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当作废纸草芥扔于烂泥浊水之中。
7月10日夜，孙殿英在马伸桥临时指挥部悄悄完成了验宝和高级军官们的分宝事宜后，当即命令所属部队连夜向顺义、怀柔一带开拔，连续三天三夜的东陵盗宝随之落下了帷幕。孙殿英部以近三十大车宝物的收获，宣告了东陵盗案的成果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的千古遗恨。当时的溥仪身居天津张国，闻祖陵被挖掘，悲愤无比，强烈抗议孙殿英的罪行。随后溥仪派遣清朝遗臣载泽、耆龄、宝熙、陈毅等人前往清东陵重新安葬，地官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放在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当反转她的尸身时，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确有残破。载泽等人将慈禧及裕陵内乾隆帝、后、妃尸骨重新殓葬后，掩埋了洞口，返回天津。
东陵盗案，轰动中外，京津一带满城风雨，新闻报刊通载着谴责文章。孙殿英见势不妙，赶紧施展出脱身之计，通过戴笠的关系，将盗陵所获的翡翠西瓜、翡翠蝈蝈白菜、夜明珠等国宝，转赠给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等人，从中斡旋的戴笠也受了贿。其结果，不仅孙殿英逃脱了法网，就连孙的部下、已被逮捕的师长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了。谭温江是参加盗陵的干将，因在北京琉璃厂销售盗陵所得珠宝而被捕。孙殿英通融行贿，官官相护，竟使盗匪得以逍遥法外，轰动全国、举世瞩目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被盗东陵地宫宝物
慈禧地宫的随葬品分生前和死后两类，《孝钦后入殓，送衣版，赏遗念衣服》册中，记载了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1879年4月16日）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908年11月8日）慈禧生前在地宫中安放的宝物，计有金花扁镯、红碧瑶豆、金镶执壶、金佛、珊瑚佛头塔等150余件（各件宝物上的正珠、东珠、米珠络缨达数千颗）。
至于慈禧死后入殓时的宝物就更为奢侈，内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嗣长子李成武写的《爱月轩笔记》，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后未入棺时，先在棺底铺金花丝褥一层，褥上又铺珠一层，珠上又覆绣佛串珠之薄褥一。头前置翠荷叶，脚下置一碧玺莲花。放后，始将太后抬入。后之两足登莲花上，头顶荷叶。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外罩绣花串珠挂，又用串珠九练围后身而绕之，并以蚌佛18尊置于后之臂上。以上所置之宝系私人孝敬，不列公账者。众人置后，方将陀罗金被盖后身。后头戴珠冠，其傍又置金佛、翠佛、玉佛等108尊。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甜瓜二枚，桃、李、杏、枣等宝物共大小200件。身后左旁置玉藕一只，上有荷叶、荷花等；身之右旁置珊瑚树一枝。其空处，则遍洒珠石等物，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正欲上子盖时，大公主来。复将网珠被掀开，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十八玉罗汉一份，置于后之手旁，方上子盖，至此殓礼已毕。”这里所说的西瓜、甜瓜、桃、李、杏、枣均不是瓜果实物，而是以翡翠、玉石等制作，尤以西瓜制作称绝，瓜为绿玉皮紫玉瓤，中间切开，瓜子为黑色。
至于慈禧地宫宝物的价值，《爱月轩笔记》中也有说明，金丝绵褥制价为8。4万两白银；绣佛串珠薄褥制价2。2万两；翡翠荷叶估值85万两；陀罗经被铺珠820颗，估值16万两；后身串珠袍褂估价120万两；身旁金佛每尊重8两，玉佛每尊重6两，翡翠佛每尊重6两，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各27尊，共108尊，约值62万两；翡翠西瓜2枚，约值220万两，翡翠甜瓜4枚，约值60万两；玉藕约值100万两；红珊瑚树约值53万两；价值最高的是慈禧头上戴的那顶珠冠，上面一颗4两重的大珠系外国人进贡，价值1000万两，总价约1005万两。另外，慈禧身上填有大珠约500粒，小珠约6000粒，估值22。8万两。
乾隆裕陵被盗宝物有乾隆所书用拓印条幅10块。另有金镶镯、红宝石、蓝宝石、碧玺、汉玉环、翡翠、红珊瑚龙头、花珊瑚豆、玛瑙双口鼻烟壶、白玉鼻烟壶等300余件。
历史深处的爆炸：孙殿英东陵盗宝案（4）
东陵宝物今何在？
1928年7月，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挖掘了清东陵慈禧墓和乾隆墓，盗窃了大批金银财宝，但这些财宝中的大部分下落不明。
民间传说，孙殿英将盗掘得来的部分东陵宝藏贿赂给了上司徐源泉，徐源泉便将宝藏埋在了自家公馆的地下秘室中。文革期间，有人在武汉新洲徐公馆附近挖出了不少枪支军备，结果有关徐公馆藏有巨宝的说法不胫而走。
那么东陵的宝物是否真的藏在徐公馆呢？目前这个问题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
