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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格忠实地追随希姆莱制订的政治路线，但也同施图尔纳格尔进行合作。他在装备和实力问题上受他领导，但在事务方面，却只听命于希姆莱一人。
奥伯格到达巴黎后，就定居在拉纳大街３２号。他本人的参谋部由两名军官哈根和贝克以及六名军士、两名女速记打字员和三名女电话接线员组成，可谓精干。
他上任伊始，便改组了他领导下的警察署。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不仅可以动用党卫队，而且也可以动用党卫队招募来的法国人去施行镇压措施。他还有权得到那些辅助小组和半军事化小组的支援，以便更有效地制服那些危险的“小组、政党和人物”。
奥伯格把枪杀人质作为最好的镇压手段。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在摩日的蒂伏利胡同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房子里，都传出被拷打的爱国者的惨叫声。
碉堡林立的“罗曼维尔集中营”开始时由国防军管理，到１９４３年６月党卫队接管了它。它被用来收容各种俘虏并成立了一种经常性的人质“后备队”，需要报复时，随时可以从中取人。
这里的俘虏被分成四到五个等级。 第一类被称为有权管理囚犯 的人。他们的人数不超过五十， 是犯人中的上层。他们被看作是反纳 粹的危险分子，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这些人的职业大都是图书管理员、医生、厨师和担任过公职的人员。他们当中不存在人质问题。
第二类是给占领军造成破坏而被捕的人员。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议员第二类。
第三类由政治犯和受到追踪的抵抗战士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组成。
第四类是秘密被捕或被隔离的政治犯。
这四类囚犯住在旧碉堡的阁楼里， 他们每星期可以收到一封信 和几只包裹，甚至每天可以放一会儿风。
最悲惨的第五类人被关在旧碉堡的地下室里。 这些人挤在散发 着霉味的稻草库里，一片漆黑，四周潮湿得直淌水。他们不能洗衣服，不能洗脸。厕所在一个角落里，整个地方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生活上是非人的，精神上还要受到折磨，他们经常被告知迟早要被拉出去枪毙。他们是主要的人质提取处，如果数量不足时，便可用第四类中的人来补充。
枪决人质由国防军下令，但什么人作人质则由盖世太保来决定。枪决人质主要是针对对德国人的袭击和刺杀。枪决人质的数量按整个占领区发生行刺的方式、规模和次数而定。
这种用极端恐怖的手段来制止反抗的做法引起许多法国上层人物的愤怒和反对。维希政府的警察总监布斯凯就是想废除人质法令的人之一。 他不想去更多地镇压“反对德国”的活动，而是想更多地镇压“反对国家”的活动。为废除“人质法令”，他一直在同奥伯格举行谈判，讨论一项共同声明中的决定。这项声明是建立双方警察间关系的基础，划定相互间管辖范围。
可是海德里希的死亡破坏了这些谈判，一切事情都要从头开始。与此同时，那些通敌的政党，尤其是多里欧的法国人民党在报上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并举行抗议集会反对维希政策，谴责他们软弱无能、胆小怕死，并控告布斯凯犯了保护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罪行。党卫队也遥相呼应，也对法国政府大肆攻击。
尽管如此，会谈依旧在进行，并于７月２９日取得了成果，《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草稿出世了。这个条约看上去完全是布斯凯的胜利，它明确地说明了德国警察的职权，并确定了法国警察的完全独立性，尤其是它包括一项至关重要的、可以缓和压力、特别是可以结束拘留人质的条文。条约规定，法国警察永远不把人当作人质，也不会把法国警察逮捕的人交给德国当局，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法国政治犯只能由法国的司法部门审理和判决。只有直接进行暗害活动来反对占领军或占领当局的主犯才可以由德国警察提出要求进行判决。德国人不得把被捕者当作报复的对象或者作为人质加以拘留。
布斯凯对这个条约感到骄傲和自慰，他可以限制德国人为所欲为了。然而，这个从未与大众见面的条约只是废纸一张。奥伯格根本就没把条约当回事，他的原则是，谈可以谈，签也可以签，但可以不按条文规定做。
８月５日，即《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签订后的第七天，三个反法西斯战士在让·波英体育场篱笆后面把两颗手雷扔进正在那里训练的德国士兵群里，致使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盖世太保很快查到了作案者，他们是匈牙利人马因内克、罗马尼亚人科普拉和克拉齐鸟姆。他们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被捕，经德国军事法庭判决后，于１９４３年３月９B被枪决。
然而，在发生事件的第二天，巴黎的报纸向居民发表公告说，有九十三名恐怖分子被证实犯了恐怖行为或者参与了此事，他们已被处决。在公告的落款处，写着奥伯格的名字。也就是说，当作案人还未被处决之前，德军便迫不及待地立刻处决人质。
