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人们当土匪都是逼上梁山的结果。只有逢荒年乱世的时候，人们才会铤而走险，抢些财物赖以为生，所以，土匪种类比较单一。
但到了近世中国，由于社会控制的严重削弱，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土匪种类逐渐变得繁多起来。在土匪这个特殊的群体里，容纳着从主流社会里逃离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的角色，光怪陆离。英国的菲尔·别林斯里把土匪类型分成“偶尔为之者”和“职业土匪”两种类型，他说，偶尔为之者把土匪活动看作临时的出路，因为他们行窃或是面临饥饿的威胁，或是遭遇短期的财政危机，大部分匪徒都属偶尔为之者。职业土匪则把土匪活动看作长期的生活方式。
如果按土匪所从事活动性质或身份的不同划分，那么可以划分为积匪、义匪、兵匪、外籍土匪和政治土匪等不同类型。专门从事抢劫烧杀、子继父业的，是为积匪。义匪是指那些颇具正义色彩的侠盗，他们奉行“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信条，但是，这些人在“杀富济贫”旗帜的掩护下，又有着先天克服不了的缺陷。旧时代，一些被裁撤的军队、溃败或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以及脱下军衣、换上匪装，为非作歹的士兵，是为兵匪；外籍土匪主要是指为本国殖民侵略政策服务但又在中国境内横行无忌的日本人和在中国进行不法活动的白俄匪帮以及朝鲜土匪。目的不是占地为王、抢掠财物，而是怀揣国民党颁发的委任状，极端敌视人民、民主和进步的土匪，则称为政治土匪。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横行于沿海的海匪、混迹于湖泊港汊的湖匪和啸聚山林的山匪等不同称呼。
向中国开战。外国侵略下的中国，积贫积弱，使得中国成了一个土匪的国度。
所谓积匪，也就是世匪、惯匪。这种土匪，往往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世代为匪，长期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他们以匪为职业，以匪为生活，穷凶极恶、诡计多端，所到之处，不分贫富良莠，将财物洗劫一空，使不少人陷于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
绥远兴和县南区大滩村，有一户姓卢的人家，族大人多，世代以抢劫为生，人称传统匪、世袭匪。卢家人十分崇尚为匪之道，他们信奉的信条不是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而是：“生而为强盗，做鬼也不冤。”“宁我欺负人，不能受人欺。”“年轻不刁人，到老后悔迟。”“王八水蛋（骂人语），有钱的就是好汉。”“丈夫不怕死，死后早托生。”“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与其死于病，无声无息；不如死于匪，落得英名千古。”基于这种思想观念，卢氏一家人把横行抢劫、杀人越货当做家常便饭，不足为奇。在1909年至1949年的40年里，卢氏家族中，祖孙、父子、叔伯、兄弟、子侄相率当土匪的很多，其中剿匪中被割去的人头就有30余颗之多。（刘锦魁：《绥远五十年间匪祸见闻》）
华南剿匪。许多积匪常常危害地方几十年。
1、湘西王
湘西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土地贫瘠，可耕地稀少，偏远的地区甚至尚未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低水平阶段。在天灾不断、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不少人被迫铤而走险，落草为匪。
湘西还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为了对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从南宋开始，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土司制度。到清雍正年间，才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设置流官”，以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流官，代替当地土司的世袭制度。封建王朝的“以土制土”政策，加剧了偏远地区的封闭性，新流官又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成分。各族人民辛勤劳动的大量成果，不是被土著头人掠夺，就是遭到满汉流官的侵吞。他们有苦难诉，有冤难书，上告无门，最终纷纷走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沦落为匪。
无论在土司、流官统治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湘西苗族、土家族各村寨、家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武装械斗事件和残酷的血亲复仇。土司和流官常常利用这种家族间的流血斗争为自己谋取好处，而械斗的双方却两败俱伤，许多斗败的家族成员外出流为匪帮。
复杂的地理环境，纷乱的社会现象，使得湘西产生了许多积年老匪，他们山地活动经验丰富，又掌握四季变化，出没无常，进退裕如，官军很难追剿他们。他们当中有的自动为匪，有的半路出家；有的一生为盗，成了积年巨匪，有的世代相传，竟为绿林世家。
湘西人家。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很多人落草为匪。
“湘西王”陈渠珍，又名陈有木，陈巨金。清朝末年，他曾担任过驻西藏的清军统领，后驻军溃败，他逃回湘西老家上山为匪。在民国初年的一次强行抓逼中，他强迫沅陵的大批农民上山当土匪，使该地区几乎成了一个“女儿国”。他曾在名义上统一过全湘西土匪，故人又称“陈老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渠珍曾纠集了5万之众的匪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到全国解放前夕，陈渠珍年届七十，为匪长达40年之久。
镇压土匪大会。
戴枷犯人。被俘获的土匪被公示以教化人心，震慑匪徒。
2、姚大榜
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也是湘西著名的一代积匪，他是受了家庭环境的“熏陶”，才成为这种类型的土匪的。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1882年生于湘西晃县（现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姚家世代为匪，前后相传24代，专以抢劫为生。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姚大榜从小耳濡目染，为匪之道，早已精通。对他来说，当土匪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倒是作为一种祖传的谋生手段被天经地义地继承了下来。
姚大榜原来并不叫“大榜”，是后来别人根据谐音给叫成的。因为他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个膀子尤其粗大，父母特别疼爱他，就叫他为“大膀”，“膀”、“榜”谐音，因此得了“姚大榜”这个名。
姚大榜长大成人后，外表看上去特别凶恶：高颧骨、大嘴巴、厚嘴唇，下巴像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一大截，两个腮帮子凹进去又像猴，除了两颗大门牙外，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鹰勾鼻子，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充满了杀气。由于一个哥哥早先夭折，姚大榜自小便被视作家中的独生子，娇生惯养，少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的坏毛病。他读过私塾，认得几个字，看了些杂七杂八的书，但好的没学会，却把绿林好汉杀人越货的那一套本领学会了，并把那些杀人的草莽英雄称为“强人”，萌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
姚大榜16岁时，进入贵州讲武学堂学习。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套耍刀弄枪的本领，并且行走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传说他年过花甲后，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手下几人从芷江回晃县路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手下：“谁能把前面的狗抓住？”众人个个摇头，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谁想姚大榜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向前追去，不一会儿便将狗抓回，手下见了都惊愕不已。
绝活 作者：马海方
