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
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
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
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
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不受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可是一
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
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当时各个诸侯国宽容
的学术政策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
这一阶层往往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这就为他们
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
期的思想解放。
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
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尽管倡导黄老之学，可是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
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
和随意议论政事。例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可是
在稷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孟子问政，甚至
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最后，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
孟子离开齐国。然而，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万
钟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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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各国诸侯的尊贤礼士，是因为他们需要巩固政权，力求从多方
面多角度来总结政治的得失，探索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对各家各派都能“兼
而礼之”。对于各派的主张，当时各国的统治者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都
进行了选择而各取所需。因为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
者留，不合则去”。所以“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棲”，
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他们便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
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而，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从而形
成了“百家争鸣”的错综复杂、异常活跃的局面。
在当时的“百家”中最早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派是儒。儒家的创始
人是孔子，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出生在鲁国一个没落
贵族家庭，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的司马，被华督杀死，其子逃奔鲁国避难，
后来就定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昌平乡陬邑 （今山东泗水县南）
的一个职位不高的武官。他在年迈时娶了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即孔子的母
亲。孔子的父母曾在尼丘山祷告求子，以后生下了孔子，所以给他取名孔丘，
字仲尼。孔子在3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孔子从小勤奋好学，刻苦读书，
掌握了西周时代流传下来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知识，熟悉了
古代的典章制度。青年时代的孔子，在曲阜城内就以崇古好古、知识渊博而
出了名。孔子最初当过管理牛羊的小官，到30岁的时候，就招收了一批学生，
开始了私人讲学生涯。以后，跟他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弟子有3000人，著名
的有颜渊、子路、子贡等72人。孔子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私学（私人设
立的学校）。他和他的学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
孔子的政治思想集中表现在“仁”学上。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克
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做一个仁者。这样一个“仁”者，
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他所不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做不到的事情，也不
要强迫别人去做到。同时，而且在思想道德方面为全社会的普通人做一个榜
样，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感化别人，推动社会向着和谐美好的方向发展。因
此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具有一颗“爱人”之心。孔子提倡的“爱
人”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包括劳动者在内”的重视，毕竟是一种
进步思想，有进步意义。但在阶级社会中，要想调和阶级矛盾，实行一种超
乎阶级之上的普遍的“仁”的主张，显然是行不通的。而且孔子提倡“仁”
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就是在当时社会普遍“礼崩乐坏”情况
下，妄想通过实行“仁”达到恢复过去的西周时代的那种天子、诸侯、卿大
夫、士、庶民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这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孔子一生最大
的贡献是在教育方面，不仅表现在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而且在教育思想和
教学方式方法上都提出了极具重要意义的思想和主张。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这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是
有贡献的。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孔
子在教学实践中还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
的学习态度。他还重视互相学习，“不耻下问”，取长补短，他说“三人行
必有我师”，应该经常请教别人。他还重视学习与独立思考、学习与复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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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他认为学习而不思考则等于没学，光是思考而不学习的人也是很危险
的。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举一
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对于我们今
天的教育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其对立面
也几乎同时产生了。由墨子开创的墨学开始同儒家交锋，影响不断扩大，最
后竟达到与儒家并显的高度。关于儒墨之争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第一，是爱有差等与“兼爱”的对立。儒、墨两家虽然都提倡“仁”，
可是，两家“仁”的含义却是各不相同的。儒家的“仁”尽管也主张“爱人”，
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里所谓的“爱人”，对
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
为了使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况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
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
“亲亲、仁也”。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所以，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
