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说长论短
不讳地说，自从有了马列主义并逐渐在中国开始传播之后，某些中国人对两个有严格定义的名词概念——一是“无产阶级”，一是“无产阶级解放”，在解义上大都倾向于粗疏，近乎习惯地进行了俗解。亦即：将具有鲜明大工业生产者属性的“无产阶级”，泛泛注解为“穷人”；将具有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革命深刻内涵的“无产阶级解放”，随意浅化为“穷人翻身”。由于认识上的模糊和理论上的草率，表层的轰轰烈烈、暴风雨式的社会运动，就很难回避地潜存了内在的和久远的不幸。
当“穷人”、“穷人翻身”一开始只具有泛泛的被压迫者属性，并投身于粗疏的“彻底砸烂旧世界”运动时，释放出的“改天换地”能量无疑是空前壮烈的。然而，当这种“壮烈”失去了理性的梳理和序化——或曰拒绝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的提高和升华时，只任凭“穷人翻身”一味做惯性运动，“穷人万岁”便足可以把正常世界搞得更加荒芜，也更加贫穷。
中国的“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另一种“穷人翻身”运动。穷人或穷人后裔——如被称之为“红五类”之流的人，无论他们的内在精神品质，还是他们所做出的种种行为表演，倘若允许我们苛刻地说，都可用“丑陋”来形容。
值得反思的倒是，当年我们一大群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思想家、学问家、文艺家，在“文革”甚而“文革”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中，都曾陶醉于、热衷于去唱去写“穷人颂歌”。包括搞历史特别是搞文化史、文学史的人，也都依据是否奉扬了“穷人”来定其思想是否正确，是否近于香花或是沦为毒草，并为此做了过度的发挥。
当年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我看他写得很客观、很冷静，并非过度地发挥出什么。他在勾勒“阶级”的形象时，只认可两条：一，阶级的划分仅仅依据其经济地位的不同；二，经济地位的不同仅仅能决定其政治态度（即对革命的向背），这一切又都源于人的不同利益取向。他除了这两点之外，再不涉及其它——如人的道德品格、文明素质、文化教养之类。做了过度、越界发挥的，是文化人自己。也就是说，毛泽东只透视了穷人的一种品质，即政治品质，而文化人（包括史学家、文学家）则唱起了全方位的“穷人颂歌”。
将“穷人”封为或誉为世上的至尊者——包括至德者、至智者、至美者，其实就以简单的常识而论，也往往说不太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本人的出身而论都不是穷人，但却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孙中山本人的出身应算是贫农，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本人的出身，也不是“标本式”的穷人，他幼年、少年时有余力读书、上学。上述的例子都可证明：彻底的、永远的“穷人”本身，是干不成任何像样的事业的。一定要强行去干，只能失败，或过一过“胡闹瘾”而已。
当年李自成起义，一时的红火，得力于这样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
单是那个“不纳粮”，就足以预示了李自成政权的短命。一个政权没有起码的经济秩序和税收政策，国计民生的主杠杆失效，岂能持久？仅仅一年，李氏大顺政权就结束了。李氏本人逃至湖北通山县，被一伙“乡民”的乱棒打死。有些史学家大约出于很看重“阶级斗争学说”的意思，特意强调那些杀害李自成的凶手都是“地主武装成员”，我看未必，那里头的“穷人”也一定不少。“穷人”在褒义词上可以叫做“劳动人民”，叫做“俺贫下中农，俺革命群众”之类，但作为泛泛称之的“穷人”，或曰虽然图了很多虚名（如上述种种）但在实际上仅仅穷得可以、并无其它优势可言的穷人，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赞美处，无论其在德格上还是在智格上，都稀松得很，没有什么闪光点。
《水浒》中的一百○八位“英雄”，聚集在梁山泊。那样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集团，作为演戏无疑是很生动的，也有诸多令人艳羡处，但人们还是想追问一句：他们靠什么生存？以什么为经济基础、生产手段？如果什么生存本事、生产能力都没有，只做专业化的“绿林豪杰”，在本质上与强盗、土匪无异，很难持久。
然而做这样美梦的人很多，有的只是一种虚幻神往，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学问。而另有一种人，不仅有大抱负、大理想、大作为，而且在历史上也堪称大人物。可惜，空想毕竟是空想，最终是要破灭的。
一八二四年，既有理想又十分可敬的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先生积累一大笔钱，从英国到了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花去了二十万美元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起了比中国《桃花源记》写到的还优美、还令人神往的一个人间天堂，名之为“新和谐公社”，发誓要“消除引起个人之间的一切纷争”，并付诸了实践。那个地方实在太美了，风景美，建筑美，人际关系也很美——无自私心态和自私行为，无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连当时很有名的科学家像美国科学院院长威廉·麦克留尔，像经济学家兼博物学家约西亚·华伦，都很动情地来到这里参加建设。遗憾的是，这个“新和谐公社”只维持了四年多一点，就彻底破产了。连献出了巨资的欧文本人，晚年也只好靠人救济。该公社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穷人”在只凭别人救济、恩赐，而自己没有像样的人格意识、自主意识、经济意识的时候，是既不能有效地建设自己也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的。
