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的专权与熹宗疏于朝政密切相关。明熹宗生性好动，喜好骑马、泛舟、演练。魏忠贤投其所好，从各地挑选了大批上好的马匹供皇帝骑乘，把偌大一个皇宫变成了跑马场。魏忠贤还时常奏请圣驾到北海泛舟，由他与客氏亲自充当船夫。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早晚操练，皇帝如同将军指挥宦官、宫女习武，忙得不亦乐乎。明熹宗还擅长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经常在宫中亲自动手操作这类工作。秉性狡黠的魏忠贤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请示奏表，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这便给魏忠贤提供了干预朝政良机。在皇帝的放纵下，窃夺大权的魏忠贤逐渐飞扬跋扈起来，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官绅士人则须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九千岁。
熹宗执政初期，朝中一部分正直大臣联合在野的士大夫组成了东林党人，在朝廷与社会中都有很高的地位，诸如叶向高、杨琏、左光斗等朝廷的重臣就是其代表人物。东林党人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他们反对矿监、税监对地方的残酷掠夺，主张广开言路，实行改良。魏忠贤为了操纵政局，首先就是清除东林党人这个障碍。他最初指使亲信制造了汪文言案，并借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时任御史的东林党人杨琏上奏，疏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二十四条大罪，其书奏言出有据、条理清晰，读来大快人心。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贤迷惑，不仅未谴责魏忠贤，反而喝斥杨琏捕风捉影，大胆妄言。
皇帝的纵容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他先迫三朝元老叶向高离朝。接着，杨琏、左光斗及给事中魏大中等都先后被捕入狱，惨遭酷刑而死。魏忠贤的爪牙们炮制出了《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把反对者都列入东林党人的名单，肆意逮捕迫害，贬官在外或罢官在家的东林党人同样难逃魔掌，东林党人在魏忠贤擅权时受到沉重打击。
魏忠贤权倾朝野，一时无赖投机之人纷纷投其门下，争当其干儿义孙。礼部尚书顾秉谦，年龄远长于魏忠贤，带着儿子叩见魏忠贤，连称自己的胡子花白，无缘成为魏忠贤之义子，平生引以为憾，但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可以让他的儿子拜在魏忠贤门下。
围绕在魏忠贤周围的无耻之徒，为讨好魏忠贤，别出心裁为其立生祠、塑雕像。浙江巡抚潘汝桢在杭州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其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各地督抚大吏，甚至一般商人、无赖都纷起效尤，还请熹宗为他们所立的魏忠贤生祠赐名。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泥胎五拜三稽首，口呼九千岁，大江南北，一片乌烟瘴气。
魏忠贤还贪天之功为己功。当时后金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辽东经略使袁崇焕率军取得了宁远大捷后，魏忠贤与满朝文武虚报战况而得以加官晋爵。
公元1627年，碌碌无为的明熹宗因长期纵情声色而死去，年仅23岁。魏忠贤深知熹宗对自己的重要性，他曾想尽各种方法救皇帝的命，但终归无济于事。信王朱由俭即位，即明崇祯帝。崇祯早就不满于魏忠贤、客氏的专权，因而上台后便伺机除掉这两个奸邪之人。御史、谏官们也一哄而上，上书谴责魏忠贤的罪恶行径。崇祯帝顺水推舟，首先把魏忠贤贬谪到凤阳，随之下诏赐死。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便在旅舍内畏罪上吊自杀。崇祯帝下令将其碎尸万段。与其一同作威作福的客氏先被赶到浣衣局服役，后被乱棒打死。魏忠贤与客氏的亲族也大多被杀，依附他们的无耻之徒大多被逐出朝廷。
垂帘听政帮凶
1644年，清军入关，随着清廷对全国统治的开始，宦官制度随之建立起来。康、雍、乾三朝，汲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
鸦片战争后，清廷在内外危机四伏的同时亦出现了母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在慈禧擅权的近半个世纪中，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之类的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进一步加深了晚清的混乱政局。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晋升为“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达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奕䜣。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逐回京师，与恭亲王互通音讯。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八个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安德海由此深得慈禧宠幸，在宫中的权势日渐膨胀。