第二，“罕言利”与“交相利”的对立。儒、墨两家都提倡“义”，然
而两家“义”的含义也各不相同。儒家常常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可
是墨家则认为“义”与“利”是合一的，而且还认为与“兼相爱”是密不可
分的。“兼相爱”的具体表现在“交相利”。这与儒家的“义利”观是显然
对立的。孔子不仅“罕言利”，而且还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
义，小人喻于利。”他把重视“利”的称着“小人”。
第三、“天命”论与“非命”的对立。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
或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这些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更变的。即
《论语·颜渊》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
命论”，因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
敢怠倦”。
第四、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立。墨家尽管主张非命，可是又不是无
神论者。墨家相信鬼神，主张“明鬼”。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
孔子尽管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并“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他确实怀疑鬼的
存在，至少也是不重视鬼神的。
第五、“厚葬”与“节葬”的对立。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
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据《庄子·天
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然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
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
因“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3寸厚的桐木棺材，穿2件衣服就可以了。送
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总而言之，
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第六、重乐与“非乐”的对立。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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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
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音乐也是一种精神抒情的活动与享受，
可是也应该有所节制。不仅贵族享受，还要象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
可是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他认为享受音乐浪费人力、物力和
财务，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第七、“正名”与“取实与名”的对立。儒家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
匡正当时实际上已变化了的“名”、“实”关系；墨家则主张取实为名。
儒墨显学之争主要表现在以上七个方面。为什么两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形成对立呢？从其根本原因来说，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儒家是站
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显得保守，然而，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他们也主张
改良。虽然是改良，也还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这与代表小生产者利
益的墨家显然是格格不入。“兼爱”反映的是小生产者的要求平等的美好愿
望。可是儒家的“爱人”则是为建立新的等级制度而服务的，所以，明确爱
有差等与亲疏厚薄。儒家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伦理道德。在“义”、
“利”关系上，强调“义”，甚至把“义”、“利”相对立。而墨家则多注
意切身的物质利益，把“利”作为“义”的具体体现。儒家的“天命”论，
明显是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以欺骗民众。而墨家的“非命”与强调“力”
与“强”的主张，则是揭露这种欺骗。而墨家“天志”，与儒家的“天命”，
完全不同，它是墨家自身善良人格的理想化。同样，墨家“明鬼”的主张也
是如此，它表现出小生产者的软弱性，他们一方面否定命运，可是另一方面
把希望寄托于天与鬼神。这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所以，不仅达不到目的而
且往往被统治者所利用，使这种主张起着麻痹老百姓斗志的消极作用。
然而儒家不重鬼神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
社会虽然不断改朝换代，但传统文化总是以儒家为主体。尽管道教、佛教、
天主教等宗教也在流行，但是宗教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形
成与西欧中世纪政教合一迥然不同的特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
传统。
而墨家的“节葬”、“节用”以反对儒家的“厚葬”、“久丧”，其实
质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来反对宗法制度与等级制度。儒墨两家在“名实”
观上的对立，则是从“名”、“实”关系的角度，反映了两家的相反的政治
态度。儒家重视音乐，虽然有维护等级制度的作用，然而，音乐的作用并非
如此而已，它还有反映民间疾苦和政治好坏以及鼓舞士气等作用。所以，音
乐在传统文化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墨家的“非乐”主张，则反映了小生产者
的狭隘性。战国早期到中期，在邹鲁儒墨显学之争以后，由于代表小土地私
有者利益的杨朱学派的产生，又形成了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墨显学之争，大致说来，儒墨两家的势力还能平分秋
色，不相上下。可是，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杨朱学派如异军突起，打破
了儒墨显学对峙的局面，而成为鼎足三分之势，而墨、杨两家的矛头都指向
儒家。儒家的势力已露出衰颓之势，所以，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是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杨朱、墨翟的
学说如果不停息，则儒家的学说不会发扬光大，这就会造成异端邪说蛊惑民
心，而使儒家宣传仁义的道路被阻塞。所以孟子认为必须出来捍卫儒家的“先
圣之道”，尽力反对杨朱的学说，批判那些“荒谬”的言论，使这种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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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站不住脚。
孟子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杨、墨的学说直接危害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还
看到了杨、墨的学说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巨大妨碍。孟子认为，杨朱的主要学
说是“为我”。只重视自我，这种学说就是“无君”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叫做“无政府主义”。墨家主要学说是“兼爱”，爱天下一切人，可是，没
有亲疏厚薄之分。这种学说就是目无父母。一个人如果心目中既无君主，又
无父母，岂不是和禽兽一样了吗？孟子对杨、墨学说的斥责，显然有些过份。
不过他这番话也是有所依据的，基本上抓住了杨墨两家学说的要害，而且对
其“危害性”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儒、墨显学转变为战国初中期的儒、
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墨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特殊的文化环境。
春秋末期，“工商食官”的格局已经完全打破，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
现了私营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其经营者，我们叫小手工业者。这批人本来
是从官府手工业分化出来的，又居住在城镇，消息比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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