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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罪大恶极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不知道怎么对研究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发生了兴趣。他在１９４１年写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说：
我们搜集了大量的各个民族和种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的治疗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现在我们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把这些犹大人弄死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送来。
希尔特博士的请求，得到希姆莱的支持，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希尔特得到了充足的供应，供应者就是外号叫“纳粹蓝胡子”的纳粹分子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西佛斯于１９４３年６月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七十九名犹大男子、三十名犹太女子、四名亚洲人和两名波兰人，总共一百一十五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作特别处理。
党卫队老牌凶手，曾以”贝尔森野兽“而威震一时的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尔承担了这项处决任务。他反复做了几次，直到把这些囚犯都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了希尔特教授。后来，希尔特教授又收到了标有“军事物品”字祥的两批囚犯的尸体，共五十六具男尸。但是在希尔特教授做完这些囚犯的尸体模型之后，因为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教授的科学研究没有最后完成。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没有销毁的几具尸体。
最为惨绝人寰的当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搜集人皮的事件。专门为这个残忍的目的而处死囚犯从而剥下人皮的做法，不能用“科学研究”作借口。这些人皮是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的，它们具有极高的装饰价值。因此有人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了几只人皮灯罩。这个掌握布痕瓦尔德囚犯们的生杀大权、被囚犯们称为“布痕瓦尔德媳妇”的科赫夫人最喜欢纹身的人皮。因此
……所有纹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将其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处理。成品送给科赫夫人，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饰品。
据说，科赫夫人最为喜爱的一片人皮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
在达豪集中营，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说：
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是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就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
勃拉哈博士提到的这个腊彻尔博士是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人，他所进行的高空试验及冷冻试验可说是对囚犯的残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做高空实验时，腊彻尔博士亲自观察研究，亲自解剖，他用二百多名囚犯进行这种试验后，才结束了这项工作。而他所创造的囚犯惨死时的情况更令人咋舌：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缺氧时的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试验进行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五分钟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者失去了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三十分钟，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这些试验总是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实验是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他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极限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的办法。他选用两种冻死人的办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手下担任护士，他作为外行人对腊彻尔博士的冰冻试验作了描述：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扒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整整呆了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的情况最多只能呆上六十分钟就失去知党。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回答说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话翻译给腊彻尔听。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音年马上想给这两位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腊彻尔所做的冷冻试验，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荒诞。在腊彻尔的试验中共有三百多人被用来进行约四百次“冷冻”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有的发了疯，有极少数人因担心泄露试验内容而被杀死。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这些医学试验对人的迫害证据确凿，对囚犯所犯下的罪行万恶不赦，但有很多凶手，像想使干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波科尔尼却被宣判无罪。而更令人愤愤不平的是，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德国科学会议上听腊彻尔宣讲《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的论文时，在场所有的人，包括医学界员著名的九十五名德国科学家，在毫无疑问地知道腊彻尔杀害了许多人的情况下，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过任何抗议。难怪乎人们在纽伦堡审判结束时议论：整个德国医学界在新铁序运作期间都像人皮事件的刽子手那样疯了，而纽伦堡的审讯判决官们也疯了。
第六节 抵抗和暴动
集中营里的抵抗运动 比克瑙特别小队的暴动
残配的折磨和压迫，必定遇到强烈的报复和反抗。即使在戒备森严的奥斯威辛的囚犯，特别是战俘，而尤其是俄国战俘，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反抗和逃跑。在集中营中，犯人们组成政治活动小组，给集中营内的囚犯提供医药、食物和衣服。在当时恐怖的统治下，这样做是极其艰难且危险的，但这些人仍然于方百计与纳粹分子周旋，从毒气室里救出许多人，瞅准机会帮助可能逃跑出去的人逃跑。