徐源泉公馆座落于武汉新洲区仓埠镇南下街，据史料记载，1931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六集团军陆军上将的徐源泉，耗资10万大洋在仓埠镇建成占地面积4230平方米的徐公馆，融中西建筑艺术风格为一体，极其富丽堂皇。据当地老百姓讲，徐公馆是徐源泉为母亲和妻室建造的，他并没有入住，公馆建成后徐派出1至2个连的兵力保护。
公馆外观雄浑壮丽，内里装饰美轮美奂，公馆的地下室有一个秘道，传说宝藏就埋在这条秘道里。
文革期间，曾有人在徐家公馆附近挖花坛，结果挖出了一条深可过人、内有积水的地道。由于地道中不断冒出腾腾的水气，众人怀疑地道下可能有机关和毒气，就没敢下去。
后来，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补查时，许多专家组多次对徐公馆和徐源泉的亲属、街坊进行了仔细的寻访，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搞清徐公馆的埋宝之谜，1994年，新洲文物管理所一位胡姓的人专程探访了徐公馆东厢房下的密室。他仔细地清扫了这间仅几个平方米大空无一物的密室，并细细敲打每一面墙砖，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机关。竟然让他发现，密室墙上没有糊上泥巴，有一面墙的砖还参差不齐，似乎墙是临时砌上去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
后来，为了探明真相，此人又走访了当年徐公馆里的一名女佣。
据女佣回忆说，孙殿英盗东陵，徐源泉是司令，因此发了财，就用这笔钱修建了徐公馆，当时做房用的是武昌城墙上的砖。公馆建成后，国民党曾在徐公馆附近枪毙人，不少人怀疑被枪决的人都是修房的工匠。
而世代居住在新洲区仓埠街的林庚凡老人则提供了又一种说法。林庚凡，是徐源泉姐姐的养子。据他介绍，小的时候曾到过徐公馆玩耍，那时徐公馆富丽堂皇，地道里尽是值钱的宝贝。徐源泉喜欢骑高头大马，还有许多卫兵，徐源泉的妻子当时有一顶凤冠金光灿烂。徐公馆的大门原先朝北，徐源泉认为这寓意败北不吉利，于是改大门为现在的西北方向。他认为，徐公馆的地下可能藏有清东陵财宝。
对于沸沸扬扬的藏宝之说，新洲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东陵宝物藏于徐公馆没有任何证据，关于目前清东陵被盗的部分财宝藏于武汉的消息，来源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言以及某些研究人员的推测。早在60年代，他就听到附近的老人传说徐公馆可能是埋宝的所在地。早些时候，文物部门曾对徐公馆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工作，但未发现有传说中的藏宝地道。
对于徐公馆是否藏有宝物，徐公馆原主人徐源泉的儿子徐钧武也有自己的看法。徐钧武说，他从小所居住的徐公馆建于1931年，只是一幢普通的两层木质建筑。有一个普通的地下室，他的父亲自小离家并未和家人在此居住。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卸甲还乡，一直住在武汉市区。1948年他到广州开会，写信让徐钧武去，徐钧武去了才知道，父亲已决定不回武汉了。1949年，父亲飞往台湾时并未带多少行李。徐钧武推断，“如果说有什么东陵财宝的话，他肯定会要我带过去，或嘱咐我将财宝转移。而我们从未听说有东陵财宝的事，徐公馆藏宝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东陵的宝物没有藏在徐公馆，那么这批东西又会在哪里呢。会不会在孙殿英自己的手里呢？大量事实证明，尽管上交了两箱珠宝，做出一番公事公办毫无徇私的姿态，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证明，孙殿英手中仍有大量的珠宝赃物。据孙殿英身边的参谋长文强回忆，孙殿英曾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乾隆墓中陪葬的珠宝不少，最宝贵的是乾隆颈项上的一串朝珠，上面有108颗珠子，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的，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在天津与雨农（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背上，还嵌有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和何部长（何应钦）了……”孙殿英还说：“慈禧太后墓被崩开后，墓室不及乾隆墓大，但随葬的东西就多得记不清楚了。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宋子文院长，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就是一个圆球，我把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蒋夫人（宋美龄）。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引起了孔祥熙部长夫妇的眼红。接到雨农电话后，我选了两串朝靴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但是，不管那些被盗的珍宝或被用来行贿，或被变卖，或被毁坏，或被走私海外，至今均下落不明。1928年《中央日报》上的一则新闻，让我们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东陵珍宝的悲惨命运：天津海关一次查获古玩珍宝35箱，经查明，此物是北平吉贞宦古玩铺长张月岩托运出口运往法国的……当时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很多。
