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当成“北京的大记者”供着，却对北京知之甚少。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加班到半夜时分，一口一个地往嘴里塞着馄钝时，一个刚来三天的实习生惊叫着：“方老师你看，北京的夜景挺像外国的！
”哪个外国？越南还是老挝？中国人一说外国肯定是欧美
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扒着窗户俯瞰一下北京的夜景。果然从十几层楼上往下看，大街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光灿如星河。自己都混到“方老师”的份儿上了，这日子多快
可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找到自己的坐标。很明显，不是在这个地方。
以这种状态，他是无心像那些同事们一样，每到春节兴冲冲回故乡去“光宗耀祖”的。他怕见那一村子一镇子的人，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星。最怕的还是那一乡一县的父母官。他们会派了车来接他回家过春节，会把他一家和妻子一家全接上请去县城盛宴款待一番。要求很简单：“你得给咱家乡扬扬名！”条件也很随便，不管在什么时候，哪怕半夜里也行，只要让咱家乡有个影儿。面对那种热情、乡情、人情，他无法拒绝，只能跟他们一对一地干杯，满口应承。这种事一次就是百次，让你应接不暇。母亲和那个哥哥还在做着人情，在县太爷面前容光焕发地替儿子打着保票许愿，一招一势都透着母以子贵的自豪：“有什么事就找咱海子和英子，一个管电视，
一个管报纸，咱家乡这就名扬天下
别客气，一家子，他喝咱这大山里的泉水长大的，办这点事还不应该？！”文海和英子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两家人在这儿成了有身份的人，没少得到照顾。这种可怕的关系网简直要叫人窒息。文海那阵子一连一年多没回去，县里的宣传部长竟开着车“陪”母亲来北京“看望”，那一幕真叫恶心。母亲声泪俱下地数落文海“没良心”，“不认父老乡亲，连亲娘也不认
”
部长在一旁敲着锣边：“海子，你是有身份的人，这么做在乡里影响不好哩。按说你该把你妈接北京来享天伦之乐才是。你们两口子在咱县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名人，一举一动乡亲们都看着哩。”
那一次文海动了真格的，把他们带到自己住的那栋筒子楼宿舍，深一脚浅一脚进了他和另外二人合住的那间用床单隔开的窝：“娘，您愿意住这儿 ”
又领他们去英子报社的集体宿舍，那里味道更为美妙。文海总算让他们明白了“北京凤尾”的日子。部长哑口无言。娘抹着泪说：“咱不在北京受挤兑了，咱回家，住大瓦房去！我也该抱孙子了！这算咋回事，三十大几的人白念了大学了，图什么？”
临走，部长还不辱使命，留下两盘录像带，“别太为难，能播就播，半夜也行，见个影儿，就是胜利！”
呸，我他妈图什么！文海心里骂着，他们人一走，就把带子扔了出去。还是英子心好，又捡了回来，取出解说辞，拿去塞进报纸的“简讯”栏目中，混在密密实实的新闻中发
这个英子，
正是当年送鞋垫的那个巧姑娘。连考三年，终于考上文海所在的广播学院，揣了那两双绣花鞋垫来找文海。此时的文海早已穿四十三号的鞋了，那双鞋垫还是小巧玲珑的三十八号，颜色依旧鲜艳夺目。文海眼一热，就垂下头默认了这一段姻缘，整整是五年后。
这一对苦孩子无比风光又无比痛苦地混在北京，相互依傍着。同在一市却难得夫妻团聚，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旦同宿舍的出差，便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召唤，过上几天团圆日子，哪怕用架在走廊中的炉子烧一顿简单的饭，都觉得特别珍贵，味道好过国宴。
这一对欢天喜地的乡下孩子在楼里别人眼里形同怪物。那些城里娇小姐，嫩少爷，都在端着大“喉舌”架子待价而沽。男的在觊觎着招为驸马的良机，女的或待字闺中或傍了大款或仍然望穿秋水企盼，总之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文海和英子这样朴朴实实帮衬着过日子的。这样的乡下青年总之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不娶不嫁，人家说你是土包子没人要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个同乡，又被耻笑为“合并同类项”瞎配；有幸被收编为上门女婿或嫁了个上档次的男人又会被说成傻人傻福闹着大多数的春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过的，只是等那探亲大军东西南北征战结束后，他们才悄悄回趟家，又悄悄回北京，倒有点像做贼。最平淡安详的莫过于春节那几天
他们一下子有了那么些空房子可以住，