在８月１１日这一天，从７点钟到１１点钟就有八十八人被枪杀在瓦勒里昂山上，他们是七十个法国人和十八个外国人。他们中间只有九个人参与了暗杀德国军队的行动：三个人曾经企图使一辆乘有度假者的列车颠覆；四个人破坏了一条军用电话线路；一个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德国士兵；最后一个人把一包炸药放在一家舞厅里。其余的五十七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暗杀活动而被当作人质枪决了。
《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事实上已经被奥伯格取消了。这种公然践踏刚刚缔结的条约的行为，叫布斯凯只能叹气。维希政府也许只有从维护“法国独立”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件了。这对其“独立”是个多么大的讽刺。
枪杀人质从未间断过。法国特别旅把逮捕到的许多法国人按时交给盖世太保。发布条约两个月后，奥伯格就下令枪决了一百六十名人质。
法国警察总监作了最大努力，但情况依然如故。
党卫队高级领袖奥伯格把它的警察部门分成两大类，即穿制服的治安警察和保安警察。保安警察由克诺亨负责，他又按柏林总部的模式把保安警察再分成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法国的安全，第二部门主管政治情报以及反间谍工作，并负责监视法国、中立国和梵蒂冈。只有第一部门有权抓人。巴黎行政机关的总部设在塞赛街１１号，它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
第二部门是为法国而特设的，它是巴黎保安警察——保安处的第三局。该局收集所有的法国国内形势的情报。它下设四个处。第四处分四个科。他们的任务分别是：第一科，负责副业和农业；第二科，负责商业和交通；第三科，负责银行和交易所：第四科，负责工业及劳动力。
与此同时，奥伯格还在他福煦大街的官邸里建立起许多新局，每一个局都显示出警察的优势。新成立的政治情报处，由保安处的几个部门组合而成。一个部门监督报纸、文学和艺术、电影院和剧院；一个部门监督天主教和耶稣教会；在敌对国家还设了一个反间谍部门，在中立国有一个情报处。所有这些部门部附属于克诺亨的总局——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
法国人民在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统治下，已完全没有了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密如蛛网的间谍系统的眼睛。
到战争结束时，共有二万九干六百六十名人质被枪杀。被枪杀在里昂的人质是三干六百七十四名，在里摩日是二干八百六十三名，仅巴黎就有一万一干名。占领者的罪行令人发指。
为了向法国贝当政府控制的自由区渗透，一个混合特遣队在南区成立了。它由谍报局、盖世太保和治安警察共二百八十人所组成。所有这些人都是在伪造的法国证件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这二百八十人分布在里昂、马赛和蒙彼利埃的秘密营地。领导这支间谍部队的是测定电台方位的专家德伦巴赫。他是政治警察中的一个老手，罗姆的老朋友。
这次行动取名为“多芬行动”。
德伦巴赫轻易地把全部地下电台网的方位作了测定，致使包括里昂地区在内的二十多个地下电台全部“覆没”。几乎所有的电报员和他们的助手都被逮捕。
令他们头疼的地下电台破获了，但还应该让它们继续工作，这是反间谍专家基费尔的主意。若想让秘密电台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首先遇到的是技术上的问题：译成密码、精确的播送时间、变换信号等等。长期的收发报，两个报务员之间也相互熟悉对方的指法。只要有一点儿不同，对方很快就会察觉不是原先的那个人。所以必须让被捕的报务员继续工作。为了防止报务员搞小动作暗示对方，就要有一种特别巧妙的监督方法。这些问题，基费尔都成功地解决了。他和德伦巴赫等特遣队员降服了这些报务员，并以他们家人的生命相威胁。
这样，一些被破获的发报站还在正常发报，甚至和伦敦的英国谍报部门取得联系。那里的人对报务员的变节毫无察觉，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入收到有关用降落伞投送武器、军需品和货币的多份报告。有大约两干件武器在空投时落入他们手中。那些文件，使他们发现了间谍网，于是在诺曼底、奥尔良、昂热和巴黎，许多盟军的间谍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被捕。
弥补这个损失，需要付出几个月的工夫。最终，英国的谍报机构发现了电台的秘密，但已为时太晚。
布列塔尼电台在拍往伦敦的最后一封电报中说道：“多谢你们的合作，并给我们送来武器。”
英国报务员风趣他回答道：“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这些武器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很快又会有的。”
几星期前，伦敦就发现了这家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便故意继续同他们保通话，目的是迷惑敌人，把新的间谍派往法国。
长期以来，这些德国间谍们披着停战委员会、德国领事馆和红十字会的外衣，暗地里干着整理秘密文件、按寻电台等特遣队的工作。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盖世太保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分局，并在南区军事区的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相继希建立了特遣队。12月初，这些特遣队改为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即改为与北区特遣队相同的局。从而，笼罩全法国的一个多而密的庞大的德国警察体系（保安警察一保安处）网建立起来了。