时常自恃有慈禧的宠爱，连同治也不放在眼里，这让同治心怀愤恨，欲暗中寻找机会除掉安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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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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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替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慈禧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德州。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绝好时机。山东巡抚丁宝桢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丁宝桢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由，迅速处死了安德海。
李莲英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入宫，做了一名太监。李莲英非常善于把握出人头地的机会，为了讨好咸丰帝最宠爱的妃子懿贵妃，他专门到妓院学习妓女们多变的发式，为懿贵妃梳最时兴的发式，从而讨得了懿贵妃的欢心，成了梳头房的小头目。
咸丰帝晚年，对户部尚书肃顺极其信赖。有一次，咸丰帝与肃顺谈起权力欲极强的懿贵妃有可能在自己死后专权用事，两人计议应当早除去懿贵妃。这样机密的谈话被李莲英听到了，他连夜从皇宫中的狗洞子里爬出去，到懿贵妃的妹夫醇亲王家报信，从此懿贵妃把李莲英视为心腹。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李莲英是直接回北京与恭亲王进行接洽并把西太后的密诏交给恭亲王之人。消灭肃顺等政敌后，西太后开始了垂帘听政，李莲英也随之发达起来。
李莲英非常善于揣摩西太后的心思，挖空心思地投其所好。西太后也习惯于听从李莲英安排起居，甚至包括对声色的喜好。如李莲英在宫中设置暗房，让年少守寡的西太后享乐。安德海被杀后，慈禧立即把内廷大总管职务转赐李莲英，并打破了清制宦官最高不过五品官职的限制，亲赐李莲英二品顶戴，其受宠程度可以想见。
李莲英为讨好西太后，经常厚颜无耻地做出许多可笑的行径。慈禧六十大寿时，李莲英费尽心机地训练好了十余笼鸟，在放生时再飞回笼中，说皇太后的浩荡皇恩感动得鸟儿都不忍离开。他还把一百桶鲤鱼早饿了三天，然后把食物放在湖边石阶下。当这些鱼被放回湖里时，鱼儿赶紧觅食，整齐地排在湖边。李莲英称这是鱼儿感念太后的恩德，不想游走。心花怒放的西太后当场把脖子上的大明珠赏赐给李莲英。
不仅如此，李莲英还帮助慈禧除掉了专权的潜在劲敌。东太后慈安为人宽厚、威信颇高。咸丰帝曾给其一道密旨：一旦西太后恃子不法，就用家法对她进行处治。李莲英探得这个秘密后，向西太后献出了“割肉疗亲”的计谋。当慈安太后生病时，西太后把用上好的千年老参和其他补药做成的所谓“人参臂肉汤”献给慈安太后，并用白布包着臂膀。善良的东太后被感动，当场把咸丰的密旨烧掉。有恃无恐的慈禧遂与李莲英密谋，在东太后饭中下毒，毒死了东太后。
软弱的同治皇帝病危时，曾希望立一个年龄稍大的皇帝，防止其重蹈自己覆辙。但是，嗜权如命的慈禧撕毁了同治皇帝的遗诏，立其妹夫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光绪帝，开始了自己新一轮的垂帘听政。对于光绪帝的傀儡地位，李莲英是深知的。他依仗着西太后的宠信，对光绪帝也不放在眼里。
凭借着慈禧这张保护伞，李莲英也多行不法之事。许多朝臣为了升官晋爵都重金贿赂李莲英。各省官员进奉西太后的贡品一般都给李莲英预留一份，否则官位难保。1890年，醇亲王受西太后委托视察北洋舰队时，李莲英堂而皇之与醇亲王平起平坐，严重违背了清朝太监不得干政、出京的祖制。晚清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同样不得不对李莲英礼遇有加。
李莲英不可一世的日子结束于慈禧的病逝。光绪三十四（1908年）年，年轻的光绪帝与控制晚清政权近五十年的西太后前后去世。李莲英立即被解除大总管的职务，离开了皇宫，几年后，无声无息地死于家中。
张兰德人称小德张。他是因向往大太监的富贵生活而在光绪年间自宫为宦的。小德张初入宫时，在茶房供事。因其长相俊秀，加入了专门为慈禧和其他嫔妃演戏的南府戏班的行列。为了讨西太后欢心，小德张遍寻京城戏剧名角，最终练得一身本领而受到慈禧宠信。
与其他大太监不同，小德张对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慈禧囚禁的光绪帝十分同情。小德张负责每日三餐给光绪送饭，慈禧经常把一些粗劣饭菜分配给光绪。小德张在送饭途中，时常设法调换一些适合光绪口味的饭菜，处境可怜的光绪帝把小德张视为心腹。
1908年，光绪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光绪的皇后隆裕升为皇太后，亦取得了垂帘听政的地位。但隆裕太后与西太后相比，玩弄权术能力相差甚远，不得不借助于小德张。当时一些太妃曾联合排挤隆裕，企图夺取其垂帘的大权，小德张与隆裕太后一道，拉拢内务府大臣结党营私，终于巩固了隆裕太后的地位，小德张也借此爬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管的宝座。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利用隆裕太后的支持，小德张把心腹安插在宫中各要害职位上，在宫中牢牢树立了自己的位置，并时常以昔日的李莲英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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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宦之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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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在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过程中，袁世凯秘密联络小德张，许以巨额金钱，借他之口向隆裕太后施以威胁利诱，劝隆裕太后与宣统以退位的方式来保证自身一生的平安与富贵。