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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朱良国一直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奥拉达没有乘胜追击，那样的话他绝对可以完成之前的构想，把整个战略局势翻盘。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在巴比伦国防部的档案中才得知前后始末，而一般的书上都没有提及这个赫赫有名的“霸王枪”开山第一仗为什么只打了一半就草草收场。
原因很简单：补给不足。
当时的巴比伦面临的补给困难情况较之我们之前所遇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的国力充实，西大陆本土自开战以来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破坏，国民经济运转正常。只要有足够的运输力量，以中国本土的国力，应付这场战争的消耗并不为难。而巴比伦则大不相同了，前后两次总动员和我军的推进造成的破坏以及巨大的难民潮对其经济的冲击是极为巨大的。巴比伦在战前也算不上是一个一流强国，其科技力和生产力排名都比较靠后。虽然有希腊的大力援助，但我们连续不断的给予一连串痛击，巴比伦国势摇摇欲坠。在我们发起这次攻势时，巴比伦的国内经济已经跌入百年来的最低点，以这样一个残破的经济力量却要应付这样一个空前剧烈的战争，巴比伦实在是无力支撑，虽然外场还努力撑住一个场面，但是内部的空虚必然反映出来，这次奥92坦克师的按兵不动，正是巴比伦物资匮乏，经济凋零的一个反映。
奥拉达和他的师虽然有着强大的战斗力，但是他们是自己携带了可维持作战一周所需要的物资来到战场的，在与46师的作战中，虽然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46师的顽强抵抗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军火和弹药，等到46师溃散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已经陷入了无粮无弹的境地。奥拉达在原地发报，要求国防部立即调拨作战物资给予补充。但是巴比伦政府掌握的物资实在是太少了，国防部四处搜刮，好不容易拼凑到了足够的物资，竟足足花了四天的时间。战场上时机稍纵即逝，哪里等得到这样缓慢的补给？92师虽然一直顶在原地期求补给到达，但是战场态势很快从对他们有利变成他们被我们包围，奥拉达总不能硬挺等死，只得后撤。据说他在后撤的途中终于遇到了送补给物资的车队，他只是淡淡笑了一下，说了一句：“你们迟到了”而已，但我想在当时他心中的苦涩是无以形容的：让就在眼前的敌人逃走，让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一场惨败。对于一个军人来说，一场本来必胜的战斗却败在补给不足上，这实在是个让人窝火的原因。
第三卷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第二十三章
整个4月，巴比伦的整个西部边境都在朱良国的猛烈攻击下簌簌发抖，“沙漠响尾蛇”在巴比伦沙漠里大展雄威，4月12日，我军收复萨里昆；4月16日，突破巴比伦西部防线，4月22日，前锋到达乌尔以南40公里处。4月28日，巴比伦国防部宣布“在经历了一系列光荣而伟大的战斗后，巴比伦军队在让侵略者付出沉重代价后光荣地撤出巴比伦沙漠战线”。而事实上，巴比伦武装力量遭受了南方集群发起的连续不断的痛击，是在经历了一连串惨败，丢失了五十多万人以后，才撤出了整个巴比伦沙漠的。这个战役在巴比伦方面称为“4月战役”，我们则称为“巴比伦沙漠东部突击战役”。这个战役的辉煌战果是不用说的，第一就是大量消灭了巴比伦的有生力量，包括巴比伦著名的沙漠作战部队在内都被他打得七零八落，巴比伦的正规军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丢城失地不说，人员的损失和对士气的打击都是无可弥补的；其次是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战略态势：我们控制了整个巴比伦沙漠，南线直逼希腊国境，东线已经推进到巴比伦平原边上，美国人虽然盘踞在北边的祖鲁谷地，但是被我军军威震慑得动也不敢动，希腊人还在温泉关和钱隆缠斗，无力东顾，我们获得了放手对巴比伦一击的最佳机会；第三就是给我们赢得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当时从西大陆调拨来的大批人员和装备、物资都正在圣雷吉斯进行整编（后来担任作战主力的几个集团军——第一、第二、第三整编集团军——都是那时编成的），我和柳平两人分别被任命为中部集群和北部集群的总指挥，并做了最后的战略分工。
在我管辖的中部集群编制内的，是以下的几个部队：
第二整编集团军：第12近卫主战坦克师第15主战坦克师第29主战坦克师第128机械化步兵师
侧卫部队：第5主战坦克师第22主战坦克师第55主战坦克师第67主战坦克师第68主战坦克师第77机械化步兵师第79机械化步兵师第80机械化步兵师第112机械化步兵师
直属部队：第113机械化步兵师“霹雳”特种作战大队
编成中还有一些辎重部队和运输部队，一共是14个师20万人。
正在整编的时候，海军又来打了招呼，于是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都暂时归我管辖，继续他们的“实习”。这个是张见昕在打电话时跟我说的，他把海军陆战队在东大陆参加军事行动称为“实习”，自然这是客气的说法，在经历了多次与希腊军队的血战后，陆战队的这两个师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已经不逊于陆军的其他部队了。但是海军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继续得到更多的实战经验，因此在由海军方面给予他们补充之后，又特地来打招呼，希望能把他们摆在一些能与势均力敌之敌交手的地方，以达到练兵的目的。对于这样的要求，我是感到很难推脱的，尤其是当海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之后。
