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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城外的百姓被敌人赶入城内，加剧了城内的粮食压力，到6月底已经开始出现饿死人的事情，敌人的进攻又使伤亡数字惊人的上升。我记得5月里有一天敌人对城内展开炮击，3小时内将成都西城最繁华的西城市场变为一堆瓦砾。当时正拥挤在百货大楼里避难的有上万难民，他们全部在那一天随敌人的炮火与大楼一起化为乌有。到我们去救援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活人了，事实上，你连一具完整的尸体也找不到。
在后来的围城战里，后勤补给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一个排靠五箱子弹和一箱手雷守住了一个街区的废墟整整一个星期。其中有3天我处于没有子弹可打的境地，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刺刀。每次敌人冲锋，我就在高处了望，用无线电呼叫炮击。那一个星期对人的折磨是可怕的，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我记得最后2天似乎只吃了二块饼干，战斗的间隙唯一的需要就是睡眠，但是很少有超过半小时的安睡时间。到轮替部队终于到来的时候，我们剩下的三个活人立刻就倒在瓦砾上睡着了。
战争唯一的好处是升迁快。我参战的时候是个二等兵，6月因为在围城战中的战功升为上士，7月少尉，9月成都保卫战结束的时候已升为中尉。但是牺牲也是可怕的，我和班长苏凯是一起升为中尉的。他接过升迁令的时候那种阴郁眼神让我终生难忘，我也知道他露出这种可怕表情的原因：我们连里和我们一起进入成都的所有战友都死无全尸，这就是保住成都的代价——全师的阵亡率达到85％，全员带伤。
现在的历史书上说第42机械化步兵师在成都保卫战中如何英勇善战，如何不怕牺牲，怎样打击疯狂的敌人。这些我都不否认，我只想说，其实战场上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比如掩埋战友的尸体的残余部分（我班里的叫王明坦的一个大个子，他是重庆人，死后我只找到了他的一条胳膊和一部分腹部，还有些残缺不全的内脏。他是在被一群敌人包围后拉响手雷牺牲的）。还有在断水时喝阵地上由不知什么液体混合而成的暗红色的水……那股气味和水里蠕蠕而动的小虫在我后来的梦魇中时常出现。
8月，各地的援军纷纷到达，随即对罗马人进行了反攻，他们的坦克师被全歼，6个步兵师伤亡过半，尤其是他们的第一集团军也在此战中被击溃，军长以下全军覆没，那对于敌人的士气是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份开始的总反攻，其实是执行打扫战场的任务而已。
1867年9月，我入伍一年，除了身上的三个伤疤和肩膀上中尉的军衔标志，没有什么变化。罗马人在坚城成都面前遭到顽强抗击，伤亡近23万人，其主力损失殆尽，战争开始向我们有利的一面倾斜。同时，我军伤亡人数也超过10万人，第42机械化步兵师因为卓越的战功被整体晋升为第二近卫机械化步兵师。成都市区73％的面积化为废墟，人口从战前的280万人锐减到不足100万人，其中因战火和饥饿而死的就超过150万人。
1867年12月，我瑟缩地坐在一辆装甲运兵车冰冷的座位上，沿着一条颠簸的土路离开已经是一片瓦砾的成都，迎着凛冽刺骨的西北风投入了罗马战役。
第四章
1867年之前我从未到过罗马，但是我对于罗马的历史和国情还是相当的熟悉。在历史上，罗马和我国一直是比较友好的。罗马人参与了我国的第二次波斯战争，当时他们派出了大批的枪骑兵部队，还有罗马人的骄傲——罗马兵团。罗马人的勇敢使他们第一次在法伦山以东有了领土：他们夺得了波斯的一个城市，并把它改了一个罗马名字：萨拉托亚。
不过这一次罗马人贸然发动对我国的战争实在是太失算了：萨拉托亚的罗马军队在向法伦山以南的宁波发起了一次不成功的突袭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击中丢掉了萨拉托亚，所有驻守的罗马军队全军覆没。
我听到攻占萨拉托亚消息的时候，部队刚刚到达西线边境，进入掩蔽所等待下一步的进攻命令。这时临时架设的高音喇叭用华语和罗马语开始不断地播送着这个消息，一瞬间我看到整个部队都沸腾了起来，大家的士气一下高涨到极点，完全忘记了寒冷的天气和糟糕的补给情况，只知道欢呼和呐喊，还有很多人控制不住地向天鸣枪。
1868年1月，西线司令部进军罗马本土的命令一发布，我们开始投入了罗马战役。我清楚的记得，那天天气很晴朗，我们突破了边境上轻微的抵抗，由轰炸机开路，踏着冻得硬硬的异国土地，长驱直入，直达罗马的首都：罗马城的郊外。
现在的罗马城和三十年前处于战争中的罗马城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去年去罗马的时候，城里都是新造的建筑，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很多，而且大部分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城市的建筑也是以中国式的为主。我特地去了罗马城著名的万神殿，那是罗马人在公元前建造的伟大奇迹之一，至今有三千多年了，依然矗立在罗马城那著名的神殿岗上。那是我第二次到万神殿，我手里提着照相机，旁边是我的小孙子，旅游团美丽的导游小姐正用嗲得发糯的声音用华语向游客介绍着罗马的辉煌历史，她是个混血儿，有着中国人的黄皮肤和罗马人的高鼻梁。小孙子对那些精美的雕刻和巍峨的建筑不感兴趣，在那高耸的神殿门楼前，他只是望着门外山岗下的快餐车一个劲的嚷着“爷爷，我要冰淇淋”。