在小德张的如簧之舌下，以隆裕太后为主的清廷在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仍然居住在皇宫中，小德张的地位也暂时维持住了。隆裕太后1913年去世，小德张在宫中的靠山不复存在，便利用多年来搜刮的财富在天津过起了富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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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英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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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之父
蔡伦（约公元6～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今湖南耒阳）。汉明帝永平（58～75年）末入宫为宦，章帝建初（76～83年）中为小黄门，和帝（89～105年）为中常待，安帝时（114年）封为龙亭侯，逝后葬于自己的封地龙亭（今陕西汉中洋县龙亭镇）。
在蔡伦之前，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写在龟甲和动物骨头上的，是为商周时代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文字记载在竹片木头上，称为木牍、竹简。差不多在同一时代，还把文字记载在帛绢上，是为帛书，但因成本昂贵而无法推广。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年，终于出现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成的麻类植物纤维纸。东汉定都洛阳后，西汉麻纸得以继续发展。
公元102年，和帝皇后邓绥下令郡国进献纸墨。当是时蔡伦出任尚方令负责御用器物的制造，能够随时随地接触到各地进贡纸张，为其改进造纸术提供了物质条件。不仅如此，蔡伦在掌管宫内文书档案过程中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他决心造出比西汉更好的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采用了多种植物原料，解决了造纸原料来源不足的问题。破麻布、麻头和破鱼网等废弃物资，既增加了原料来源，又降低了成本，使纸张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多种原料的利用，对工艺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造纸技术的改革。根据史书中的零星记载，约略得知造纸过程，大概是经过灰渍、蒸煮、漂白几个阶段，先把原料洗涤后切断，经浸渍沤制，其间很可能已经采用加入石灰浆升温促烂和蒸煮等工序，再用力反复舂捣，分离出纤维，制成纸浆，然后用细帘子捞取纸浆，漏去水分、晾干，揭下来压平研光，一张新纸诞生了。这种纸，较之先前麻纸，更具柔韧性，耐折耐磨。
自蔡伦后，造纸从此成为独立的行业。
古代缫丝时，上等蚕茧用来抽丝，次茧用来制作丝绵。制作丝绵时，须用竹棍敲打浮在水面的竹篾席上的蚕茧。漂絮完毕，有一些残絮遗留在篾席上，形成一层薄膜，晾干后就成为一张薄薄的丝绵纸。这种纸是动物纤维的丝绵纸，是制作丝绵的副产品。
制麻的时候需要长时间沤。在水中浸泡，捶打麻，也会有一些麻缕残留在席子上，干燥后就成了麻质植物纤维的纸。
上述两种方式，就是早期纸张的制作工艺，其成本过高，难以推广。而新原料的开辟和新技术的采用，使得造纸从纺织业中独立出来，这是造纸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东汉以后，纸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蔡伦的另一造纸术贡献是皮纸制造工艺的探索和推广。皮纸是用树皮纤维制成的，其技术难度比麻纸更大。史料载“造意用树肤以为纸”的人，很有可能是蔡伦本人或其下属。他长期主管御用器具的制造，有条件会聚各种经验，博采众长，并组织推广造纸技术研究和造纸术。用树皮做造纸原料，是比麻纸工艺改进更重大的创造发明，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途径。
麻纸和皮纸是汉代以后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华文明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繁衍、传播。造纸术的改进，使得人类梦寐的价廉质优书写材料终于诞生并迅速成长成熟，简牍和缣帛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公元3～4世纪，纸已基本取代了落后的简帛而成了我国主要的书写材料。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献纸于汉和帝，由于质量提高，得到和帝重视，受到和帝赞誉，并下令在全国推广使用。纸张的应用得以推广，逐渐代替了简帛。后人将蔡伦改进制造的纸称为“蔡侯纸”。
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邓太后鉴于内廷所收藏的经传传抄多有错误，下诏命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等人在东观校订经传，并令蔡伦监典此事。东观是洛阳宫内藏书及著述的地方。这批学者校订经书，是为了向全国提供经书的标准范本。校订完成后将所抄副本颁发给各个地方官，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得力的工具，进一步有利地促进了新式纸张的推广、传播、普及。
东汉在造纸史上的最大意义就