在朱良国的猛烈攻击中，巴比伦国内开始出现一些灭亡前的征兆，首先就是国内的民众对国家的前途几乎已经失去了信心。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巴比伦这样一个舆论几乎完全被政府操纵的国家，人民想要听到一点不利于政府的消息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从巴比伦沙漠以西逃往巴比伦本土的难民带来的信息和吞吞吐吐的政府公报中报道的地名中，傻瓜也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占了上风，中国人的脚步离巴比伦峰（巴比伦峰在巴比伦城西边不远处，一直是整个巴比伦民族的象征）越来越近了。
如果说人民只能消极的等待灭亡到来的话，政府对这个情况却是有深刻理解的。巴比伦一向以当今世界上连续时间最长的政权自诩，但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个“大巴比伦民族共和国”的政府也开始缓慢的分裂了。政府官员们开始逐渐分为三派，分别是要求继续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派和依靠外国势力的亲美、亲希派。
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些中下层官员，他们都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战争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热情，想要依靠大量吸收人民参加军队来增强军事实力，用消耗把我们拖垮，或者是发动全民战争，把巴比伦全国变成一个大战场。但任何了解当时战场上实际态势的人都知道这种幻想绝对是痴人说梦，在中国这样一个强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前，想依靠拼消耗用人力去面对我们经验丰富装备精良数量众多的军队，那不过是种自杀行为而已。当我军进入巴比伦本土以后，由这些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大批民兵的确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绝对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大，在我们最后成功控制了几个主要城市后，散落各地的这些民兵不久就被我们分别消灭了。
亲美派和亲希派就没有那么多做不完的梦。亲美派主要是些在美国留过学的政府官僚，主张在依托美国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保留巴比伦的独立地位，结束战争。他们是比较务实的，他们的选择也是美国人想要我们走的路之一。（事实上，当时巴比伦政府和我国的秘密和谈已经进行过多次，但是都由于巴比伦要价太高而没有达成协议）但是这些人主要是文职官员，虽然职位高，但在战争状态下其权力受到军方的很大压制，没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所以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
亲希派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打算，这些人几乎全是军人，都在希腊受过训，他们也认为战争已经打输了，但是不能让国家灭亡，因此指望在希腊人的支持下通过军事上的僵持使我们接受无法消灭巴比伦的事实，然后坐下来和谈，至少要保留巴比伦在圣乔亚以东的半壁江山。根据战后缴获的巴比伦秘密材料来看，当时亲希派已经开始准备巴比伦城陷落后的迁都事宜，比如在圣乔亚山脉以东的萨马拉构筑军事要塞，准备作为战败时的军事据点继续顽抗（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原子弹，不然的话一定会放弃这样无谓的准备），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频频与希腊方面接触，要求希腊给予支援。希腊人给了一些援助，但是据我所知，数量并不多。
第三卷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第二十四章
1881年5月4日，我和新编成的中部集群司令部班子到达位于乌尔郊外50公里处的一个叫做勒温凯亚的小村庄，开始正式接手对巴比伦进行“死亡之吻”。
巴比伦军队在经历了南方集群整个4月的“蹂躏”之后，元气大伤，这时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机动兵力了。但是南方集群在这样连续两个月的高强度作战后也是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这时刚刚整编完成的中部集群就开始接手这个向巴比伦人继续保持攻击态势的任务。
“死亡之吻”是中国远征军对整个巴比伦本土作战计划的名称，其核心任务是在1881年10月以前攻占巴比伦首都巴比伦城。根据总参谋部的预计，如果此前攻占了巴比伦城，那么巴比伦的民心士气会彻底崩溃，后面的战事将十分顺利。而超过这个时间，希腊就有可能会在我们的压制下缓过一口气，从而对巴比伦提供必要的援助。那样的话，巴比伦又可以撑下去，战事势必要迁延时日，而前届政府曾遭遇的反战风潮可能就要重现，“倒台”将是这届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情况是政府也是军委所不愿意看到的，谁都知道上次的反战风潮对军队建设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命令非常明确：迅速、完整的攻下巴比伦城，早日结束战争。