宿舍楼上单身们几乎走空了，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夫妻团圆，一层楼都成了他们的，只有他们两人进进出出，平日喧哗的楼道里此时轻轻走路都会发出悠长的脚步声回响，到晚上还有点吓人。他们可以大鸣大放地做些自己爱吃但在旁人眼里又颇为不雅的家乡饭如肉炖大粉条和大肉片熬大白菜汤。一股脑儿地把剩菜残场扔进锅里丢进些面片或拌人些面疙瘩，或剩鱼汤肉场烩一锅饭。这些吃食平日里是不敢公开在走廊上鼓倒的，怕招来讪笑与不屑，尽管冬天里最想热热乎乎喝一碗这类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过夫妻生活，可以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发出平日里要咬紧牙关忍住的自然欢叫，因为这破筒子楼几乎是不隔音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性生活回回是弄得堵心堵肺虎头蛇尾。可这种心无旁骛的放松口子一年能有几天？总在披着合法外衣份情似地夫妻欢娱，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呻吟不敢激进不敢冲刺更不敢大刀阔斧，因为似乎有一百只耳朵在隔墙旁听，有一百张嘴在嘲笑在传播。
他们沉浸在自己封闭的生活里，与五光十色的京城生活注定是无缘的。满城的爆竹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的心，他们干脆扎在楼里不出去。似乎异己地忙碌了一年，只有这几天筒子楼里安宁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是真实的。不出几日，那些光宗耀祖的同事们，就又重返筒子楼，楼里又泛起了往日的喧闹声，宣布着又一年千篇一律日子的新开端。
他们想到过改变一下自己，便在1985年的一个春日按报上的地址找到二环路上的一个院子，那儿是深圳招聘团的驻地。随着人流排着队蠕动前进，到中午轮到他们进屋去面试，却发现面试他们的人完全一副广东农民模样，趿拉着塑料拖鞋，操着谁也听不大懂的广东土话，叼着烟吞云吐雾，一副救世主派头。问话如同审问犯人，倒像是偷渡犯遇上了移民局的人。人家不相信这两个北京大喉舌里的记者为什么要南下，南下去干什么。他们说还想当记者，对方大笑，深圳的南下记者早臭了街了，现在的深圳要的是人才，不是记者。除了会“记”，还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是在北京吃大锅饭吧。这种面试早已让人先自心凉了一半，对这样的人事干部似没有二话可讲，讲了也是对牛弹琴。便落荒而逃，从此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英子一直在唠叨：“如果上头定了政策让咱们县当特区，咱们南下去招聘，样子是不是会比这些人好些？”
“算了，就这样混吧。做记者就是这样，挂着这牌子是无冕之王，摘了，就一钱不值，还不如一个小摊主，”文海叹息着，“真要扔了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没有点实实在在的诱惑，还舍不得。”
文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心甘情愿地离开那个大喉舌回到太行山脚下的那个从不当成故乡的故乡，在那儿成就一番事业并圆了他儿时的梦，堂堂正正来到这座城市，且成了它的座上宾。
那次县里又开了车来电视台找他。一见到那个县委宣传部长，文海的头就胀了起来。部长把他拉进车里，语无论次地告诉他：“你表舅从台湾来了！快回去看看！”
一个表舅、一个台湾，令文海如坠五里云雾。部长也不解释，只推他上车去接英子一起回去，详情路上说。
文海只能以母亲病了为由向上司请了假。
这一切简直像一场通俗闹剧一般。
母亲的六叔也就是文海的六姥爷那个让国民党当年抓了壮丁全家人怕受连累就说死了的那个老光棍儿却原来是让长官用枪逼着伺候着大官的姨太太坐船去了台湾后来混成个管家熬了个团长旅长的衔儿小五十上娶了个老实巴交的高山族姑娘又生了一堆儿子也就成了母亲的表哥文海的表舅。这三个表舅一个比一个黑比一个矮胖，蒜头鼻子，大嘴巴子，高高的颧骨，轮廓不清的面孔，一看便知是发扬光大了父母双方缺点的那种相貌。当然人不可貌相的，三个人都是念了大学的，在台湾有自己的买卖，此番回来目的很明确，就是看看情况打算投资的。文海的那个哥哥是招架不住的，那些土干部又难以同这三个小矮人对上话，大家便一致想起了文海和英子，是来接他们回来壮门面的。
文海和英子陪他们看山看水，陪县里的干部们一起左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地吃，时不时替他们双方当着“翻译”。同样的中国话，说出来双方时常瞠目结舌，表舅们还会时不时甩几句英文出来，再加上双方浓厚的地方口音，使得对话十分困难。
除了饭桌上吃喝干杯之类的“人之初”语言双方理解十分到位以外，稍稍谈点政治经济就会卡壳，情不自禁把期盼的目光转向文海和英子。到晚上还要替表舅翻译县里提供的那一大堆宣传资料，因为表舅说看大陆的简体字很费力气。有个表舅甚至要文海把那些简体字改写成繁体字好拿回去给“老人”看。文海便断然说：“我干脆给你译成英文更快点。你们的繁体字我会认不会写。你还是听我念，你注繁体字吧。”
“老人”看了文海的录像带，据说激动得涕泅谤论，发话坚请这个后生做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表舅带回六姥爷的录像，那个干瘪的老人在浓妆艳抹的“六姥姥”
搀扶下稀松着瘫坐在沙发中，老泪横流着用浓重的土音断断续续对家乡亲人说着思念的话，最后一句是给文海的：“海子，听话，给咱家争口气，你准行！”