这个网大体分布如下：
巴黎总局控制整个法国以及隶属于德国地区的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隶属总局的十七个区局是巴黎、昂热、波尔多、马恩河畔的夏龙、第戎、南希、奥尔良、普瓦蒂埃、雷思、鲁昂、圣废坦、利摩日、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因卢兹和维希。这十七个区局拥有四十五个分局、十八个较小的分支机构和三个电台边防委员会，此外还有十八个边防站。总之，巴黎总局下面共有一百一十一个办事处。
此外，还有数不清的辅助机构、雇佣的打手队和形形色色的特工 队和特遣队。这个密如蛛网的间谍群控制着法国的每个角落。他们利用密探和告密者监视着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使法国的抵抗运动陷入低潮。
打击法国南部的秘密电台的“多芬行动”完成后，希姆莱来到巴黎视察。他对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工作非常满意，他的路线和主张得到这两个人很好的贯彻。这一年——１９４３年，对他来说是飞黄腾达的一年。他的职衔越来越多，当上了德国内政部长和巩固德国民族的帝国委员，其次还兼任公共卫生部长。然而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他便决定在法国招新兵，以充实武装党卫队。
在此之前，法国成立了以达尔南为头子的民兵部队，他是奥伯格最器重的一个人，他希望民兵可以起到像德国冲锋队那样的作用。
１９４３年的法国完全被盖世太保束缚住，但是反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居民们在晚上还是关起门来偷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从中了解到许多前线的情况，斗志受到鼓舞。
监狱里关押着四万多人，但外面的人仍组成抵抗小组和游击队，靠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武器同德国人战斗。因此，盖世太保不得不使自己的方法适应新的形势。
奥伯格为了主宰法国，便想争取得到贝当政府、特别是警察的全面合作。为此，他特意去维希拜会贝当。经过事前的精心准备，他带着克诺亨和传令官哈根去了维希市。
贝当在花园饭店接见了奥伯格和他的两名随从。会谈进行了八分钟，并涉及到准备公布的《奥伯格一布斯凯条约》的第二个文本。贝当对这个关系到无数法国人生命的条约细则一无所知，他责问布斯凯为什么这么晚才把这个文件告诉他这个国家元首，而地方长官和警察局长却比他知道得还要早。
他对奥伯格说：“我对法国发生的事也感兴趣。
奥伯格表示完全理解。其实他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一个法国元首不对法国的事感兴趣反而奇怪了。
当他们乘电梯的时候贝当才把话解释得清楚一点儿：“就我而言，我认为，法国最大的敌人乃是共济会会员和共产党。”
接见后，法国方面为他们举行晚宴，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贝当表示愿意进一步合作。
而实际上，奥伯格的这一努力是徒劳的。法国的游击队日益活跃起来，每天都有地方当局通知他某某地方发现了游击队，请求保护。甚至在行政部门和警察中间也建立了积极的抵抗小组。在这个恐饰的年代里，法国警察中的许多人暗中帮助无辜者和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先后有大批警宫被捕。
不久，传来贝当可能被秘密抵抗组织拐骗的情报。据派到国家元首身边的情报员报告说，贝当打算离开政府和维希，某些人士也向他建议过这件事。这个可能性对奥伯格来说非同小可。他采取了严厉的“狐穴作战计划”防护措施，对维希进行彻底搜索，对所有可疑者或撤走或逮捕。接着在城市周围设立防护区，每条街道设立岗哨，检查过往行人。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是和特遣队共同实施的。
这时，走狗达尔南被任命为法国武装党卫队的“名誉”大队长。奥伯格期望他能给法国警察以新的动力。布斯受到了冷落，他们怀疑这位警察总监对德国心怀二志。１２月２９日，勒内·布斯凯退出了国家警察总署。在他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两天以后，善于敲诈勒索、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子达尔南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回他可以得心应手地模仿纳粹体制了。他要按照奥伯格的计划，把民兵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输入到武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达尔南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他的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在活动，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年排挤。如果说布斯凯还有一点法国人的良心的话那么达尔南则是个完全德意志化的极端纳粹分子。他完完全全地站在纳粹主义一边对待自己的同胞，他开始做连德国人也不愿意公开做的事情。
奥伯格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