欧文本身，无疑是个伟大的人物。而我们某些人，品质就差得太多太多了。三四十年前，某些翻了身的穷人曾作出这样的“诗”：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俺也不起来！
听听，一个陶醉于“娘的怀”自娇自宠，一个很神气地以“吃个够”作威作福，两者加在一起，足可把既时髦又走俏的“穷人”的匍匐性、寄生性、软骨性画得入骨三分。
穷人有两种，一种是高品位的，一种是低劣性的。前者人穷志不穷，人穷德不穷，人穷才不穷，他们为了干正义事业，为了搞成大事情，为了建立大功绩，一时人穷财困，那叫气节，叫风骨，叫人格；后者则不同了，人穷往往牵连出一系列的穷——志穷，德穷，才穷。那些年“红色文艺家”、“红色宣传家”只善于无前提、无原由地赞美“穷人”本身，即推崇“泛穷人”。笔下的人往往以穷的程度做为标尺，来定人的道德级别、智能级别乃至美学级别。诸如：贫农的女儿一定品德美，外貌美，心灵手巧且又聪明多智；到了中农，就差了成色：自私性多了，歪心思也多了，心和手都笨了些，连模样也蠢了许多，丑了许多。到了富农、地主、资本家，乃至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往往德劣貌丑兼之智能低下。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出于政治功利主义，那样的文章写就写了，不必细究。若是到了什么时候都一味地大唱其“穷人颂歌”，不仅是一种幼稚，是一种非科学、伪科学的东西，而且很可能使社会很惯性地运动到国穷、民穷，也包括德穷、文穷。
小平同志首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个治国大纲，包括的“目”很多。包括哲学上、文学上、美学上，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正视和承认：贫穷本身在通常情况下与之近缘的人和事，往往是愚昧、野蛮、非理性、反文明。
没有起码的经济能力，没有起码的社会教化，单纯的“穷人”本身是没有任何文明可言、美感可言的。既落伍又陈旧的“穷人颂歌”早该结束，从而该唱唱新曲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是风向走入另一种极端，鄙夷任何正正经经的清廉者、俭朴者、超脱者，一味吹发财，捧大款，标榜自私，宣扬享乐，那也很可能说明我们尚未摆脱原始的“穷骨”，只是另一种作态而已，近于刘姥姥进大观园。
古语有“为富不仁”之语，必须承认历史上的富人所造出的灾难、造下的罪孽很多很多，用“富人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不为过。但用“穷人罪恶”串联起一部史书也未必是虚构的，是无价值的。权且不说兵、匪、盗、寇及其烧杀抢掠的直接参与者大都有穷人底色，单是穷人由于愚昧，无知，由于未经教化、没有理性、没有文化而必然导致出的野蛮和凶残，有时也可形容为触目惊心。我们至少不能忘记也不应否定“文革”的那段历史。
“文革”的最大威风、最响口号是“打倒”、“横扫”，矛头指向的几乎是一切“有产者”及其文化代表。不能否认，有产者（如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离开了剥削是不能生存的，都有各种不同的剥削行为，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罪恶；有产者的文化代表（如依附于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文化人），大都有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制度、地主阶级宗法观念、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属性，基此而造成的思想统治和精神压迫也不容否定。但是能否基此而得出结论，说“穷人”一经进入彻底的“造反”状态，打烂一切社会秩序，实现“穷人翻身”的盛世，就会处处皆大欢喜？我看那样的乌托邦不仅是短暂的，也是虚伪的。这样的例子，几乎无数次地被历史验证了。权且不说别的，单是一切造反者在造反成功、建立政权之后，也绝不可能继续维护造反者（即穷人）的“自由”，势必强化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统治秩序、压迫秩序。始终是“穷人”的人，仍然沦为被主宰者。
在我们谈到一切有产者（或索性称为剥削阶级）的文化代表时，中国上至老子、孔孟下至曹雪芹、胡适，或是西方的上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下至托尔斯泰、尼采，假如让穷人（包括被我们当年自封的“俺无产阶级”）去审判，很可能统统地骂一番“妈的都反动”、“都滚他妈的蛋”。其实，真正对有产者文化作了清理或批判的，正是有产者的文化代表本身。若是由穷人自己来干，只能打倒一切文化，包括打倒自己身上那一点仅有的文明属性，一味吹捧或宣扬自己的野性、蛮性、愚性。