在１９４３年以前，比克瑙还不存在建立地下组织的条件，有觉悟和思想进步的犯人太少。集中营周围地区的居民总是出卖试图逃跑的犯人，这又给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在集中营里，很长一个时期，笼骂着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氛，这种气氛使犯人们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受到摧残。任何抵抗的想法都会被对叛变的恐惧、而主要是为大批犯人麻木不仁的俯首听命所断送。
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胜利后开始的，这一胜利使人们对于有可能获得自由产生了一线希望。于是，各种抵抗小组建立起来了，加强了各营之间的联系，逃跑更加频繁了。
地处僻静角落里的钳工房成了抵抗运动各小组代表们活动的场所。表面上，犯人们要在比克瑙的各个营干种种钳工话，这些人干活总是快得使党卫队分子感到惊讶。但是，他们谁也想不出，犯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材料。很快这些人就成了营中不可缺少的人，于是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工作队。这个队的成员生活得要比其他的犯人好一些，而主要的是能够在比克瑙地区内自由来往。
因此，抵抗运动小组得以从毒气室救出了许多同志。他们把药品送给医院的人员，来治疗其他犯人。他们还和女营保持密切的联系，传递犯人们的信件和各种物品。
抵抗运动在女营中组织得更好。但是，那里所取得的成绩却没有能超出男营中地下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生活在紧张状态之中，并时刻担心党卫队分子这些职业罪犯和叛变者会突然发现这些秘密。
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间，抵抗运动小组的活动有好几次超出了本营的范围，想方设法帮助了捷克家庭营中的人们。
从１９４４年３月起，抵抗运动小组加强了逃跑的准备工作，并且许多次逃跑都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在集中营周围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员、在营区企业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一些雇佣人员建立了联系。
苏联战俘们从展览用的飞机上搞来了武器，他们还从那里把收音机带进了集中营。
１９４４年秋天，犯人们加强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由奥斯威辛１号营的抵抗运动中心领导，但起义并没有举行。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奥斯威辛集中营一片混乱，射击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撕破了秋日的宁静。一件新闻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了全营：特别小队的犯人们手执武器造反了，正在和党卫队分子战斗！
犯人们反对党卫队分子的武装行动在１０月７日前就开始准备了，特别小队的犯人中的主要政治组织者是集中营的监工、立陶宛人卡明斯基。卡明斯基获得党卫队分子的信任后，利用方便的条件到其他营去，并和秘密政治组织的成员建立了联系。
卡明斯基在１号焚尸场内藏了三十颗手榴弹。在卡明斯基的小队里，除了波兰犯人，还有二十五名苏联战俘。
但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卡明斯基被杀害了，愤怒的犯人们聚集在卡明斯基的遗体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７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抵抗组织得知，在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４日可怕的屠杀之后活下来的特别小队的队员们要在最近几天被消灭掉。抵抗组织马上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特别小队中的抵抗小组成员，他们迅速挖出了藏匿的武器，在打死威胁他们的集中营监工后，解除了党卫队分子的武装。一部分暴动人员放火烧了４号焚尸场，占据了焚尸场后小树林中的防御阵地。枪声、爆炸声和汽笛的吼叫声把集中营的全部驻军，计三干名装备良好的党卫队队员都动员了起来，将焚尸场团团围住，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被暴动人员所占领的小树林。党卫队封锁了沿着通电铁丝网的小道，特别小队根本没有可能从焚尸场和集中营逃跑出去。只有一组暴动人员杀死了六名党卫队分子，向维斯拉河方向逃跑了。党卫队分子在离比克瑙十公里的赖斯科地区追上了他们。逃跑者在一座棚子里进行自卫。但是，纳粹分子放火烧棚子，并开枪打死了所有的犯人。
在这场争自由的英勇斗争中，有二百名犯人在战斗中牺牲，他们中有暴动的组织者格朗多夫斯基。在集中营地区抓到的暴动人员被枪杀在４号焚尸场的院子里和２号焚尸场的周围，只有几个人得以隐藏了起来。
焚尸场的暴动是奥斯威辛的犯人们唯一的一次武装行动，它有很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意义。暴动极大地提高了犯人们的觉悟和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以及战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向党卫队分子表明，即使人数不多的犯人也能进行反对大批党卫队分于的英勇战斗。
第四章 谈虎色变的影子部队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
他给人以慈眉善目、谦谦君子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一个时而大发脾气、时而哭哭啼啼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就是盖世大保之父——赫尔曼·戈林。
盖世太保（ＧＥＳＴＡＰＯ），这四个字使盟国乃至整个欧洲颤抖了整整十二年。在它的统治下，千百万人受尽了他们及其同伙党卫队的摧残而命丧黄泉，使欧洲大地血流成河，白骨累累。
但是，哪一个人——受害者、耳闻目睹者及后人，能完整地描绘出这个可怕的令人憎恶的东西呢？是哪个庞然大物锻造了纳粹机器的这根轴呢？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在兴登堡大元帅的办公室里。希特勒获得德国内阁总理的任命书。在一系列的人事任命中，国会议长戈林作为“不管部”部长隶属于内阁，同时兼管空军和普鲁士内政部事务。
赫尔昼·戈林并非面目狰狞，他那宽阔的脸膛和蔼可亲。他举止大方，待人随和，讨人喜欢。然而，人不可貌相，他的心里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杀人和恐怖勾当。
希特勒担任帝国总理后，黑色恐怖便笼罩着全德国。扰衅性的巷战暴动造成血流成河，尸横遍地。纳粹突击队员通宵达旦地肆意抓人，然后随意用手枪、绳索和棍棒将他们杀死。
戈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掌握警察的领导权。他对警察事务早有浓厚的兴趣。他从他的朋友、柏林警察局第一厅的官员鲁道夫·狄尔斯那里熟知了政治警察 的日常业务。
２月２日，戈林以普通内政部长的身份，接管了普鲁士警察局的领导权，并对它进行了大清洗，将一干四百多名异己分子清除出警察局，断然开除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官员，转而由可靠的纳粹分子所取代。成百个警官、监察员和穿制服的警官、三分之二的骨干分子不得不让位于冲锋队和党卫队员。盖世太保从此在纳团体中崛起。
２月９日，戈林的警察机器加速运转。他们对全国的共产党人聚会场所和党的领袖住宅进行搜查，并通过新闻媒介大造其谣，说是发现了武器、弹药和文件，造成共产党淮备叛乱的假象，以蒙骗德园公众。柏林的街道上，带着纳粹袖章的三万名“辅助警察”，在巡逻、执勤。他们每天可领到三马克的补贴，这笔钱，在战败后经济萧条、大批人失业的境况下，是个不小的收入。
戈林是暴力的疯狂鼓吹者，他命令警官“在紧急情况下立即开枪。每个警察都必须要有这种思想，即不采取行动要比在执行命令中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
他还在指示中说道：
……现在从警察枪管中发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我的子弹。如果有人说这是谋杀，那么，我就是在进行这种谋杀。这一切都是我的命令，我抵偿一切，我承担贵任，我无所畏惧。
他在３月３日的演讲中说：
“我这里不行使什么公道，要的是消灭和根除，别的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要在这场生死搏斗中痛击你们（指共产党人），我要同我手下的褐衣队员一起进行这场斗争！
这些话无疑是屠杀的动员令，警察不再受法律的约束，司法不再起作用，德国已完全纳粹化了。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就把警察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