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希姆莱领导，并构成中央内政部的一个司。
但是保安警察总处由于警察法的限制，不便于发布逮捕令或进行审讯，因此它必须依靠已有的两个警察行政机关，即秘密警察处（ＧＥＳＴＡＰＡ）——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最高中央机构和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它控制着各邦的刑事警察，并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正式取名为中央刑事警察处（ＲＫＰＡ），成为最高中央机机构，全国刑事警察行政上均属于它领导。
海德里希将以上的两个处纳入保安警察总处，只把秘密警察第一处（行政和法律）分了出去，成为中央内政部的机构。保安警察总处下设四个处，它们是：
行政和法律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菩提树下大街７２—７４号中央内政部。
政治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旗队长海德里希·缪勒，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谍报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刑事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阿图尔·奈比，地点设在韦尔德尔市场５—６号中央刑事警察处。
保安警察总处的成立，使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势力纠集起来，它迅速地控制和渗透到国家各个领域，并逐渐变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王国。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德国人民的命运。保安留察的所作所为就是法律。可以说，从保安警察总处这个怪胎降生那天起，德国仅存的那么一点法律就消失殆尽了。
在德国——这座阿道夫·希特勒专制下的莽莽权力丛林中，海德里希的统治是不完整的，他虽然可以发布监护拘留令，但没有掌管集中营。对此，他不能甘心。他多次向主子希姆莱建议把集中营交给他来管理。于是，继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的秘密警察法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条例，它包括由秘密警察负责管理集中营的条例。但希姆莱对这位能干的副手既赏识又心怀戒心，并不肯真正把集中营交给这位保安警察头子。为了防止海德里希的权力膨胀，希姆莱抬出了西奥多·艾克这个达豪集中营的长官。
希姆莱对艾克有过救命之思。当艾克被自己的死敌纳粹党区领袖贝克尔以“对公众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院后，是希姆莱解救了他。从此，他便成了全国领袖的马前卒。艾克是个心狠手辣的纳粹分子，他曾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霍斯宣称：对国家敌人的任何怜悯都是和一个党卫队员称号不相称的。心慈手软的人没资格待在他的队伍里，最好趁早到修道院去。他只能要那些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的人，骷髅标志不是白戴的。希姆莱对此大加赞赏，
这样的心腹是可以信赖的。１９３４年６月末，希姆莱委任这个杀害罗姆的凶手艾克为全部集中营的总头子。从１９３６年起，这个部队号称骷髅队（ＴＶ）。此外，艾克还兼任集中营督察员。
艾克像一面大墙挡住了海德里希扩张权力的道路。他必须找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艾克。１９３７年是囚徒人数最少的一年，已合并的四个（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利希滕堡）集中营中只有一万余名囚徒，而看守的骷髅队员却有四千八百三十三名，几乎是一个人看两个人。看守越多，囚徒所遭受的虐待和杀害越多。消息传出，引起了社会上有良知的人的反对。
这是一个绝妙的反击机会。海德里希这个残暴的、一点也不比艾克逊色的“布拉格屠夫”开始道貌岸然地反对残暴了。
海德里希派人严密监视集中营，在营内设立了政治部，开始干预集中营事务。政治部的成员那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员，他们负责审讯囚徒，记下营里发生的所有事件和保管囚徒档案。秘密警察成了集中营中的国中之国。
艾克对海德里希的插手大为紧张，他写信给希姆莱说：“秘密警察处里谣言四起，说我所领导的党卫队骷髅队将于１９３６年秋改为由党卫队大区总队领导。”他还听到秘密警察处党卫队旗队长贝斯特博士在某地声称：“集中营的情况一片混乱，现在应该把集中营重新交给秘密警察领导了。”
艾克疑虑重重地注视着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的活动。为了不给人以新的口实，他一反常态地下令禁止虐待囚徒。他解释说：“尽管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完全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因为我们犯不着为这些事让中央内政部说我们对付囚徒无能。我们要为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生存权利进行新的搏斗。”他还不厌其烦地提醒部下，要百倍提防自己队伍中的敌人。
这种暂停对囚徒的虐待不过是艾克用来对付海德里希的权宜之计罢了。囚徒们一迈进这座人间地狱，便会听到“别去想你们的老婆、儿女和家庭了！你们将象狗一佯死在这里！”的吼叫。囚徒们的命运决不会因为党徒们的争斗而有丝毫改变。
艾克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希姆荣的本意并不想把集中营交给这位权力过分膨胀的保安处长。他把艾克推到前沿，恰好同海德里希形成势力均衡，消磨他的精力，遏制他的发展。这正是他这位政客的高明之处。
在官察内部，海德里希的权力扩张，也遭到了风纪督察处长达吕格的反对。为了缓和矛盾，笼络人心，海德里希帮助这位警察将军坐到了最高警察系统的第三把交椅上。
达吕格是个软弱的人，他不愿也不敢公开和海德里希这个政敌宣战。他有他的优势－－掌握一支十万人的风纪警察部队，他们不同于党卫队。在他及他的同僚的强烈反对下，海德里希只把十五万人中的三分之一编入党卫队。他们不甘心最终成为保安警察的工具和跑腿。
在纳粹组织林立的德国，种种权力机构的权限和势力范围是相当模糊的。野心家和权欲狂们常常以各种借口来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比如，刑事警察的上层机构虽然和秘密警察合并成了保安营察，但在中下层仍保留原有的行政管理状态，也就是各邦的刑事警察机构在业务上接受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处的指令，这样它们就成了保安警察机构。可另一方面，它们在组织上又属于国家警察行政管理处，领导人是各地警察局长，而这些局长们又归风纪警察总处领导如此说来，刑事警察机构又间接地成了风纪警察机构。
这种机构的混乱和权力的交错加剧了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的矛盾和斗争。海德里希向达吕格提出瓜分警察总局权力的建议，他写信给达吕格说：“警察总局的一分为二意味着彻底实行中央领导权的一分为二。警察总局是你的机关，也是我的机关。”达吕格明白海德里希的权力均分的动机和目的是最终摄取全部权力，因此不予理睬。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征得希姆莱的同意后，海德里希任命了一批保安警察督察员（ＩＤＳ），他们在各防区的任务是迫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中下层也联合起来。这一招对达吕格来说是掘根挖墙角儿。警察局长们的头上竟然有了两个主子，使他们一时无所适从。权衡利弊后，他们大多数投向权势日增的保安处督察员的怀中。
长期以来，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之间相互妒嫉，缺少合作。奈比的刑事警察从海德里希那里得到“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不受公众和法律约束”的权力。秘密警察缪勒则抱怨说：‘这一行（指秘密警察）在公众中很少会引起好感，相反，它会受到公众多方面的直接敌视。”刑事警察则不同：“在公众舆论中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对于如同左右手的两个中央刑事部门的内讧，海德里希是一视同仁的。他重视刑事警察又不得不依赖秘密警察，他要依靠他们来监视八千万国民中每一点可疑的迹象，尽管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海德里希决定开辟第二战线，启用他同样担任一把手的名不见经传的党卫队保安处。促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一个偶发事件。
这件事就是巴伐利亚巨骗案。
帮派头于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荣森是系尼黑的一个前工厂主，他是一个政治上好出风头的人。他曾参与过血洗冲锋队和暗害罗姆的阴谋。罗姆死后，他这个功臣巴望着能得到奖赏和提升，然而他一无所获。他万分恼火，没有比这被白白利用更为可怜的了。他决计报复。
