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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邱吉尔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美国的参战，罗斯福先生似乎满足于让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遵照他的一般指导和批准，放手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而他只在极少的场合才出面干预，这种场合他就作为对立观点的调停者出现。邱吉尔先生与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积极地为他的战略方针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为他的战术方针、武器、装备以及英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的其它每一个方面辩护，并且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把这一切强加给他的政府同僚和战场指挥官们。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这样对比很容易过头，因为这种对比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尽一致。在罗斯福压制他的参谋长们的二十多次（ 而不是舍伍德所说的两次） 事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1942、1943和1944年。这一估计还不包括如下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知道不会得到罗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动放弃向他呈报某项代表他们最佳军事判断的计划。
如果说罗斯福先生比人们直接看到的更积极地控制战争的实施，那么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这样说是真实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就1944年到1945年来说，也仅仅是就这个时期来说，人们可以同意埃尔曼教授的看法：“白宫形成的美国战略，同以前五角大楼形成的美国战略如出一辙。”
1942年到1943年期间，罗斯福先生曾在四项重大决策上推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
1 ．1942年7 月的“火炬”决策；
2 ．1943年3 月，罗斯福决定把一批美国舰艇拨给英国，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万吨的速度从海外进口非军事物资；
3 ．他在1943年5 月“三叉戟”会议上出面干预，以缩小横渡海峡进攻的规模；
4 ．1943年11月，他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取消“海盗”计划（ 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进攻） ，以支持1944年的缅甸战役。
1942年7 月，罗斯福先生关于“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军队，包括4 月以来陆军部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而海运到英格兰去的部队，都用来进攻北非。这项决策改变了美国军事政策原定的方针，并且确定了1943年期间必须制定的美国战略的轮廓。
1942年3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打败德国，提出了把盟军部队集结于英格兰，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罗斯福先生采纳了这项计划。同年4 月，英国也采纳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但是，这项计划还包括一项附加计划，即“大锤”计划，对此，英国人立即表示怀疑和不安。“大锤”计划是盟军预定于1942年9 月发动的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预定在出现下列两个重要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实施：（1） 如果俄国人行将崩溃；（2） 万一德国人出现崩溃的种种迹象。英国人断定“大锤”计划是盟军经受不起的一次冒险，并且收回了对这一附加计划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拿去冒险的大部分部队将由英国人提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而结果是陷入僵局。7月，罗斯福先生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派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指示他们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或者按“大锤”计划行动，或者按某个其它计划让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于1942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他在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总司令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大锤”计划（ 英美关于战略的协议在这个计划的岩石上碰得粉碎） 是美国计划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对德国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进攻。英国人毫无保留地承担了这项义务。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坚持“大锤”计划是必要的呢？看来明显地是由于罗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并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而除了“大锤”计划以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满足罗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计划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国战略家们所能接受的。罗斯福先生却下令采纳这项计划。不久就发现，他这样做是挖了1943年“围歼”计划和“大锤”计划的墙脚。
这是否意味着总统是半心半意地（ 如果不是虚情假意的话） 支持美国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赞同邱吉尔先生的地中海战略，而不赞成1943年从英国发动进攻呢？史汀生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写道，这（ 地中海战略） 是总统“心爱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说，是邱吉尔先生把它搁到罗斯福先生门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说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罗斯福先生是虚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围歼”计划。他曾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利·霍普金斯于4 月份到英国去说服邱吉尔接受这项计划，同时他在国内放手发挥他的权威，把在英国集结部队一事置于优先地位。
罗斯福先生公开表示的立场是：如果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在欧洲的进攻行动，与为在1943年发动攻势而集结部队这两个目标互相冲突，那么前者应处于优先地位。必须记住，在1942年的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坚持这一点是关系到美国人曾保证忠实执行的联盟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德国是头号敌人。罗斯福先生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42年对日战争是美国公众同仇敌忾的战争。只有当美国部队在欧洲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才能指望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得到民众的强烈支持。
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罗斯福先生用英国人的思想来代替美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点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种非决定性的包围战略，摒弃了从英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的战略。1943年5 月“三叉戟”会议上，甚至在这以后，美军参谋长们感到他们必须重新赢得总统对直接打击战略的支持，进而确保他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要说他曾经背离过这项战略，只有参谋长们的忧虑是唯一的证据。当1943年这一战略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时，他运用其影响来支持在1944年春付诸执行。而他的军事顾问们却及时认识到了推迟执行的好处。1943年春，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而推迟执行则有助于制定一项更加适合全球性两线作战的美国战略，后来这项战略几乎导致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同时胜利。