我第一次到神殿岗的时候，手里提着的是一把突击步枪，背上是沉重的背包。我的头盔左方被弹片击穿，冷风飕飕的从裂缝里涌进来，冻得人头痛。我身后的4个人，就是我带的连里最后的几个人。地上横七竖八的都是罗马人的尸体和瓦砾碎石，罗马人在这3个月的围城中殊死抵抗，但是在我们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惨重。现在罗马人的抵抗已经没有什么组织，但是他们还是到处在发起反击。尤其是神殿岗这一带，也难怪，这是罗马人的圣地，要他们轻易的放弃，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我端着枪，小心的在尸体堆中搜寻着；那一股让人恶心的浓烈尸臭让人不得不用嘴呼吸；后面的4个人互相照应着彼此的死角，逡巡着慢慢向万神殿前进。万神殿高耸的门楼两侧的两个罗马神明的雕塑向我们瞪着眼睛，我想它们大概是第一次见到外国军人的身影吧？自罗马建城以来，从未被任何敌人打扰过，在这万神殿神圣的殿堂里，往来的一直只有信徒的身影而已。我踩在神殿里的大理石地面上，望着大殿墙壁上的精美雕塑和金碧辉煌的壁画，虽然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垃圾和碎片，这个神殿仍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神圣至上的感觉。在大殿周围罗马众神塑像冰冷眼神的注视下，我感到一种可怕的文化排异感和沉重的压力。
忽然间一个身影从旁边的廊道里猛冲了出来，他身法极快，猛一下把我撞倒在地，我的枪也被甩出了二三米。我只看见一个身披古代铠甲的罗马人骑在我身上，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罗马短剑，向我的当胸扎来。我眼一闭，准备着那一下透心的冰凉，一瞬间听得身后战友们的步枪“砰砰”的响起，我身上的罗马人身上顿时多了十几个血洞，温热的血液四处喷射着。他仰天吐出一口血雾，向后倒在地上。我忙从地上跳起身，一脚踢开那把差点插在我胸口的短剑，却听见那个罗马人从满是血液的牙缝间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罗马单词；我只听懂了一个词，“万岁”。随后他扭曲了几下，不动了。
我这才凑近去看这个差点杀了我的罗马人。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由身上披挂的华丽铠甲一看可知他的身份，那是神殿里侍奉神明的最后一个罗马兵团的成员才有的。现在他已经断了气，但身上十几处伤口里的鲜血仍然在缓缓的向外流着；他淡蓝色的眼珠怨毒的望着我，虽然我也算身经百战，是从成都城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那眼神中所包含的仇恨和冷酷仍然让我心里一阵发寒。
罗马城围城战从1868年1月到1868年4月，历时3个月，1868年4月30日罗马城陷落，罗马所剩的军事力量中三分之二在罗马城下被聚歼，罗马平民死伤将近120万人，罗马政府迁都南方的庞培。我方伤亡也在二十万人左右，苏凯就在这一战中阵亡，他死在罗马政务院门前，死因是受伤后流血过多。我没有见到他的尸体，只听说他是因为股动脉被流弹打断而死的。
苏凯死后追授少校军衔，我则升为上尉。
罗马人在罗马城内的零星抵抗和反抗活动一直坚持到1871年，令这期间的每一任罗马城城防司令都头痛不已。
第五章
1869年秋天的时候，我正在大陆最北端的汉斯森林里和罗马的残余部队作战。
罗马人在1868年罗马城陷落以后就彻底的走上了下坡路。9月陪都庞培也被我军占领，罗马人精锐的南方集团军土崩瓦解，除了约3个师上了罗马海军的运输舰得以脱离包围圈以外，其余约15个师18万人全部在大西洋海边的奥哈海滩被歼灭。罗马人有组织的精锐部队就此化为乌有，随后我军向北方进发，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将罗马军队派来阻击的部队全部消灭。
说实话，这种战斗相当乏味和无聊。我没有参与奥哈海滩战役，第二近卫机械化步兵师在罗马城一战中伤亡过大（阵亡率达到前所未有的90％，这主要是罗马狙击手的杰作），只得在城中接受补充和整编。所以当第二集团军（由戚继光元帅率领）在奥哈海滩大展雄威时，我却带着新兵们在罗马城的残垣断壁中追捕抵抗分子。到1868年11月整编和补给全部完成，随后我们就被派往北方作战。