姚大榜第一次杀人，是由于一个叫蔡建狗的人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就到蔡家门上去讨牛，蔡家依仗人多势众，不仅不退他牛，反而口出狂言威胁姚大榜：“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这一来，激怒了姚大榜，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了。接着，他一不做，二不休，又从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那里搞到20条枪，伙同牙生矮子姚国安和富林麻子姚本富，上山开始了其长达50多年的土匪生涯。
起初，姚大榜因为自己的羽毛未丰，更加上杀了人怕在当地别人找他麻烦，便带枪跑到贵州岑巩县等地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并从此发展成为害一方的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他把家也从晃县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所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随着抢来的横财的增多，姚大榜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买田置地，修建房屋，还掌握有200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湘西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所以土匪多如牛毛，十分猖獗。但在众多的土匪当中，姚大榜却被尊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别人都不敢直呼其名，即使是芷江警备司令楚汉宫龙头大爷杨永清，后来虽然成了姚的上司，但在场面上，还要以长辈相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般土匪相比，姚大榜杀人经验更丰富、越货手段更毒辣，而且老奸巨滑、手段高明。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食”，姚大榜也懂得这个保身之计，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如果他听说有谁在这附近胡作非为，非追查到底，决不轻饶。有一次，他手下一个姓吴的土匪，在他管辖范围内杀了一个过路商人，外人传言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坏了，追查到姓吴的头上，那个姓吴的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磕头如捣蒜：“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姚大榜为杀一儆百，不再追问，就说道：“好，你回去吧。”姓吴的以为姚大榜饶了他，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姚就开了两枪打死了他。还有一次，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姚硬是在大年初一把潘等三个匪徒捉来，勒索五百块银洋后又当众将他们杀掉。
脚枷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石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说得好听，为了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大好人，给地方办了一件好事。殊不知他是以此为据点，与各地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国民党政府为统一湘西，屡次对姚进行招安，想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来笼络各地股匪。1918年，龙溪口商号也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表面上答应保商，暗地里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
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他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联防。姚大榜的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得以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罗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队长”。第二年7月，他又拖枪上山为匪，重操旧业。对于姚大榜的反反复复，屡招屡叛，国民党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其实，姚大榜根本无意做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霸王”，姚大榜为匪成性，自有其无限乐趣。他曾得意地宣称：“老子是江湖上的狼，绿林里的虎，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快活得很。榜老爷放个屁，你县官州官，谁敢说一声是臭的？”
招抚不成，国民党只好改用清剿。但这条“比狐狸奸，比泥鳅滑，比老虎凶，比蛇蝎毒”的恶狼，自有一套对付清剿的招数。
枪决土匪恶霸
1940年8月，姚大榜从万山抢来一民女，在雾城过夜。国民党政府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捉拿，姚大榜在屋子里正在与那女子寻欢作乐，清剿队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屋子给围了个严严实实。姚大榜听见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避险，并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包围房子的士兵叫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向那个黑影冲去，没想到中了姚大榜的“声东击西”之计，而姚则趁机从容地溜掉了。还有一次，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获悉姚大榜已回到家里，一大早就把队伍开到姚大榜的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急中生智，顺手搭起一个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枝快慢机枪放在装满粪水的桶里，装扮成一个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清剿队并没有怀疑，还向他打听看见姚大榜没有，姚回答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清剿队信以为真，到他家里一搜，只看见他的几个小老婆和子女，哪里还有他的踪影？问他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一听，连呼上当，赶快让士兵去追，可为时已晚，姚大榜早已过了两条田埂，逃之夭夭了。 “黑吃黑”是姚大榜聚敛财富的一贯伎俩。1942年秋，晃县“同善社”社长秦宗炳联络姚大榜及当地其他匪帮，发动“黔东事变”。姚大榜为获取钱财，假意与秦共事，但当秦给了他7万元的经费后，他不仅不出兵，反而向玉屏县长李世家告密派兵镇压了这次事变。秦宗炳发现是姚在背后搞鬼，气得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身首异处。悲惨的结局是对土匪罪恶的最好诠释。
龙溪口各商号为了走私纱布，暗地里寻找姚作靠山，给他大量钱物，让他押帮。而狡猾贪婪的姚大榜却多次押帮抢帮，一次，姚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去玉屏，天黑时在小地（地名）住宿。到了半夜，姚又安排另一伙人把纱布抢走，并嫁祸于与之毫无关系的无辜民工，硬说是他们抢了纱布，并当着货主的面把民工杀了。这种“黑吃黑”的阴险手段，对于姚大榜来说，可谓家常便饭。
姚大榜杀人越货，整天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养就了机灵、诡黠、奸诈和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特征。为了免遭不测，他每晚睡觉前，总是把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截点燃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报警器。等香烧到手或脚烫时，他便惊醒更换睡觉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好几个地方使偷袭者无从捉摸。这也是他家世代为匪的传家宝。他与人说话，也总手不离枪。有一天，他在一个客店与一客商谈话，对方由于感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将其击倒在地。外边人听到枪响，拥进店里问是怎么回事，他气呼呼地说“你们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抢，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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