罗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战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战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计划。他拒绝他们的判断，决定克服英国人的进口危机，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尽人皆知，战时和平时，英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进口。1942年时，德国潜艇把这极端重要的进口量从战前年平均五千万吨降到二千三百万吨。英国人看到自己濒于灾难的边缘，尽管他们对国内的消费和劳务实行了严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为了共同作战的利益，借给足够的船只，以便在1943年把进口量提高到他们为维持生存和战斗力所必需的最低标准。他们估计这个最低标准为二千七百万吨。总统立即答应以美国船只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指示海运委员会主席兰德将军负责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尔先生保证“不经他亲自批准”，美国船只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况比英国人在11月间所预期的甚至更坏。为了支援北非战局需要更多的货船，而这些货船被潜艇击沉者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42年最后一个季度，英国的年进口量不是二千三百万吨，而仅仅是二千万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到12月后期才获悉总统对邱吉尔先生的承诺，而且仅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参谋团得知的。他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一个月后，在卡萨布兰卡的盟国会议上，他们同意英国参谋长们关于1943年的作战行动，这一行动还需要追加六百万吨货船，这批货船除非牺牲英国的进口计划才能得到。但是，英国人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认定总统的保证不会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后的3 月份，误解的迷雾才消散到足以使有关各方面看清他们是在走向冲突之路，而这时船舶危机已发展到濒于灾难的程度。2 月，隆美尔突破了突尼斯的美军防御；3 月，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新的危险高峰。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总统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眼看着经他同意正在进行的1943年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要么削减英国的进口。4 月10日，他们正式地向他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迟误了两周。3 月中旬，邱吉尔先生派遣他的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到华盛顿去达成了一项谅解并采取行动。总统未经与军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军事海运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去凑集足够的船舶，以兑现他的保证。道格拉斯确信军队正在浪费它们控制的船舶吨位（ 同时与霍普金斯一样对军队的反英态度感到不安） ，向罗斯福先生建议说，他的指示可以实现，而不致打乱军队的战略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取得这一结果，部分地由于罗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到比他们认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证实；部分地由于4月间盟国反潜战的突然胜利，及时证明了罗斯福先生乐观的赌博是正当的。3月以后，船舶损失急剧下降，而新造船舶数量开始超过人们的预料。当盟国首脑于8 月间在魁北克会晤时，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时在5 月份，罗斯福先生指示今后十个月内，每月向英国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只，从而慷慨地实现了他对邱吉尔的保证。
这件事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努力协调得不够紧密，这正是罗斯福先生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证意味着，关于使用美国军事资源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顾军事顾问们的抗议执行这一保证，表明他决心使美国的军事努力忠实地服从于我们对英国人的战略义务。
在处理“火炬”决策时，罗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实摆在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面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决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国会议（ “三叉戟”） 上的干预，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种手法把他的战略观点加诸别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正如他们自己感到的那样，在1 月份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英国人面前“输得精光”；5 月份去参加“三叉戟”会议时，他们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迫使英国人执行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会前向罗斯福先生作了汇报，他们一定会通知他：他们将坚持相当于“围歼”计划规模的强大进攻。他是否同他们进行过争辩，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国人破裂的危险（ 这种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 而去支持他们，或者违背海军的意志，命令它为欧洲生产坦克登陆舰；金海军上将需要这些登陆舰，以便在1944年发动他的穿过中太平洋的攻势，并把航空兵带到可以轰炸日本的距离之内。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他也许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更重视战时生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同战时生产局关于“可行性”辩论的结果不久前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他在“三叉戟”会议开幕词中所做的是宣布他的如下意见：盟国也许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锤”计划的规模，而不是按“围歼”计划的规模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至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估计更为现实。美国人研究了英国人提出的数字（ 英国人带去一项甚至比美国人建议的规模更大的登陆进攻计划） 后不再怀疑，除非能够提供更多的登陆舰，否则翌年春只能出动一支不大的登陆突击部队。美军参谋长们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他们希望英国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登陆突击所需要的各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而他们是很不情愿做出这些保证的。罗斯福总统让他们扶着拐杖走路，而这根拐杖支持不了他们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实际出发，接受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制定一项规模较小的突击计划，作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步骤，但附加了一些条件（ “围锤”ROUND HAMMER） ，马歇尔将军称之为：“大于‘大锤’，小于‘围歼’的某种东西”，再加上英国的一项保证：同意1943年11月从地中海抽调七个师到英国。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取消“海盗”计划的决策。这项决策是继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同斯大林会谈以后，罗斯福先生于1943年12月5 日在开罗作出的。这次行动是为把蒋介石的地面部队投入缅甸，重新打开缅甸公路的苦心经营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是抱着拯救盟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的一线希望制定出这项计划的；罗斯福先生一再把这项军事政策抓在自己手里，而不顾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坚定而坦率的劝告。英国人不喜欢这项进攻缅甸的计划，但是美军参谋长们劝他们接受它。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使用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在开罗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答应：盟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发动一次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这就是“海盗”计划。在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讨论战略以前，在开罗与蒋介石欢谈的时刻，罗斯福先生曾对蒋介石答应了这项“海盗”计划。
战争时期，总统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伤脑筋的了。未经与美军参谋长们商量，他就对蒋介石作了保证，甚至没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们，他们是通过“小道”得知的。只有动用本来不多的、宝贵的坦克登陆舰中的十五艘才能实施“海盗”行动，而这些坦克登陆舰是执行春季“霸王”行动所必需的。一周以后，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又答应执行5 月的“霸王”行动，这项计划是他们的战略的最心爱的目标。这一点使美军参谋长们在英国人面前处于难堪的地位：为了从职责上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他们不得不顽强地支持“海盗”计划，即使他们和英国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使“霸王”行动在春季无法实施，也可能在1944年内任何时候都无法实施。直到最后一刻，罗斯福先生才勉强让步，如同美军参谋长们（ 除金上将外） 所希望的那样，收回了他对蒋介石所作的保证。
但是，在处理“海盗”计划这个问题上，他是最后一次与参谋长们分道扬镳。从1944年1 月起到他去世为止，除了上文提到的召回史迪威这件事以外，他不但让他们指挥这场战争，而且运用他的权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甚至不惜同英国人作对。
美军参谋长们以沮丧的、毫无掩饰的不满心情接受的“火炬”决策，搭起了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