经过3年的苦战，罗马人的失败已经非常明显了。虽然南方偶尔也有希腊人从诺洛海湾登陆窜扰的报告，但是在北方，我们确凿无疑的知道：罗马人的覆亡指日可期了。这只要看看他们军队的装备和经验就可以知道。1866年飞扬岭战役和之后的成都城保卫战，那时的罗马军队经验丰富，装备也相当好，打仗非常有章法，即使遇到不利情况也不会慌乱，只是沉着冷静的应付，同时找寻我们的每一个空隙进行反击。但是1869年的那些罗马兵，用我副营长赵勉的话说：“说他们是军队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说实话，这些人只是些手里拿着武器的老百姓而已：枪一响就卧倒，冲锋就凭着血气之勇猛冲，撤退就杂乱无章的撤退，军官的指挥非常死，无非就是猛冲之前从侧翼发起攻击，千篇一律。再看看装备，1866年罗马人装备的主要是L…55式半自动步枪，虽然比不上我们的H64突击步枪，但是装备整齐，枪支质量也不错。我在成都时曾用缴获的罗马L…55和罗马人干过，很不错的武器。但是1869年的罗马军队装备就非常混乱了，军装也不整齐，很多人连钢盔都没有，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希腊制的捷哈特II型突击步枪（这是希腊对罗马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种枪还算不错），有巴比伦制的“光荣”步枪（这种步枪非常烂，据说每100发子弹中就有5发会卡壳），还有一部分L…55式步枪，但是质量比以前大大下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波斯的老式毛瑟枪，大概还是第二次波斯战争时的缴获吧？罗马人的士气也不行，人员参差不齐，老的40多岁，小的15、6也上战场。看得出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只是乱打一气而已，一看势头不妙，马上就扔了枪狂奔，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杂牌军。在罗马北部高卢丘陵一带，我们一个师就消灭了3个师的敌人，其实多一半是被吓散的：我们的装甲车一冲，他们就溃散了。我记得那次我站在装甲车的顶盖上，用H64点射那些没命奔逃的罗马兵，基本是一枪一个，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就是想不起来转身反击。我记得当时赵勉还问我：“这算不算屠杀？”我含糊不清的说：“也许算吧？”
真正帮罗马人忙的，是罗马北方恶劣的气候和糟糕的交通条件。来自南方的中国军人对大陆北方的寒冷气候很不适应，造成许多非战斗减员；糟糕的交通条件一方面使推进速度降低，一方面也使后勤补给难以跟上。我们到达这个大陆最北方的海法城（就是现在北海那一带）时，虽然还是10月，但气温已经在零度左右，我们每个人只有两件单衣而已，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很多人感冒发烧，部队战斗力立刻就下降了。
（海法城人口并不是很多，大多以捕鱼为生。我们进城的时候，城里都是些老年人，青壮年大部分被抓丁死在战场上了，所以这个城市的反抗情绪很浓。后来在1872年海法发生叛乱，叛乱者接受西丹岛罗马政府的命令，号称要“向南进军，光复罗马”，我军立刻调集部队进行镇压，所有的罗马叛乱者都被杀死，海法也被夷为平地，不久中国移民在海法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新城，也就是现在的北海。）
1869年11月，我们进入汉斯森林作战，对手是罗马的一些残余部队，当时罗马已经丢失了大陆上的所有城市，一些未被消灭的残余部队乘我国海军尚未到达大西洋作战的机会，坐船撤往大西洋的西丹岛。大东洋里的东丹岛虽然也有罗马的海军，但由于早被我军封锁了港口，不能派出船只接送东部的罗马残余部队，所以这些罗马人是只有被我们消灭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1869年12月3日，我们到达罗马北方最高峰——尼亚达峰，越过这座山就是大东洋。这里有小股的罗马部队，我们的计划是攻占此山以后，向东将他们压迫到海边再加以歼灭。
当天中午11点左右，我率领我的营开始登山，行进到一个山谷时，埋伏的罗马人向我们发射了4枚迫击炮弹，其中有一枚在我身边爆炸，当场将我的警卫员姜宽炸死，我则被抛出10多米，全身多处骨折，胸部、腹部3处弹片贯通伤，还有脑震荡。赵勉立刻接管了我的指挥权，指挥部队当场击毙了那几个埋伏着的罗马人。当时我们有3人死亡，11人受伤。当天下午3点，我和伤员由直升机送往宁波的海军军事基地急救，5日，因为伤势较重，又转送上海的陆军医院。
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她，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第六章
经过血与火的三年，走过了大陆的整个北方，目睹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耳闻过无数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后，躺在陆军医院安静干净几乎一尘不染的白色病房里，当我意识清醒的那一秒钟，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里是天堂。
受伤的身体恢复的很快，我一直在看书。军官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我骨折兼外伤的身体状况也让我只能彻底卧床休息。我非常模范的遵守了医院的一切规章制度，对医生的治疗也非常配合，他们每次查房，都要赞叹我对医嘱的完全遵从。
我每天看报，也听音乐，有时也看电视，更多的时间是看书。过去的3年，我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变成一个只会杀人的士兵，现在是从你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