当年打着“文化大革命”旗号的穷人，批孔批孟，讲了“孔孟之道”的若干罪过。由有识的文化人士来搞，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是由野人、蛮人去搞，他们自己制造出的灾难和罪过，肯定几十倍、几百倍地大于孔孟之道。我们可以设想，假如连那些有过失的孔孟之道都一并横扫，那些“造反派”只能把世界彻底推向野蛮和血腥。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孟之道是有功德的——因为它至少强调了文明教化。
打个比方说，《红楼梦》的贾府中，上至贾母、贾政，下至少爷小姐，虽然我们用“阶级属性”的标尺去判定他们，都可称为“反动”，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的“为富不仁”者，干了不少恶事。但就其中的某些人来说，作为个人品德你说他们一定凶恶、丑恶，我看也不一定有据。如贾母，与当代文学作品《白毛女》中的黄母相比，似乎还不是一种人。贾母毕竟有某种“善性”，如对农妇刘姥姥的周济，如为丫头鸳鸯平冤。贾政虽然迂腐，但力求做个清官。贾宝玉接触了那么多丫头，但毕竟侧重施之以同情、爱怜。探春听说有人要搜丫头的身，侮辱她们的人格，毕竟敢于仗义执言，予以反对。
这些人的种种长处，归根结底源于文化教养。贾府中的“下人”也很多，如老妈子、走卒、仆役之类，你看看他们的品德，那实在是糟透了。
两者之间，不比别的，单是以文明教养而论，确实是有差异的。离开了文明教养这一条，任何道德优势都是不存在的。说愚人、野人同时兼任着“善人”，实在是无知妄说。
几千年来，鉴于有产者（即统治者、压迫者）做的恶事、干的恶行太多，对此进行控诉、揭露的人也太多，于是反弹出的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即穷人）的崇尚和赞美也就多些，乃至淹没了、忽视了后者本身的劣质。
实话说来，一切人的美德（包括富人和穷人的美德）都不是天生的，都不源于“人之天性”，而是借用社会外力予以教化、感化、训化的结果。任何一味赞美人的“天性善”、“天性美”的人都是主观的臆想或客观的无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加接近于唯物主义”。
作为有知有识的文化人士，用去了几千年的语言和文字去揭示和描绘“为富不仁者”的罪恶是对的，但偏袒或忽略了穷人恶性恶习的存在，也是一种盲目和无知。富人的虚伪教化可以导致欺世欺人；穷人的拒绝教化也注定导致害世残人。道理很简单：仅仅因为其蒙昧、野蛮，就会干出种种违理违德的事。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前提是首先必须是“仁者”，即文明化、文化化的人。若是愚者、蛮者，对世界所能献出的最大之爱也只限于爱自己，或爱自己的族属、团伙、集团。当年我们所标榜的“阶级感情”，至多只上升到某种“阶层利益本位”。既然依附于某种本位，就在忠于某种本位的同时，去做种种排斥、诛杀另外一种本位或与自己本位内部的利益分配有分歧者。“文革”中的穷人后裔，除了运用极为凶残野蛮的手段去整治被定为“资产阶级”的人之外，“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之间的相互打砸抢，又何尝手软！
是该算一算“穷人罪恶”这笔帐的时候了！有人会问：你这样去算帐出于什么目的？
我的回答是：仅仅为了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和文化素质。要说爱国，这是最大的爱国行为之一。正像当年鲁迅并没有用颂歌方式写出《阿Q正传》，而是透视了中国人的某种恶德，本意也是很热切、很动情的爱国。倒是某些以“红色作家”自居的人，大唱大写出“俺广大革命群众”如何如何了不起，就真实的心思来说，很可能是浅薄轻佻的。
真正有见识、有思想，且又果真爱世界、爱人类的人，这种爱的标志之一就是懂得忏悔。
当年卢梭写了《忏悔录》，托尔斯泰在名著《复活》中倾注了浓重的忏悔意识。中国的大作家曹雪芹，他在《红楼梦》中写出的“梦”，都近于忏悔录。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以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我时时解剖自己”，都与忏悔同义。
倒是愚人、蛮人、蠢人，绝无忏悔意识。因为忏悔意识源于耻感意识。做了错事、坏事、蠢事，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去察觉自己的不该，这才会有羞耻感，有忏悔意识。阿Q从没有羞耻感，因之他是阿Q。我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当年中国人干了十年野蛮事、荒唐事、凶残事，十年过去之后，整人的人往“四人帮”身上一推，只说是“四人帮利用了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总之我本人无过。
假如大家都做出必要的忏悔，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必然会有大幅度提高。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做到，这也许是我们人穷、心穷、才穷的原因。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扩大一点说：“穷人神圣”、“穷人万岁”不是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秩序。
我们有没有勇气将“穷人”看成贬义词，看成社会的反面角色，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我们能否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把钥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