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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为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沿海的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当时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倭寇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防卫倭寇，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压制蒙古骑兵。
朱棣时期，为改变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规模宏大的战略行动，它是有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了许多贸易活动。
第一种是朝贡贸易，这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组织的，其活动在郑和远航后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贸易形式。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居民广泛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显示了中华民族自信、大度的广阔胸怀。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领的船队首先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迦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土著人就告诉他们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在远航过程中，郑和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其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在当时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郑和出使时有意识地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谟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作为中国远航第一人，郑和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仍足为世人楷模。梁启超先生在他所著的《郑和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及观郑和，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略》中说：“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人犹有怀想当年三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然今之中国人借科学之知识，而造一艘三千吨之船则以为难能，其视郑和之成绩何如。”
周恩来说：“我国明代的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郑和曾访问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家，为中非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
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中国被侵略了……如果从明中叶算起，有三百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接着，他从明朝引申到现在，警醒国人：“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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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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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20世纪到马来西亚访问，他特地到了马六甲的三宝洞，在那里十分动情地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其中五次驻扎马六甲，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构筑了中国通向东南亚的‘丝绸之路’，中马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一直延续至今。”“就古代而言，中国对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和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说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致力于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李约瑟说：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在书中写道：在我的考证中，郑和的航海根本带着和平的欲望，并非一些史籍中所说是“耀兵异邦”。郑和在近30年的七次出海航行中，除了几次针对海盗的防卫作战外，没有证据显示，船队对沿途居民实施主动进攻，更无史料显示，郑和的船队意图征服异邦。这与以后西方的航海家征服性、侵略性的远征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郑和是一个出色的航海家、外交家、世界贸易家，是和平文化的象征。
爱国宦官
寇连材（1868～1896年），昌平县南七家村人，晚清太监，因忧国忧民，冒死向慈禧太后上“条陈”，最后舍身取义。
寇连材1868年生于河北昌平县南七家庄，15岁时与邻村的张氏女结婚，得两男一女，添丁进口，但家境十分贫困。寇连材23岁那年，其父因与财主打官司失败，含恨死去。为父报仇，他毅然辞别家人来到北京，结果走投无路，后经人介绍，拜一太监为师。
25岁时寇连材正式入宫为宦，管事太监见他眉清目秀、谈吐文雅，将他派在西太后的梳头房当小太监，成为梳头房太监，深得慈禧的欢心，后又被调到奏事处当差。每年有两三千两银子的收入，待遇十分优厚。因他聪明伶俐，能写会算，能说会道，西太后甚是喜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西太后觉得寇连材办事机警，诚实守信，就派他到奏事处随侍光绪皇帝，名为侍候皇帝，实际上是让他暗中监视皇帝，刺探消息，把皇帝的一些异常举动随时反馈给慈禧。
寇连材初到奏事处，光绪皇帝对他深怀戒心，处处提防。后来接触多了，深明大义、忧国忧民的寇连材将慈禧派他来监视皇帝的目的告诉了光绪皇帝，光绪对他的猜疑渐消。闲暇时与光绪谈古论今或探讨时局，光绪发现寇连材年纪虽轻但博闻广识，而且有胆有识，对变法维新运动亦深表赞赏。经过几次不同方式的试探、考验，寇连材最终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从此承担起了光绪与维新派之间穿针引线、传书递简的特殊使命。日久天长，光绪宵衣旰食、勤政为民的身影和忧国忧民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寇连材。他对光绪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决心协助皇帝进行变法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人上书都察院，要求变法图强，遭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激烈反对。正当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人士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却紧锣密鼓指使手下心腹散布流言飞语，诬蔑光绪皇帝有损帝德，欲废黜光绪，另立新帝以便继续把持朝政。
慈禧欲废光绪帝，依靠手中掌握的军政大权，开始逐步实现其阴谋。首先杖责光绪宠妃珍妃，接着下令封禁北京维新派阵地强学会，随后又暗中指使一些顽固守旧的官员不断上奏诋毁维新运动。此时，维新变法运动在慈禧等顽固派的进攻下，日趋艰难，而西方列强在甲午之战后看清了清政府外强中干的本性，正酝酿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内忧外患，寇连材整日愁眉不展，心急如焚，内心计划再向慈禧劝谏。在此之前，为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他曾屡次劝谏过，虽遭慈禧呵斥然并未获罪。这次寇连材思谋良久，决心以死进谏。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1896年3月23日）清晨，慈禧太后刚刚起床，寇连材就跪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地谏到：“老佛爷，眼下国家危难，几乎不可收拾。您不为祖宗的江山社稷着想，也应该为自己生前身后的名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想想，不要难为皇上，让他施展抱负，早日富国强兵。”慈禧刚刚起床就遇到哭谏，立即火冒三丈，将他臭骂一通，轰出房去。
寇连材见哭谏未能见效，决心上书冒死一谏。他请了几天假，回到家里与亲人诀别，并将他在宫中记下的日记交给弟弟，嘱其好好保存。回到宫里，他又将自己平时所有的积蓄都分给了小太监们，关好房门，挥笔疾书。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1896年3月28日），寇连材将自己的谏书呈给慈禧。谏书共列谏议十条，都是当时志士仁人敢怒不敢言的敏感问题。这十条主要内容是：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请勿修圆明园幽禁皇上；皇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同治帝无后嗣，要归咎于太后；太后不顾当时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削弱了清廷的海军力量而招徕“倭衅”；太后不宜住在颐和园寻欢作乐；光绪帝不该被迫去玩牌赌博和吸鸦片，以免中太后所设圈套而被废除；应赎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宁可赔款，不可割地；不宜听直隶总督李鸿章和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的话，以免上当受骗；应召还监察御史安维峻，不宜去掉忠直之臣而专用阿谀奉承的人。慈禧太后一看谏书，顿时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大胆的奴才，你干预朝政，可知道祖宗的家法？”寇连材坦然回答：“知道。”西太后咬牙切齿地说：“内监言国事，按律当斩！”寇连材朗声对道：“国势危急，千丝万缕，迫在眉睫，愿舍身取义，冒死一谏，不然，就难以收拾了。”西太后看看谏书，又看看寇连材，忽然语气温和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你如实说出受何人指使，我饶你不死！”寇连材斩钉截铁地说：“未受任何人指使，全是我一人所为。”西太后立即问道：“好！既然是你一人所为，你可能背出来吗？”寇连材立刻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一遍谏书。西太后才释去满腹狐疑，下令将寇连材关在内务府慎刑司，听候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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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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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慈禧召见内务大臣、工部尚书怀塔布，下谕旨将寇连材由内务府交刑部立即正法。怀塔布急忙为寇连材求情，权阉李莲英在一旁说：“寇连材私通宫外，泄露内宫的事，理应处斩。”慈禧点头称是，怀塔布无可奈何，只好照办。
这天中午，寇连材临刑时，大义凛然、神色非常镇静。他整了整衣冠和襟领，朝宫殿拜了九拜，又遥向父母叩了头，说：“如此足以千古了。”然后从容就义。刑场上旁观者人山人海，群众都为寇连材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感动而唏嘘不已。
寇连材就义后，光绪皇帝痛哭流涕，数日不思饮食。晚清变法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中，称赞寇连材为“义烈宦官”，并为其立传，附在“戊戌六君子”传之后。寇连材深处宫闱，位高禄优，能为国家大计置个人荣辱富贵于不顾而舍生取义，“义烈”二字确实当之无愧。后人为纪念这位清宫史上绝无仅有的太监，纷纷集资在京西百花山上营造寇连材公祠。每逢寇连材的忌辰，人们都要前去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