他纠集了一批同他一样“怀才不遇、有功不禄”的党员，建立起一个情报组织，目的是将其成员安插到有利可图的岗位上去。领导人丹蔡森打出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旗号。对此，他非常有把握，德国的任何机关都不会对这个组织发生怀疑，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丹蔡林如愿以偿。许多人都努力靠近这个冒牌的保安处，并为之效力。不长时间内，丹蔡森就有了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延续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员和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情报。在巴伐利亚邦等各个劳动局里，丹蔡森也埋下了耳目。
邦劳动局的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的热心合作者。他打着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老纳粹党员安排工作的旗号，吸引了很多有所求的人围在他的屁股后面转。周围的人对卡伦巴赫的身份毫不怀疑。
直到丹蔡森用攀握的内部材料，向纳粹的高级干部进行讹诈时，秘密警察才发现他们的真面貌。甚至这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是秘密警察搞错了。
这件事对海德里希震动很大。在他自以为如此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系统的眼皮底下，竞发生了这件长达三年、并骗过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讽刺。他看到，单纯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类似的漏洞，现在该是利用党卫队保安处（ＳＤ）的时候了。
“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起初只有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工作人员，它从未有过什么显赫的功绩，希姆莱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连党卫队队员也不知这个保安处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头几年中，保安处就是一个受中央指挥的情报机关。它的成员是一帮精干的青年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党内的反对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鲁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保安处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和约”给他们造成创伤后，他们便产生了“唯有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精神才能恢复旧有的强国地位”的信念。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实则是社会沙文主义，也是最易接受纳粹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他们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对法律条文和国家权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们把重整德国的经济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期望着第三帝国再振雄威。
然而，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国的建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达官显贵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另立山头，互相倾轧成风，国家的权力受到挑战，领袖的尊严受到侵害，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于愤怒和苦闷中，他们听到有保安处这样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国王错误为己任的组织，如同久旱降甘霖，况且这个组织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保安处是希望，是救星。
法学家奥伦道夫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一集体主义思潮，言辞异常激烈，以致被带进秘密警察的审讯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心理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绝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赫恩教授，听说那里有一个经济助理的空缺。奥伦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科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被录用了。
在奥伦道夫之后，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萨克森律师梅尔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贝伦茨博士都相继加入保安处。而后，朋友相互介绍，老师介绍学生，学生介绍老师，上级介绍下级……滚雪球似的相约加入保安处。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保安处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最初发生过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则提出只能安排法学家的意见。这预示着一场冲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独出心裁地将保安处一分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参加，它的目标是将整个保安警察并入党卫队，后者则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城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施伦堡语）
这种抽条的做法，使保安处又从质的方面向纯情报机构迈进了一步。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虚，不必要地人为神秘化。他们或在数字或在字母上及代号上大做文章，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Ｉ＝组织处；ＩＩ＝镇反处，ＩＩＩ＝国外处。各处的下属机构剧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Ｉ１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Ｉ２为组织任务主管科；Ｉ３为“人事任免科，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们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悔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科，教授赖因哈德·赫思傅士领导“生活领域调研”科，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中央“反谍情报”科。
这个情报总部的网络直通保安处七个大区（ＯＡ）的本部。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ＶＡ），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向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的最基层单位。外勤站设站长，他下面又有一至几名情报员，每名情报员又有自己的眼线。情报员的条件似是而非，凡“具备必要的常识、且能逻辑地和客观地思考”的人都可以成为情报员。在这支情报员大军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艺术家、医生、教师、商人等等，成分相当庞杂。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员和党卫队队员。一句话，保安处利用了一切愿意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甚至连政敌也不排除在外。
情报员象原于核爆裂一样，散布在德国的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里，各种情报，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像潮水般涌来。德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所有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收入保安处的耳目。
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到１９３７年时，它已拥有三干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和一支不暴露身份的情报员大军。如果某一位公民说了一句或几句被认为是危害帝国的话，而被突然抓走，那么他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