，同时还带上了杰米·巴顿。
斯诺先生叹了一口气，说：“我想其余的你从报纸上都知道了。”我的确知道。他们进行了一次正式问讯。混乱的证词加之不利于巴塔哥尼亚传教会的政见，杰米被判无罪——尽管那位厨师同时还声称，大屠杀后，巴顿先生还爬上船，在船长的房间睡了一个晚上。
“太让人伤心了，”斯诺先生说。“但我当时就觉得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它是从第一个英国人和第一个印第安人见面后开始的一连串事件的结果，从菲茨洛伊船长从制服上扯下那颗纽扣买下那个小孩时就已注定了的。”
我不由得点头表示赞同。
“而且不出我的所料，印第安人的结局非常惨。上次的报告说，他们因疾病死了不少的人。还有，看看这个——”
说着，他递给我一份传教会时事通讯——《悲怜之声》。我看到上面有篇报道，叫《令人万分悲恸的消息》——讲的是杰米·巴顿的去世。斯诺先生等我看完，才又开口。
“我知道，尽管杰米点头哈腰，笑脸迎奉，但他并不真正尊重辉煌的西方文化。就是在船上的第一天晚上——我刚从他隐退多年的原始地找到他，他说了一些让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话。他说：‘英哥人的窥穴是魔鬼的。’我过了一些时间才领悟到他的意思——我们的科学全不是他预想的样子。他说话的样子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鄙视。”
斯诺先生看着我的眼睛，又说：“真有点奇怪，居然是在给达尔文的女儿讲这些东西。”
1865年4月28日
我对菲茨洛伊船长的拜访糟透了。我简直被吓破了胆，而且我担心那次拜访对船长也几乎没有任何益处——恰恰相反，恐怕是使他本已不好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了。这在现在看来是一点不假。
根据拉斯舅舅的建议，我去国家气象局的候见厅见他。我没有预约就去了，因为我知道他要在那里会见莫里先生。一位助理听了我的请求，斜挑着一个眉头，一副得意地傻笑的样子，让人窘迫之极。那样子似乎是说我什么都不懂。他好像在掂量着是否要通报船长我的到来。他左手拿着一把尺子，不停地敲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让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思考。我怀疑这辈子从来没人对我这样无礼过。他最后终于同意了，出了房间，并明确表示他不会回来的。而想到要和一个头脑可能不正常的人单独呆在一起，我着实有些惧怕。
那个房间本身就让人觉得非常压抑。我们的狄更斯先生已有过那样的描述。屋里窗帘很厚，光线非常暗，只在屋的中央有一盏煤气灯。靠墙四周是旧的木橱柜，有半墙高。橱柜上方挂着一幅幅发黄的航海图和水渍斑斑的轮船图片。画框斜挂在墙上，角度很是怪异。屋里满是灰尘，甚至破旧的办公桌毡面上的墨水池里和褪色的绿天鹅绒椅子上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埃。那样子看上去不像是一间政府办公室，倒像是一个太平间。
我正若有所思地望着这乱糟糟的屋子，突然听见从大厅楼梯上传来的沉重脚步声。船长噌地进了房间，样子极为怪异。他已然失去了军人的威仪，身子佝偻得厉害，头微微向一旁偏着，双眼睁得圆圆的，像是要凸了出来。他头发凌乱，胡子也是乱蓬蓬的，就像是当年指挥皇家舰艇长途劳顿归来的模样。我的出现让他感到很迷惑。但他仍还有些礼仪意识，突然伸手过来，微微鞠了一下躬，然后咕噜着说：“罗伯特·菲茨洛伊船长……我很荣幸……您……有何贵干……呣”如此等等——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他身上似乎憋着一股劲，像小孩子拧紧发条的玩具，手不停地忽上忽下的，双腿左右直晃。他焦躁地不住地动来动去，让人思维很难集中。我鼓足勇气扶他到椅子前，使他坐了下来。我自己坐在他旁边。别无它途，只好开门见山了。
“菲茨洛伊船长”，我开始道，“很对不起我这样冒昧。希望您不会认为我太失礼。我非常想请教您几个有关小猎犬号和那次航海的事情。”
“尽管问……尽管问……”
于是我提到南美洲、火地岛和那个似乎让他神志混乱的名字。“……火之地……火之地”，他的话奔涌而出，快得让我几乎听不清楚。我明白他说的是早期的探险家给它的命名。当地人在岸上点起大火，水手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地狱，于是就给它起了那个名字——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低声恨恨地说道。
那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些连贯的话。我问他大火之夜指的什么。他直直地盯着我，几次开口都说到半截就停住了，全是一堆没有意义的话。他的头不住地摇，很不赞同的样子，嘴里说道：“不对……不对……不是火地岛，是在加拉帕戈斯……那些着魔的岛屿——啊！……那一切就发生在那……”然后他样子吓人地盯着我，用单调而令人恐怖的腔调说道：“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说完，他笑了起来，笑声低沉而邪恶。
我正要打算离开，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臂，把我按下来，急切地说道：“7处伤口，他们看到的。7处伤口……像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的圣痕据说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后在肉体上留下的伤痕。——编者……事情就那样，当船长……那孤独……我好心痛……我所有的钱都没了……花在探险号上了……海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