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声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他们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啊。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这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几声“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
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地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
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垃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就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风一吹就一晃一晃地动，阳光一照仿佛都透明。我爹边烧纸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起黑色的纸灰，像一群蝴蝶绕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是有一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你快回家，你快回家……”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我说：“谁让你让我去练武的？耽搁学习了，我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我爹生气了，那只眼睛像是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结果，我没考上。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终于失望，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儿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这样，我弟弟就有了很多的爸爸。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的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面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摊糨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要当家里的顶梁柱。
那时候工资很低，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因为弟弟经常被学生们当玩具玩儿，我爹跟我一商量，就把家搬到了镇上，这样我们都方便照顾我弟弟。
搬家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我的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像模像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好像很关心我弟弟，老是摸他乱蓬蓬的脑袋。我问我爹，他们是干什么的？我爹说，这是我在培智小学教书的同学，想让你弟弟去他们学校上学。我的心里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以前我爹就说过，城里有个专门教脑子不跟趟的孩子学习的学校，人家还管吃管住，很正规，比一般的学校还好呢。我知道，他这一走，我就很难再见到他了，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城市是个什么样儿呢。我弟弟不知道大家想要干什么，跳着高儿跑出去玩自己的去了。那两个人一走，我爹就蹲在地上叹气。我说：“那也好，让二子长长脑子，去吧。”
我爹点点头，起身去找他的二胡，我不想听他拉二胡，就那么悬着心走到了院子。院子的空地上有一只麻雀在溜达，我想想，我弟弟再也不能在那里撵麻雀玩儿了，心就麻了，汗也出来了，整个人像是刚从澡堂里出来，虚弱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不长时间，那两个人就来把我弟弟带走了，他走得很风光，坐着一辆雪白的面包车。
第六章 癫狂少年
我爹从看守所走了以后，我郁闷了好几天，晚上睡觉老是做梦，我经常梦见我爹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风驰电掣般地穿行在大街上、胡同里、田野上，醒来就大睁着双眼看窗外的那几颗星星。我常常想，据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星，我该是哪一颗呢？该不会是最小的那一颗吧？有时候，老贾会放上几个悠扬的屁，我会在心里说，也许我就是一个屁，屁有什么星星可对应的。有一天我拉水去集中号，正碰上管子和那五他们蹲在门口等候去劳改队。我跟管子拥抱了一下，嘱咐他好好干，将来哥儿几个回社会好好交往着，干一番大事业。管子说：“杨远，我还是那句话，防备着李俊海点儿。”我说：“我不信，起码他对我是不会很杂碎的。”那五插话说：“注意他点儿好，在号里我们跟你说的那些话一点儿不骗人。”我没说话，把水送下，拉着水车就走了，心乱得像长着一团鸡毛。
“兄弟，你知道吗？”杨远说到这里，脸突然变得煞白，“人是会变的，有时候能变成狼。”
“你是说李俊海吗？”我问。
“不光是他，我说的是所有的人，包括你，也包括我。”
“我不太明白……”我摇了摇头，“也许是你经历的太多吧。”
“唉，”杨远苦笑了一声，“我还是先给你讲讲李俊海吧。”
李俊海跟我一起在厂里上班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玩儿，像我的一条尾巴。他的脾气不好，遇到一点儿不顺心的事情就容易发毛。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劝过他，我说：“俊海，你老是这样可不好，上火的时候你应该想想这火应不应该发出来。”他一般会听我的，我劝他的时候，他总是红着脸说：“就是，就是，我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了。”
有一次，我们商量着要去武胜街“干”一个叫钢蛋的，他死活不让我去，他自己去了，一个兄弟也没带。我承认他是一条好汉，我也相信他能办好这件事情，我以为他肯定想在钢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背”他的“死狗”。
我跟牛玉文在宿舍里给他摆好了庆功酒，没想到钢蛋竟然来了，手里提着两只活鸡：“蝴蝶，咱们以后别纠缠了，算我错了。”我不知道他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也是为了防备他玩儿邪的，我上去一刀给他砍在脑袋上了。牛玉文把他按在地上搜他的身子，结果人家什么也没带。钢蛋躺在地上，血流了一地，他也不擦，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泪水：“大哥，求求你，放了我妹妹。”我一下子明白了，李俊海绑架了人家的妹妹！
那一刻我几乎吓傻了，我再没文化也知道，这可是犯法的，而且犯了不小的法。我稳住神，把他扶去了厂医务室，缝好针，我对他说：“既然你来了，咱们的事儿也就结了，我马上放人。”钢蛋一走，我和牛玉文就满世界找李俊海。那时候也没个手机、传呼机什么的，我俩就这样穿梭在李俊海可能去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在一家小饭店里找到了他，他喝得像一摊烂泥，钢蛋的妹妹坐在他的旁边，哆嗦成了一张被风吹着的纸条。见我们来了，他挥舞着双手，冲牛玉文说：“怎么样？我办得漂亮吧？”再把手指向我，瞪着牛玉文，“他是大哥还是我是大哥？”牛玉文哼了一声，扭头走了。我抡圆膀子，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你他妈是我大爷！”他忽地站了起来，把俩眼凸成了牛蛋子，我把脸凑到他的眼睛上，就那么冷冷地看他，我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李俊海跟我对视了没半分钟就泄气了，没皮没脸地舔着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哈哈大笑：“你行你行，好，打得好。”
后来为这事儿，我没跟钢蛋少了火拼，当然，最后还是钢蛋草鸡了，他搬家了，不知去向。
从那以后，我在这一带就多少有了点儿名声，所以才惹得小广嫉妒，最终出了事情。
那阵子，我确实野得很，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应该是这么一种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我。现在想想，我都弄不清楚那时候的我，是人还是野兽……我曾经带着一帮弟兄，人手一把菜刀，见着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小哥”就砍，从厂门口一路杀到火车站。我用一根五分钢条做了一把钩子，非常锋利，能将一张厚厚的铁板穿透。我嫌它还不够凶猛，又在前面焊上了一把军刺，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件充满煞气的凶器，我给它取名“战争之神”，经常用一个小提琴盒子装着它带在身上，它让我的胆量增加了不少。
有一天下班，我刚走到厂门口，就看见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地在门口溜达，我断定他们是来找我的，扯身就回了宿舍我常常对弟兄们说，混江湖的，最首要的一条就是眼睛要像鹰。我擎着战争之神迎着他们走了上去，那几个人一看我手中的家伙，不等正面接触，一下子就跑散了。我站在门口大喊，哥们儿，来呀！风吹动我黑色的风衣，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侠客，威风凛凛。
李俊海的爸爸在郊区的一家医院当大夫，很慈祥的一位老人。每当我和李俊海去他们家玩儿，老爷子都要高兴地颠出去割肉、买菜招待我。我不太喜欢喝酒，老爷子让我只喝一杯，就给我泡一壶浓茶，然后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