文海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他还是第一次发觉这个地方那口叫他痛恨的土畜颇为顺耳亲切。从那个木乃伊似的老人嘴里说出，听上去竟像是在看一个刚出土的百十年前的电影拷贝。几十年前这里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那是历史在讲话。文海无法相信，六姥爷以一个苦壮丁之身，如何能够几十年下来乡音未改土味十足，仅凭这口家乡话就可以想象出他活得一定很孤独！他一定像个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几十年的人，他能说话，那是因为他一直在与自己对话，用他的家乡话。六姥爷真像一个活的出土文物！他这辈子永远回不来
那几个比文海大不了几岁的表舅表情木然地问文海：“怎么 老人说的是什么？”
“你们听不懂？”文海问。
他们摇摇头。
“你们听不懂六姥爷的话 ”
“只能听懂一点点。”
“那你们怎么交流？”
“他不爱讲话的，”表舅说：“他的话很难懂的。我们在家讲闽南话，他不会讲的。”
“太残酷了！”文海哺言。
“你是说我们？”
“不，谁也不是，是命运，”文海说，“你们回家乡来多听听咱的家乡话吧，住上一阵子，再回去就能听懂姥爷的话 ”
那几个宝贝，哪个是真来投资兴业的？他们哪儿来的乡情？
如果不是六姥爷逼着他们回来看看，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光临这个太行山里的小村子。他们先到了广州、三峡、九寨沟、黄山玩够了，又去了长白山天池，然后又到北戴河住了些日子，这才到了他们仍然称作北平的北京。望眼欲穿的母亲手里提着他们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急急火火地去找县政府，县里派了车到北京的大饭店来接他们回故乡。
他们面对故土的山水，并没有电影上那些“海外赤子”们扑到地上流泪磕头的感人场面。他们很淡漠，只顾问县里的科技人员这里的水质如何，含有哪些微量元素，特别问含不含硒。县里的人翻着资料报告着数据，说是这里的地下有距今六亿年的震旦纪石灰岩可从中抽取纯正的水源含钠镁铝锌等数十种微量元素矿化度是360，
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好，是富硒土壤生产出的水果，又是富硒水果加工成罐头和果酱风味独特营养成分大大高于一般水果益寿延年，根据最新资料国际上流行富硒土壤中培育的食品。表舅们便取了水样、土样和几种水果，并非是小说电影中说的那样捧一把故乡泥土在手上带给远方的亲人，也不像歌里唱的那样舀一壶故乡水情深谊长去浇远方家中的向日葵。他们选了几颗大红枣和山植包了起来，母亲说：
“多带些给六叔尝尝家乡的山货。”他们说带几颗就够了，回去化验用，看看含矿物质情况如何，再决定是不是来这里办厂。
当化验的数据出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飞了回来， 眉飞色舞的大叫着： “Thisisthe bes t choice！A big
windfall（这下找对路子了，能发一笔横财）！”
他们毫不掩饰地告诉文海：“我们看好大陆，就是图它物产丰富，劳动力便宜。
台湾这鬼地方，物价全世界最贵！再不向外发展非倒闭不可了！这下好了！别人做梦也想不到上这个地方来找到这么好的原料。”
这个六姥爷的故乡，不过是他们偶然发现的一个物美价廉的原料生产基地罢他们根本对它没有感情，它只有使用价值。
六姥爷任命文海当总经理正好让舅舅们如释重负。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一天也住不下去，县城和市里的“绿川”对他们也毫无吸引力。他们便住在北京的饭店里遥控指挥，这边的建厂生产一切全由文海操办。偶尔他们来一次，随身还带着在北京傍在一起的妓女，号称“女朋友”，大摇大摆驱车而来招摇过市。对这一切文海心中愤然但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去。舅舅们趁英子不在时悄悄对文海说：“要不要帮你找几个，你一个人到北京来时早点通知我们。他妈的北京妞儿比南方的有味道多了！”
这群无耻之徒，方文海真想冲他们大叫：“滚吧，拿着你的臭台币，滚回你们那个小岛上去爱怎么作践你们岛上的女人就怎么作贱去！”可他说不出口来，他还得同他们嘻嘻哈哈说自己肝不好，经不住折腾，就不奉陪“好好享受吧，老板们，我替我们赚钱去！”
每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穷山沟子里奋斗是在养着那几个混蛋表舅在北京吃喝嫖赌，文海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苦涩。那大山的厂子里招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月工资500块已经是十分心满意足
他们住在集体宿舍中，吃着简单的饭菜，一刻不停地加班加点，为的是多挣几块加班费。即使这样，他们大好的青春年华都搭在这儿，这辈子也难过上他们渴望的好日子，他们注定是一代牺牲品了，就像西方机器文明开始时的那一代人一样。即使这样，他们同自己的父辈比也是幸运的。这些憨厚的山里人，他们的幸福感染了方文海。有时文海就站在办公楼的窗前望着他们欢欢实实忙碌的身影一望便是好久，
直望得眼睛模糊
这些山的儿女，文海太了解他们了，他与他们有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渴望。他们就像儿时的文海一样，渴望着冲出那一道道锁着他们的山门，堂堂正正地过城里人的日子。文海望着那些在烈日下赤着上身搬运的小伙子们，他们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艰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