由于绝大多数珍宝不知去向，经人们的口耳相传，它们都被笼上了神秘色彩。有人估计，1928年东陵被盗走了价值过亿的稀世珍宝。
孙殿英其人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其脸上出过天花，因而也把他叫做孙麻子。1889年正月，孙殿英诞生于河南永城县西扬楼村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其母对他溺爱娇惯，自幼养成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十几岁时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馆，很快成为一个闻名的赌棍。孙殿英凭他的聪明与毅力，练就了一身赌博的绝技，并养成了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就在他22岁那年的一次聚赌中因警察围捕而入狱。在狱中，孙殿英由于受尽凌辱，加上绿林人物焦文典的劝说，决心弃赌从戎，成为他人生旅途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1922年，吴佩孚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孙殿英这个毒贩，孙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不久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以后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驻豫西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搜罗郏县、禹县、临汝县等县土匪和庙会道徒，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孙殿英和其它匪首被憨玉春收编，孙任第五混成旅旅长。后又改投国民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师长。胡匪出身的山东军事督办张宗昌与孙殿英见面后，十分赏识他，就委任其为第五师师长。在张宗昌的羽翼下，孙殿英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立下了显赫战功，张宗昌即将孙殿英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后又扩大编制，以孙为军长。在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更换旗帜，投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军长，打起青天白日的旗帜。
军阀之争：斗鸡台盗宝案（1）
作案时间：1927年到1928年之间
作案地点：陕西宝鸡斗鸡台戴家沟
受害人：周、秦两代的王公贵族
作案人：党玉琨及其军队
作案手段：党玉琨及其手下将附近村镇的农民集聚起来，对古墓进行逐个挖掘。
作案后果：戴家沟周围最少50座古墓被破坏，损失严重。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可查
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总是处心积虑地想发“死人财”。在这些不肖之徒的盘算下，历朝历代颇有声望的王侯将相、达官贵人的陵墓便经常成为被盗掘的对象。而那些生前享尽荣华富贵、死后陪葬品众多的皇帝陵寝，尤其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重点盗掘对象。
民国年间，许多手中握有兵权、独霸一方的大小军阀们，都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整天绞尽脑汁、一心梦想大发“死人财”的军阀，的确为数不少。在这些盗掘帝王陵墓的事件中，最有名的应当算是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了。该案刚一发生，即迅速震惊朝野，轰动中外，引起各方人士的齐声谴责和一致声讨。
东陵盗宝案已被史学家记入史册，但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民国军阀盗墓史上，他并不是惟一人，更不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他东陵盗宝前一年多便已发生过同样是由军阀导演的一起掘墓盗宝案：斗鸡台盗宝案。
引子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
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
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村里人常常挖取卖钱。如某人赌博输了，没钱还债，就在洞内挖取两件，去西安卖了几十元白洋。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你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