要攻占巴比伦，首先要打开巴比伦的门户“永恒之城”乌尔。在第一次东大陆战争中中国远征军发起的那次失败的攻势就是针对乌尔进行的，那次惨败直接造成了包括整个第二集团军在内的近十万人的伤亡，连最高指挥官戚继光元帅也在乌尔城下因局势严重而诱发心脏病发作猝死，说乌尔是中国军队的“伤心城”也不为过。
我从装甲车上下来，走进已经布置完成的作战指挥部，身后是一大群参谋和各部门的人员。他们急乎乎的奔进指挥部，找到自己的岗位，开始把各种各样指挥作战用的仪器、地图、图表等塞满这件并不很大的屋子。刚刚还寂静无声的指挥部在二十分钟后已经人声鼎沸，当你站在这些总是在慌慌忙忙跑来跑去的人之间时，仿佛自己仍然身处圣雷吉斯的陆军基地指挥部一般。
我走进总司令官办公室，沈海正跑来跑去指挥几个勤务兵把作战地图挂起来，把各种文件、报告分类放好，忙得满头是汗。我绷着脸坐在一张椅子上，开始整理着桌子上刚交来的前线情况报告，眼梢瞟着外面来来去去匆忙的人群，心里很是感慨：1875年1月17日晚上，我带着特务团从这里拼死杀了出去，最后活着回到国内的只剩下一百十二人，四肢完整的更是只有七十多个，我最好的朋友陆宾的遗孀、我养子陆屿的亲生母亲夏晴在这次惨败中丧身沙漠，我自己也身负重伤，险些丢了性命……时隔五年，如今我带着这样庞大的一个部队——十四个师，作战部队十八万人——重又回到这里。巴比伦啊，你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来补偿我们所失去的东西？
这个时候前线正在换防：南部集群的部队向中部集群的部队交防后撤出阵地，回后方休整。整个前线一时间沉寂下来，中国军队连日来的猛烈攻击忽然停止，似乎转入了防守。
这个变化让被打成了惊弓之鸟的巴比伦军队很不适应，他们试探性的开始了一些回击，在某些地方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实不过是因为部队换防，多少总有些照顾不到的地方。巴比伦人在捡了一些便宜之后，发现正面的中国军队已经不是让他们畏之如虎的南部集群了，换上来的是个新编成的中部集群，被“沙漠响尾蛇”咬怕了的巴比伦人顿时放下心来。马拉扎？特希在《黯淡的日子》里写道：“5月开头的那几天，中国军队的攻势和缓下来，在那些黯淡无光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为一个大家都盼望着的转折点到来的信号，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人到达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精锐部队在发起了连串攻势后需要休整，现在是他们巩固阵地转入防御的时候了。”“莫拉达司令很高兴，他下令在乌尔集结物资，准备在对部队重新编成后向中国人发动一次攻势。现在想想似乎完全不可能，但当时包括我，参谋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顶住了中国人的进攻，正在迫使他们转入防御，这场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第92坦克师在乌尔南部发起了一次攻击，中国人的抵抗比想象中猛烈得多，他们的战斗力和火力丝毫没有减弱。虽然最后92师还是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战斗让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安，但没有跟其他依旧乐观的人说。”
马拉扎？特希在这里提到的那次92坦克师的进攻我记忆犹新。那是5月6日，中部集群的第79机械化步兵师接到命令向前推进十五公里，对巴比伦的防线进行侦察和搜索任务，同时肃清前沿阵地。正在79师将动未动的时候，“霸王枪”出现了。
“巴比伦军队装备的希腊‘斯巴达—I’型坦克很强悍，他们以优势兵力从我军右翼突破阵线，指挥部组织力量反击时又遭到他们另一个分队从中路发起的突袭，指挥部被打散，全师指挥失灵，陷入混乱状态。敌人随即进入追击，我军在遭受连续打击后，指挥系统基本瓦解，各部队指挥官开始各自指挥部下后撤。”
这是我从该师师长黄悦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摘下的句子。79师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溃，后撤40公里，伤亡超过4千人，是中部集群编成后的第一场大败。如果不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侧翼对92坦克师作牵制性攻击，奥拉达·克·索布尔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全歼第79机械化步兵师。但我们后来缴获了奥拉达对这次战斗作的报告，其中也提到“中国人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也没有陷入混乱，作战顽强而有章法”、“中国士兵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新集群的部队素质比‘响尾蛇集群’*的要低，他们明显是处于同一水平的一线精锐部队”。也就是因为有这份报告的有利证词，黄悦在军事法庭上被宣布无罪释放。
我不认为中部集群以这样的一场失败开始我们的巴比伦战役是许多人认为的那种不吉利的开端。一个失败的开始可以让人正视困难，从而面对困难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最后解决它。79师的失利使部队中那种轻狂不可一世，认为巴比伦军队不堪一击的轻敌思想没有了市场，各级军官都开始认识到，巴比伦军队并非都如我们之前所遇到的那样无力，他们开始思考怎样在保持优势的情况下扩大战果，而不是为了追逐战果而冒险进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